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共产党二十大会议胜利召开掀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相对于其他年份来说，2022年湖北文学批评也显示了不平凡的气象。这一年《湖北日报》“东湖副刊”、《长江日报》“江花副刊”、《长江文艺》《芳草》《长江文艺评论》《新文学评论》《长江丛刊》等评论刊物（栏目），或以对话的形式，或以专栏的形式，或以专论的形式，为孵化有价值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本文所涉及的评论文章，有不少来源于上述文学报刊。除了阵地建设，从文学批评对象的拓展、文学批评路径的丰富、文学批评观点的创新上，呈现出融合与深入的特点。2022年度湖北文学批评的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领域上体现最为突出：新时代文学理论的探讨与开掘、跨学科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上的新进展、文学经典化探讨的新思路。本文拟从上述三个方面对2022年湖北文学批评展开讨论。
一
新时代文学理论的探讨与开掘
随着新时代的历史进程的深入，新时代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自觉的理论概念浮出历史地表。2021年10月16日，中国作协党组在《求是》杂志2021年第20期刊发《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文学界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时代文学”的理论命题。《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对新时代文学的历史方位、内涵、立场和创新创造等一系列现实话题和理论话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提炼，突出强调文学在新时代所蕴含的强大力量以及时代使命。2022年《文艺论坛》邀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吴义勤和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周新民联袂主持“新时代文学研究”专栏。至此，新时代文学以其鲜明的理论新质得到了比较深入的探究。《文艺报》《天津社会科学》等重要媒介也纷纷发文探讨新时代文学内涵与特质。在新时代文学理论内涵探究和具体问题探讨上，湖北文学批评界可以说走在全国前头，无论是在专栏组织还是专文探讨上，都有亮眼的成绩。
湖北批评家李遇春在新时代文学理论的探讨上可谓用力甚勤，在多个方面都展开思考。在《新时代文学的理论特质与创作管窥》一文中，李遇春认为新时代文学在人民性、时代性和传统性上都呈现出了新的理论特质。在人民性上，新时代文学致力于以文学的人民性话语为中心，同时将其与人性、民族性、人类性等话语融为一体，创造出“新人民性”。新时代文学又致力于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时代性，试图站在大时代、大历史的高度，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观照新时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生活与历史，体现出“新时代性”特质。新时代文学还致力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旨在以更加包容的胸襟复兴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由此体现出“新传统性”特质。《如何创造新时代的人民史诗》一文则聚焦新时代文学的人民性理论问题，认为新时代文学的人民性在人民主体性、时代主体性和民族主体性等方面，有崭新的内涵，为创造新时代人民史诗提供了新的艺术路径。《“人民史诗”与百年中国红色诗歌》则以具体文学体式为例，探讨了人民史诗的思想资源问题。李遇春认为，从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再到“工农兵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国红色文学一直与党和人民的事业荣辱与共，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红色文学经典篇章，是体现“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的“主旋律文学”。这种绵延百余年富有生命力的文学为新时代创造“人民史诗”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艺术借鉴。李遇春强调人民性在新时代文学之中的重要性，在他眼里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在《从“新人民性”到“话体批评”》一文认为，对人民的理解必须要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结合在一起，人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有喜怒哀乐，甚至有内心的痛苦和挣扎的。
湖北批评家通过组织文学活动进一步深化了新时代文学理论的讨论。湖北省作家协会于2021年10月26日在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举行第十五期东湖青年批评家沙龙。这次青年批评家沙龙聚焦新时代文学筋骨的讨论。《新时代文学的筋骨——第十五期“东湖青年批评家沙龙”宜昌研讨会实录》对这次讨论成果做了全面的记录。讨论会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炼新时代文学筋骨的内涵与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讨论会围绕新时代文学筋骨的内涵、形态，作家们如何创作出有筋骨的文学作品的路径与方法，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人物形象的塑造等几个方面展开讨论。讨论的问题既有宏观问题也有微观创作上的问题，丰富了新时代文学的理论内涵与外延。《新农民形象塑造的“得”与“失”——第十一期“东湖青年批评家沙龙”》将新时代农民形象的塑造引入到一个比较宏阔的历史与现实的纵深视野，在讨论中出现了一些很有理论见解的观点。例如，李汉桥认为，塑造新农民形象仍然要注意人性的复杂性，以避免虚造的农民形象出现概念化和符号化的倾向。陈国和认为，要把与时代同构、精神引领作为农村新人形象的基本文化内涵，同时要把新农民的塑造和如何叙述当下鲜活的乡村经验、讲述“中国故事”结合起来。叶李认为，应该以一种农村“内视角”的方式去书写新农民形象。刘天琪认为，塑造新农民形象既要注意发掘新农民所体现的社会政治含义，也要格外注意人物形象的审美价值。李雪梅认为，要注意到本乡本土成长起来的新农民形象。朱旭认为，新农民形象是具有主体性的农民形象，本质上是对乡村主体性的发现和重视。方越认为，新农民形象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主体意识构建的人物。上述观点从不同方面丰富了新时代文学关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理论内涵，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湖北文学批评家们还对新时代文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蔡家园的《走向宽广与深邃——关于主题创作的思考》把主题创作看作是主旋律创作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是一种立场鲜明的人民叙事，主题创作以描写人民生活、抒发人民情怀、为时代记录、为国家存史为创作导向，具有突出的国家书写意识。该文丰富了新时代文学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刘波的《介入写作、现实主义精神和难度意识——兼论新时代诗歌的审美话语尺度》认为，相较于新时期、新世纪诗歌的创作而言，新时代诗人们从内心的喧嚣回到创作的常态，对时代现实的介入力度更大，释放出了更为强大的悲剧精神和人文关怀，体现了新时代诗歌崭新的内涵。湖北批评界在关于脱贫攻坚文学的思想与价值的讨论上也很有特色。陈国和陈诗晴的《论新时代脱贫攻坚小说的艺术价值》认为脱贫攻坚题材中短篇小说的艺术新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构建新时代乡村精神共同体、书写新时代农村新人形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彰显在地性的艺术特色等。该文认为，脱贫攻坚小说不仅表现了新时代的乡村共同体，书写了一系列脱贫过程中的新人形象，更重要的是能够以人民为中心来构建故事情节，表现不同地域的特色，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叶李的《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书写如何走向开阔的道路》认为乡村振兴文学要有文学史上包容性，包容相关文学题材与主题。同时也要写出最深刻的人性状态，镌刻大时代里更完整的人，同时，乡村振兴的文学应该向民族敞开、向世界敞开。周新民的《风景：根植于“山乡巨变”与民族文化》则从风景的艺术呈现的角度，深入细致地探讨了新时代“山乡巨变”书写与风景之间的深刻联系。
总体上看来，2022年湖北文学批评在新时代文学理论探讨上，既有总体性的理论深度研究，又有丰富的个案探讨，为新时代文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二
跨学科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上的新进展
2022年湖北文学批评家在跨学科文学批评理论建设和实践上也收获颇丰。概而言之，湖北文学批评在数字叙事与网络文学、生态文学、文学地理学、比较诗学等维度来开展跨学科的文学批评理论探讨和批评实践，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数字技术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而且在叙事领域占据了重要位置，对经典叙事学构成了颠覆性的挑战。因此，重新思考叙事学基本理论成为叙事学理论扩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胡亚敏的《数字时代的叙事学重构》是一篇系统论述数字时代叙事学理论新变的作品。胡亚敏认为，当下出现了超文本小说、互动影视作品和人工智能写作等三种数字叙事的类型。这三种数字叙事对经典叙事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视角和叙述者不再处于叙事的焦点、叙述时间的空间化、二元对立结构的坍塌。与此同时，呼唤新的叙事规则和审美体验的新的叙事类型出现了。胡亚敏注意到，数字叙事是一种具有高度互动性的叙事，“交互”成为数字叙事与经典叙事学的最显著的区别，碎片化已成为数字叙事的常态，基于感觉经验、具有全身心地愉悦的快感成为数字时代叙事的新的审美体验。胡亚敏对于数字时代的叙事学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黎杨全一直坚守网络文学研究，醉心于网络文学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与一般性的技术分析、文化分析不同，黎杨全的网络文学理论建构一直从印刷时代与网络时代叙事的差异入手，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网络文学理论与批评特色。《加速、重置与日常化：网络多维时间与艺术的变革》一文从网络文学的多维时间和印刷文化的一维时间的差异性入手，分析了网络文学在时间处理上的特性。文章认为，时间重置带来了新的艺术可能性，在时间重来的故事框架中，借助虚构与现实的本体越界，实现游戏与叙事的融合，成为当代数字艺术创造力的源泉，时间的日常化造成艺术共享时间的缩减，弹幕积累了碎片化时间，形成虚拟的共时性，带来文艺接受与生产机制的变革，在文化象征形式上，呈现了由印刷时代叙事文化走向网络时代数据库文化的趋势。《从网络性到交往性——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一文在确认网络文学的起源上另辟蹊径。网络起源说一般有以下几种：1996年的“金庸客栈”、1998年“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等作品形成了网络文学这一“现象”“网生起源说”等。黎杨全还是从印刷文学和网络文学的根本差异入手，认为交往性是中国网络文学的独有特点，它呈现了互联网这一特殊交流媒介兴起后文学活动的深刻变迁。他认为，对中国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应从网络性走向交往性出发：交往人群数量的多少、交往频率的密度大小，决定了它可以有多种类型、多种发展的可能性。由此，黎杨全认为，ACT（1992年海外华人在Usenet上开设了alt.chinese.text）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
生态文明是新时代治理建设的重要内容，具有和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处于同样重要程度的文化建设内涵。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有作家和批评家关注到生态文学，至新世纪生态文学创作开始成为一股强劲的文学潮流。与此同时，生态文学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也成为一股重要的潮流。生态文学理论与批评借鉴生态文化介入文学研究，具有典型的跨学科属性。汪树东多年来一直从事生态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研究，对于生态文学理论建构和批评具有持久的思考。《当前生态文学热潮及其启示》比较系统地讨论了生态文学的特性。他认为，中国的生态文学体现了中国精神与中国经验。中国的生态文学一方面是对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及时回应，另一方面，它实现了中国文学人学视野的后现代超越。此外，他还认为，生态文学是要重新打通与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的秘密通道，是重建大自然近于神圣的价值地位。汪树东对于生态文学的谈论不是简单地横移西方生态文学理论，而是结合中国自身文化传统来考察，这是他的理论探究上的特色。《诗歌与生态的融合与交响——当代生态诗歌发展综论》一文以当代诗歌史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当代生态诗歌发展的历程和价值。汪树东认为，当代生态诗歌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为中国新诗重塑了生态维度、为中国新诗重振了地方维度、重新复活了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文学传统、促进了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汪树东的《为大自然布道——论傅菲的生态散文》一文认为，傅菲的生态散文倡导自然万物共生共荣的生态伦理。在表达方式上，汪树东认为傅菲的生态散文自觉接受了华夏古典诗词的美学浸润，从而构建了人与自然、写意与写实、古典与现代交融的山地美学。
文学地理学也是重要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的理念自从晚清萌发以来，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湖北文学批评界也有学者投身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刘保昌、刘川鄂、邹建军、李莉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文学地理学研究惯常着眼于一地文学上特殊性，往往难以从整体性的视野来观照文学的发展状况。因此，条块分割是当下文学地理学研究面临的较大问题。刘保昌的《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上有新的创建。该著从两湖（湖北、湖南）历史性上的整体性、现实性上的共同性，来探究两湖文学的特征、审美价值、思想意义。这种整体性观照地域文学的视野，对于当下文学地理学研究有启发意义。刘川鄂的《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是一篇总结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与实践的文章。除了梳理新时期文学地理学发展历程之外，文章还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整合提出了看法。文章认为，与文学地理学相关的核心概念“地域文学”“区域文学”“地方路径”，缺乏明细的整合，导致在使用时出现了自说自话的理论困境。这篇文章对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走上自觉道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邹建军的《以诗的方式建立一个“地理中国”——杨克诗歌中的“爱国主义”新形态》讨论了诗人杨克的创作呈现“地理中国”的美学追求。邹建军认为杨克最近二十年特别关注与自己的祖国相关的自然地理现象和人文地理现象，从诗人的自我身份出发，力求以一种全新的诗歌话语和艺术技巧，建立起一个地理上的中国：一是建构了以自然地理为对象的中国；二是建构了以人文地理为对象的中国；三是建构了以地理感知为起点的中国；四是建构了以地理想象为途径的中国；五是建构了以高科技空间为视点的中国。邹建军的这篇文章其实不仅仅是简单地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视角来观照杨克的诗歌，而是把文学地理学和讲述中国经验有机结合，把中国精神与文学地理学研究有机结合，值得重视。
李莉的《文化传播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地理创作》将文学地理学和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结合起来，认为少数民族作家一旦将“本土”“本族”“陌生”的地理知识和文化知识融入创作，其文本产生的“陌生化”效果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她还引入传播学的视角，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地理写作对本土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传播亦具有超越预期的效应。李莉的文章扩宽了湖北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视域，对于湖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和意义。
比较诗学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野，也是文学批评广泛采用的方法。不过，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比较诗学的视野以比较、辨析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为基本思路。新时代比较诗学的运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基于文明互鉴的基础上来使用比较诗学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重要特色。在比较诗学理论探讨与实践中，也有湖北文学批评的声音与特色。
朴婕的《“人民”眼中的世界——1949-1965年间中国文学的世界书写》讨论中国文学呈现出来的多层次的世界。文章认为，这一世界形象不仅因时代而动态变化，也包含“冷战”二元对立、被压迫人民的反抗与团结、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冲突、古典文明的传承等多重图景。同时，文章运用比较诗学的视角来解读中国文学建构多层次世界的努力，认为中国基于自身的文化主体判断，建立了一个多维度的立体世界，中国也在世界书写中确认了自己的主体性、文化特征和未来发展方向。基于文明互鉴基础上的比较诗学的运用，发掘了建国后中国文学主体性的建构历程和特点，颇有新意。这应该是文章在2022年度中国文联“啄木鸟”杯推优中胜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朱旭的论著《中国文学传统与北美新华文小说》也是基于文明互鉴基础上运用比较诗学来开展文学批评。朱旭认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接续未完成的“五四”使命，以跨域、跨文化的视角，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由批判国民性转化为凝视民族性。文章在此基础上探究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在西方思想、文学外发作用下，对内生的中国文学传统进行的革新与创造性转化。论著从民族性话语言说主体的精神建构、民族性话语言说话题、民族性话语言说方式的角度进行观察、探讨，以中国文学传统的承接和创造性转化为内在线索，彰显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主体性问题。虽然研究对象和朴婕的文章有所差异，但是二者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位年轻学人体现了湖北文学批评的新气象。
三
经典化探讨的新思路
文学批评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筛选优秀作品，为作家、作品经典化提供重要的基础性和关键性支撑。如何发掘作家和作品的文学史价值是文学经典化的必由之路。这个工作既包括为已经经典化的作家、作品提供新的经典化内涵与路径，也包括为尚未纳入经典化的作家、作品提供经典化参照。2022年湖北文学批评在作家、作品经典化的道路上做出了新的探讨。
刘醒龙是一位经典化的作家，这是不容置疑的文学史事实。他的小说《凤凰琴》《天行者》也是经典化的作品。对于刘醒龙的文学史定位一般是从现实主义文学史的角度来展开讨论的。但是，李遇春的《重构中国知识分子传奇的叙事传统——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另辟蹊径，从中国传奇叙事传统的创造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角度来确定《凤凰琴》《天行者》的崭新文学史价值，从另外一个角度确立了刘醒龙作品的经典性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李遇春认为，刘醒龙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传奇叙事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艺术探求，继承了从吴敬梓到鲁迅的中国知识分子传奇叙事的批判精神或启蒙传统。以从吴敬梓到鲁迅的知识分子传奇叙事的文学史线索来确定刘醒龙的文学史经典地位，这种理论发现的确富有新见。
无独有偶，周新民的《不一样的〈如果来日方长〉》也注意到刘醒龙延续鲁迅传统来叙述灾难、疫情的视角，该文也是以鲁迅为文学史坐标来确立刘醒龙的文学史价值。文章认为，刘醒龙的《如果来日方长》所采用的叙述疫情的方式，是中国文化的内视角叙事。这是鲁迅之后的中国作家叙述灾难、疫情的主要视角，有别于西方文学叙述灾难和疫情的叙述方式。由此，周新民认为刘醒龙的《如果来日方长》延续了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强化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的创作道路，让琐碎的日常生活有了别具一格的价值和意义，从而确立了与“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所书写的欲望叙事、日常叙事完全不一样的文学史路径。周新民认为刘醒龙对于日常生活叙事的价值和意义叙事，拯救了日常生活叙事审美的庸俗化倾向，他的研究从另外一个路径确立了刘醒龙的文学史经典地位。
对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高度发掘，是近些年文学经典化的重要路径。湖北批评家也注重从文学传统转化的角度来厘定作家的文学史价值，常常有新意呈现。叶立文的《道德辩难、意图痕迹与“当代性”问题——重读〈分享艰难〉》从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对中国传统小说的“杂体”特征出发，探究了《分享艰难》在思想表达、道德沉思、反映现实等方面的独特性。这是阐释《分享艰难》这部经典小说的独特理路。汤天勇的《在闳约深美的路上——刘醒龙论》从刘醒龙小说传承中国古典文学的“史传传统”与“抒情传统”的角度来确认刘醒龙小说的重要价值。正是这两种传统，确立了刘醒龙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深沉的历史情怀、史诗风范、对于大善与大爱的张扬。
王仁宝的《二元补衬和而多讽——於可训教授文学创作论》认为，於可训的小说创作采用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互补的“二元补衬”模式，在文化上充分发掘了鄂东自古文化混杂性特征，将道教、禅宗、儒家思想化入作品。樊星的《命运如烟，诗意如歌——读格非小说有感》也是从中国古典传统的角度分析格非的小说。樊星认为，从《锦瑟》和《凉州词》开始，格非的小说开始对古典诗意进行改写，“江南三部曲”以中国古典诗意的笔触写出了传统文人的襟怀，都接通中国“诗意”传统。叶李的《故事“新编”与文化“探真”——论吴仕民长篇小说〈佛印禅师〉的写作策略与文化意识》也偏重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掘。叶李认为，吴仕民的长篇小说《佛印禅师》以中国传统“文化典型”为书写的出发点，重铸中国思想文化的理想文化人格。江清和的《为一群行走乡野的民间文化人树碑立传》发现了李专散文对于咸宁的文化和文化生态的发掘的重要意义。杨彬的《回望故土用笔留下被风吹过的人和事》发掘了谢伦散文的“文化乡愁”底色，肯定了谢伦散文在表现中国文化根性上的价值和意义。陈国和的《〈崇山之阳〉：地方志乡土散文的艺术探索》发掘了李专散文的地方志意义上的文化价值。刘波的《民俗风、返乡记忆与人文地理学——论温新阶散文写作的几个面向》肯定了温新阶散文的民俗文化的记忆，肯定了他的散文在书写文化乡愁上的独特性。
把评论对象纳入到文学史视野中来考察是经典化的重要思路。总体来讲，在这一方面2022年湖北文学批评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内容很丰富，恕不一一展开。仅以於可训先生在《芳草》杂志主持的“新世纪批评家档案”专栏为代表来做典型性分析。“新世纪批评家档案”顾名思义要着眼于新世纪有影响的批评家。专栏对这一批批评家展开集中的、多维度的研究。尤其是於可训先生撰写的“主持人说”值得注意。它不仅仅叙述当期批评家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从文学史视野中来考察批评家的价值。例如，於可训先生认为，他认同贺桂梅关于自己的学术“原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完成的说法，进一步从批评史的视野来厘定贺桂梅的文学批评特色与价值：“这个‘原点’确立之后，她就开始以她自己意识到的独特的‘这一个’，与此前的八十年代的学术和批评展开对话。这个对话，不但使她从八十年代的学术文化和文学批评中，发现了许多不同于九十年代的异质因素，同时也发现了这前后两个年代之间的联系与变化。进而又由此上溯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五四和中国古代传统，从中提出了许多当代学术文化和文学批评必须面对的‘中国问题’。”贺桂梅作为九十年代孕育的批评家和八十年代孕育的批评家谱系和特征之间的“异质因素”，使得贺桂梅的文学批评富有新质。在关于李云雷的评价之中，於可训先生把李云雷文学批评的特点置于当代文学批评史视野中来考察，发现了李云雷和胡风、周扬的文学批评之间的历史联系：“在李云雷身上，我常常看到他们的影子，如他提倡‘底层文学’和讲述‘中国故事’，迹近胡风的敏锐，而对‘新文学的终结’和‘新时代文学’的论述，则有周扬的雄视。他自己也说，‘从整体而言，我觉得自己的长处在于对时代与文艺思潮变化较为敏感，能够率先或较早提出新的思想命题’。”於可训先生主持的“新世纪批评家档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他注意到了新世纪文学批评家的世纪新现象，更重要的是他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历史化”文学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经典化、历史化一直是文学史叙述的难题，而文学批评的经典化、历史化更是少有学者注意。从这个角度来说，於可训先生主持的“新世纪批评家档案”的价值就不言而喻。
周新民的《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是一部从文学史的视野出发来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著作。当代小说理论主要是小说批评理论，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领域。《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把当代小说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来研究，考察其历史的发展道路，发掘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西方小说理论、现实的社会政治、小说学“四方会话”之中的复杂历史状貌。这一文学批评史的经典化思路，和於可训先生主持的专栏一起构成了2022年湖北文学批评经典化新的图景。
考察文学期刊与文学史之间的经典化路径也是湖北文学批评的重点。蔡家园的《日常叙事中的美学新变与精神建构——〈长江文艺〉双年奖获奖小说读札》关注到文学期刊与文学史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2022年湖北文学批评在文学经典化上的新视野。该文从“当今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与特点”的文学史视野出发，审视《长江文艺》刊发的小说在文学发展态势中的“样本”意义，为中国当下文学经典化与文学期刊的关系打开了文学史的视野，避免了从传播与接受的单一视角来研究文学期刊的单一路径。窦金龙、翟传秀的《何以“先锋”与“先锋”何为——以〈收获〉为中心的1980年代“先锋小说”生产语境考察》与蔡家园的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考察八十年代《收获》栏目设置、文体结构、作家构成特点，编辑、作家、批评家间的互动，探究1980年代小说何以“先锋”的评价标准，以及编辑、作家、批评家三方对“先锋”何为的认识考量，挖掘与呈示“先锋”在1980年代的多重意涵。
文学作品的历史化、经典化也是湖北文学批评不可忽视的内容。周新民的《有关“屋”的三重叙事——浅谈〈有底线的人〉》把荒湖的作品《有底线的人》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史“造屋”叙事传统中来考察其文学史价值和意义。李雪梅、李丽霞的《日常叙事、平民英雄与红色精神的传承——评牛维佳的小说〈褐纸鸯〉和〈天下母亲〉》则把《褐纸鸯》和《天下母亲》置于红色文学历史谱系之中加以考察。吴佳燕的《“桃花湾”里笑春风——重读映泉中短篇小说》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到反思文学的文学流变史的视野出发考察映泉小说的特色，充分发掘了映泉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追求。朱旭的《离开的意义在于回家——读林白〈北流〉》把《北流》放到林白文学创作史中，来厘清《北流》在林白所构筑的“文学的故乡”上的价值和意义，勾勒出林白的从“离开”到“回家”的创作轨迹。
2022年湖北文学批评在新时代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实践、跨学科理论的探讨、文学经典化新路径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绩，这是不容忽视的。这份成绩的取得与文学领导和组织的引导分不开，也和湖北学术界的努力有必然的关系，是两方面通力协作的结果。2022年湖北文学批评如果说有所遗憾的话，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文学批评理论建设和实践的前沿领域尚未充分展开，文学批评界投入的精力、产出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是湖北学术界雄厚的学术实力尚未转化为强大的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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