电影剧照
    
    惠英红和陈家乐在《幸运是我》首映式上
    采访惠英红是在她的新片《幸运是我》的发布会后，听到粉丝们一直夸她年轻，56岁的惠英红开心得不行：“我一直都是少女啊。”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满面春风的“少女”，竟能把电影里那个一头灰发、寂寞焦躁的孤独老人演得入木三分。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她演的就是她的妈妈，甚至是自己的人生。
    听“红姐”讲她的人生故事，已经远远超过了一部传奇电影的容量。童年时要过饭、当过舞女，却在20出头就拿下第一届金像奖影后，人到中年陷入事业低谷、一度抑郁到自杀，而后战胜心魔勇敢复出，时隔28年再度捧起金像奖杯……难怪她会说，自己的一辈子，活出了别人的两辈子甚至三辈子，而这些生活中的起起伏伏，不仅从来没有把这位“侠女”打倒，反而化作滋养其演技的沃土。“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大约说的就是惠英红吧。
    小时候靠“要饭”求活
    从舞女走上打女路
    祖籍山东的惠英红出身大户人家，8个兄弟姐妹中她排行第5。迁居到香港后，父亲被骗光钱财一贫如洗，全家人只能蜗居在贫民窟，靠酒楼施舍的残羹冷炙勉强为生。为了生存，哥哥姐姐被送去学戏，只有3岁的惠英红和妹妹一起跟着母亲在湾仔红灯区乞讨为生，顺便向水兵们兜售口香糖赚一点钱。
    这样的童年，恐怕任何人都是不愿意去回忆的。但惠英红却说，要饭的那十年是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环境是很凄惨，睡大街、没学上，每天在街头跑十几个小时，但是我命好，所有人都疼我。”她说，虽然接触到的都是社会底层人，但他们对小孩子特别好，“水兵们会给我们买汉堡、炸鱼薯条，连喝水都只喝汽水。”
    严酷的环境也锻炼了惠英红的“演技”。她学会了装可爱讨人欢心，懂得分辨什么人会买自己的东西。但到了13岁时，惠英红开始意识到，在街上抛头露面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她不愿意再出门要饭，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我要脱离这里”。在湾仔的戏院门口，张贴着当红影星李菁的大幅海报，人们排着队争相买票。这一幕让她决定，自己也要当明星。
    “有一天看到报纸，夜总会招考童工去跳舞，我知道夜总会有机会踏到电影圈，就偷偷去报考，考中了。”跳了两年多，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跳舞时被午马叫到一边。当时午马是张彻的副导演，在为他的《射雕英雄传》寻找梅超风的演员。“第二天打电话说，不要我演梅超风，要我演穆念慈，我也不知道是谁，就说好好。”为了准备角色，惠英红还专门去了二手书店，租来一本《射雕英雄传》独自揣摩。
    “第一天去片场，第一场戏是穆念慈比武招亲之后被抓到监牢里，当时很多其他演员都来看新人，每个人都说，‘她不可能是第一天拍戏’，没想到我能做到说哭就哭，要多惨就多惨。”惠英红对这场戏记忆相当深刻，甚至现在偶尔还会把这场戏拿出来看看、回味一下。“当时我一点不怯场，因为以前跳舞的时候，500多人在底下吃饭。人越多，越要卖力表演。”
    22岁摘得首届金像奖影后
    腿摔断了都不敢打石膏
    《射雕英雄传》后，惠英红成为邵氏签约演员。“我跳舞时每月挣1000多，但拍戏只有500块港币，但我知道有一天能出头。”
    果然，1982年第一届香港金像奖颁奖，只有22岁的惠英红凭借张家良导演的动作喜剧《长辈》获得最佳女主角，也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得金像奖的动作女星。但领奖时，惠英红的心情却是“非常平淡”。“第一，我觉得电影很卖座，拿奖是应该的；第二，觉得不值钱，如果换成金子或者奖金，我才会觉得好。所以上台的时候，我只把领奖当成是表演的一部分，赶紧表演完就下来。”那时候，表演对于惠英红来说，仅仅是“脱贫”的一种手段。
    获奖后，张家良导演帮她向邵氏极力争取，她的片酬终于涨到每部戏5万块。但这并没有让惠英红摆脱经济压力，“赚得多，演员花销也多，弟弟妹妹还要读书，所以我还得努力拍戏挣钱。”在她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无法摆脱的恐惧，“我害怕不拍戏就会回到小时候的生活，所以逼着自己往上走。”
    此后，惠英红逐渐成为邵氏当家的“打女”，但风光的背后却是遍体鳞伤的“地狱式生活”。那时候拍电影，没有特效，没有替身，一切动作戏都靠真打真摔，没有任何武术功底的惠英红完全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最严重的一次受伤，是她离开邵氏去嘉禾拍《扭记杂牌军》，这是香港著名导演钱升玮早期的一部作品。“有一场戏从四楼跳下来，腿上两条骨头‘砰的’就断掉，但那个棚明天就要拆了，还没拍完怎么办？来不及打石膏，我被抱着拍上半身的打戏，腿上只有皮和筋连着，那种疼……拍到快天亮才送到医院打石膏。”两个月后，钱升玮导演的《霸王花》又要开机了，但石膏至少要打三个月，“我再不好就要换其他演员了，就硬把石膏拆掉，可是没长好啊，到现在还是长短腿。”
    年近不惑身陷抑郁症
    以新人姿态复出再夺金像奖
    在惠英红最红的时候，她就想到要转型。“但邵氏老板不让我转，怕影响我的侠女形象。后来离开邵氏，正好碰到《霸王花》系列，又要赚钱，来不及冒险。”一次次的错失机遇后，香港的武打片一夜之间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甜蜜蜜》这样的文艺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几乎是在短短一年之间，惠英红从女一号的位置跌落下来，来找她的戏不是演姐姐就是演妈妈，大多只是配角。“有的导演给我两三天的戏，我就把剧本一摔，这种戏让大姐我来拍？是不是老天爷在整我？”就这样蹉跎了三四年之后，惠英红发觉，自己已经翻不了身了。“之前是愤怒，怪别人，后来觉得是自己没用，像垃圾，赶快去死吧。”
    惠英红选择了服药自杀。在被救醒之后，当她看到身边伤心无助的家人，突然清醒过来，“我的人生不可能就这样完了。”一向要强的惠英红向朋友求助，找到了最好的心理医生。“评估的结果是抑郁症，治疗了9个月，医生说我已经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但惠英红没有急着复出，她一边读书一边和朋友合伙做生意，慢慢找回了往日的信心与活力。准备得差不多了，她拉下脸来开始给认识的导演们打电话。“当时有人说风凉话，‘都不行了还跑出来演’，也有人对我很好，在圈里帮我说话。”这时，一部小成本电影《妖夜回廊》找到她，她借此片获得金马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同时，许鞍华的《幽灵人间》也让她获得金像奖女配角提名。“电影圈把我当成一个新人看，大家很惊讶，原来惠英红有能力拍文艺片。”
    直到2010年，惠英红凭借电影《心魔》再度成为金像奖影后。相比28年前领奖时的淡定，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她当晚在台上失声痛哭。“我很想拿这个奖。其实拿了第一次之后，我风光了七年，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跌到谷底……但我现在很有信心，我知道我自己属于电影，只要是好角色，我都会尽量做好。”
    56岁演“老年痴呆”
    只为弥补在母亲身上的悔恨
    惠英红本来对《幸运是我》有点抵触，觉得演老人不能“美”，但她读过剧本后，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接拍了——把片中芬姨的年龄从七八十岁改成六十多岁。惠英红希望传达给观众，“认知障碍症（老年痴呆）并不是老人的专利”。而这都来自于她对自己妈妈的歉疚， “电影里所有的事情都在我妈妈身上发生过，我耽误了她十几年的病情。”
    惠英红说，其实妈妈50多岁就开始发病，但当时家人只是以为她记性不好，加上自己身患抑郁症，母女俩时常争吵。母亲常常忘记吃饭。有时候打开冰箱，里面塞满了蔬菜，已经化成水，都臭了。”还有一次，母亲在街上徘徊了好几个小时，后来还是被警察送回了家。惠英红一直以为妈妈是“好日子不能好过”，直到妈妈70岁那年因为骨折入院，才被确诊为老年痴呆。“照了个核磁共振，我一看，她的大脑已经萎缩到只有鸡蛋那么大，悬在中间，周围都是透明的。”说到这里，惠英红哽咽了，“那种疼，无法形容，我的眼泪马上掉下来，全身发抖。我才知道，原来她不是自私，也不是只爱看电视，是早就发病了。”
    此后，妈妈的病情恶化得很快，十几年来都是躺在床上度过的，惠英红坚持把妈妈留在家里，并把自家改造成了医院，雇了两个佣人照顾她。
    为了演好芬姨，导演曾建议惠英红看一些相关的电影，但她说，不需要。“我和我妈生活这么久，有这个能力把芬姨演出年龄感，不需要给我特别化老年妆。”
    《幸运是我》里有这样一幕，患病的芬姨在救助机构练习画画，镜头对准画板，她的作品好到让观众席发出一片惊叹。惠英红得意地说，那幅画其实是自己亲手画的。从小就有绘画天分的她，希望能在退休以后专注于画画，开个画展。
    “我的人生，每十年都有一个精彩，也有一个变动。到60岁的时候，我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惠英红说，其实她的一生中最自卑的不是要饭，也不是抑郁，而是“没有学问，从来没进过学校”。
    60岁再去上学？看到记者疑惑的表情，惠英红反问，“那有什么不行？那时候没有任何压力，反而学习会很专注。”
    事业上东山再起，但56岁的她至今孑然一身，会不会担心像电影里的芬姨一样老来孤独？惠英红爽朗一笑：“有一个不好的伴儿，老来会更惨，我见得多了。”经历过大起大伏的惠英红，现在只想好好享受当下的生活。
    纪晨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