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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故事的胃口是不可餍足的。”这是罗伯特·麦基《故事》的第一句话。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故事的要素，只要时间仍在流淌，这个世界的运转就是由一个个故事连缀而成。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意识不到故事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对“故事”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接受期待，它必须具有某些可被讲述的原因，或者满足某种容易被传播的特质，因此生活中时时发生的那些事件，其实是被我们不自觉忽略的。但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几百年、几千年前的过去，情况又会发生变化，时空的改变意味着文化的改变、场景的改变以及处理方式的改变，在当下的已知项也就变成了未知项，而未知和神秘是事件变成叙事、变成故事的重要原因。 从中国叙事的“史传”传统看来，我们也许比后现代历史叙事学更早地意识到历史在叙事和故事上所能产生的贡献，海登·怀特以历史修撰为阐释核心的历史诗学仍在定义作为写作方法和小说同类的历史学，而中国的虚构类叙事文体早就已经被认为是“史余”。我们的文化习惯以故事为载体讲述历史，并且似乎从不认为其中的主观叙述和判断是不够严谨，毕竟这正是传统史官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其重要性甚至不亚于对发生过的事情进行客观的描述和记录。正因为史官这种超然的叙事人地位，我们的历史书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进行着对权威、权力进行解构，对重要、关键的历史人物进行祛魅，而这种工作逐渐延伸为野史、演义、戏说等等多种形式，以一种文学化的特定形式，不断构建、想象和丰富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场景和社会生活的历史图卷，甚至在一定层面上圆满和填充着社会文化的历时性公共记忆。 这种融汇了阐释、解释、叙事甚至道德审判的纪传体史书写法绵延几十个世纪，仍然不断地被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所继承和发扬，也给了当下正热的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以充分的空间。历史学家王笛在他的《碌碌有为》中这样描述微观史的意义与特点：“微观史对历史的意义，就像在显微镜之下对细胞进行观察，侧重点不在宏观事件和精英文化，而在平凡人的日常生活。它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关注普通人，二是有故事和细节。如果写一位大臣，比如曾国藩或李鸿章，写得再细也不能叫微观史，因为它研究的是上层人物。” 虽然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记录可以上溯至《史记》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这一系列，展示了部分尚不在社会中心的人物，谢和耐也曾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提到过公元10世纪商人阶层兴起所带来的对日常生活琐屑的重视与呈现，但绝大多数的演义和戏说仍然是冲着王侯将相而去，毕竟他们的生活更精彩、更戏剧化、更故事性。当代文学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作为写作方法的微观史的某些特质，例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王道士》《信客》等篇目已经开始挣脱对成片的大历史、大社会的描述，转向微雕历史中的一个点。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看到史传传统在中国文人中根深蒂固的传承，这个微雕的历史节点也许由不具名的小人物完成，但它仍然会是某场历史飓风开始前那只扇动翅膀的蝴蝶。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这样的作品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长久拥有微观史所注重的某些历史写作方法时，仍要看到微观史给当下的历史书写甚至非虚构写作所带来的写作立场与写作观点的启发。王笛的《碌碌有为》、鲁西奇的《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罗新的《漫长的余生》、史景迁的《王氏之死》、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读者在开始阅读之后会感受到自己阅读体验与期待的强烈落差，它们实际上并不那样具有故事性，我们能够看到一种既有别于编年史的条分缕析，又有别于纪传史完整叙事结构的文本运行形式，常常是在一个或一类主题下按点线面的顺序展现当时社会日常生活的整体。这种形式看起来是去故事甚至反故事的，但它们却满足了读者对故事的另一种想象，对“过去”进行再现的渴望构成了强烈的阅读与探究欲望。这种再现的渴望我们已经不仅仅在此类微观史著作中发现，也同样在社会学著作和文学非虚构作品中寻得端倪，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迁》、田丰《三和青年调查》、梁鸿《中国在梁庄》、罗翔《法治的细节》等，无一不是借助再现的渴望完成对某些隐匿社会群体的描述和探究。 正是这种探究使这些作品不再是简单的个体描述，它们从另一个角度接入了更广大的历史空间，作者开始试图将个案表述泛化和复制，并最终形成对社会日常生活场景、社会记忆与社会文化的总体性表达。我们看到这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对普通的、千篇一律的材料的使用，看到文学写作者试图从普通人角度进行写作的努力，这些个案已经不需要具有戏剧性、特殊性，也不需要产生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个关键性的节点上，甚至它们越“平庸”越好，越能展示当时社会的平均水平和普遍样貌，展示历史的微风如何持续不断地扬起，推动社会在承前启后中持续而稳定地微调和进展。正如哈拉尔德·韦尔策在《社会记忆》中所指出的，社会记忆实际上基于一种“回忆谈话”，“这是一种形成过去、当今和未来这三个明确区分段的无意识实践，它把人变成‘历史存在物’”。 我认为这种回忆谈话可以是韦尔策所说的家庭内部的讨论，也可以是充满个体经验的非虚构作品、社会学者所进行的访谈，甚至历史学者拿到的铜器铭文、书信、墓志铭、方言小调和话本等，正是这些建构性的材料构成了我们对时代、对社会、对国家非常具体的、微观的、实在的整体性解读。 但值得注意的是，微观史著作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以个案作为标题，昭示着这种整体表述并不会遮蔽作为引线的个案，或者说微观史著作所具备的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在普遍观照中仍能被区分和剥离的个体，他们的悲欢喜乐与个人叙事在成为时代注脚的同时，仍拥有相当的自传独立性。而当我们进入互联网时代时，非虚构写作看似吸收了微观史的表达形式与表达立场，却需要警惕陷入“数字群”的危机。韩炳哲的《在群中》这样描述“数字群”这一概念：“数字群由单独的个人组成，其群体结构与‘大众’完全不同。它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无法回溯到个人……组成数字群的个人不会发展成‘我们’……与大众不同，数字群不是内聚的，它无法形成一种声音。” 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地看到这种“数字群”非虚构文本的产生，它们也同样源自某种再现的渴望，但其中拼贴的、猎奇的版块越来越多，追逐热点、爆点，甚至是大众的爽点，很难将这些文本所呈现出来的群体性特质再回溯到某个真实存在的个体，也因此使这种群体性的再现也成为了虚假，早几年因此引发封号的《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我们需要以个人生活和个人的回忆谈话作为非虚构写作的基础，但很显然，互联网的信息爆炸与信息疲惫很可能会快速淘汰本可以作为材料和注脚的一般生活，也越来越难以形成以此为基础的微观史视野的非虚构写作。 日常生活正是基于此而受到了遮蔽，它在过分的暴露中失去了其本身的华彩，也使很多非虚构的普通创作者失去了创作追求、创作欲望甚至是创作资格，而还原、阐释、总结与升华日常生活，原本也不仅仅与微观史学有关，也不仅仅与非虚构一种文学体裁有关，更是文学创作长久以来的重要使命，通过个体命运获得普遍共情，通过日常生活展示时代如何通过微妙变化的堆叠形成质变，是许多文学作品的题中之义。如何在数字时代实现真正的日常生活表达，是文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共同面对的课题，再现这个时代日常生活场景、参与者的细枝末节，也是这些学科的共同使命。 （作者系上海大学中文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