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谈谈吧，尽管青年写作就像一枚被反复摩挲的硬币，在它的两面都已留下了太多痕迹。一面是对同质化的不满，充斥着题材重复、腔调单一、经验匮乏等忧心忡忡的提醒；另一面则是对异质性的期许，写满了突破“自我”、介入现实、回望历史等不乏善意的建议。这些声音以“青年”为名隐含着共同的焦虑，或者说，文学现场期待着一种别开生面的先锋气质。而近年来这种气质如同山在拔节，正在悄然生长。
一代人的历史坐标与文学趣味在发生位移
之所以称之为先锋气质而非先锋文学，是因为在今天提到后者的时候，会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等作家在1985年前后写下的先锋小说。随着批评界的命名和文学史的定型，“先锋”在我们的头脑中逐渐被固化为元小说、文体解构、叙述圈套等叙事形式的大体印象。
伫立在当代文学转折的历史关口，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美学能量在于借助形式探索和叙事实验，以挑战此前的现实主义叙事成规。“先锋文学”的叙述方式和语言习惯取得了和此前的现实主义同样的合法性地位，并且随着1990年代以来学院派批评家的经典化努力，“先锋文学”最终成为了新的纯文学叙事规范。但吊诡的是，“向内转”和“怎么写”成为纯文学不言自明的前提之后，作为“纯二代”的青年作家们却越发陷入了形式空转、面目模糊的困窘。
反观当下的青年写作，首先应当厘清的是我们置身的历史坐标和语言环境。批评家张莉认为，“先锋文学建构了八十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青年读者的文学趣味，尤其是七零一代作家的文学趣味甚至语感”。近年来石岸书等青年学者则开始注意到“九十年代”之于“80后”“90后”的代际意义，认为“漫长的九十年代”（1991-2008年）塑造了他们基本的情感结构和历史记忆。
诚然如此，尽管一代又一代进入纯文学场域的青年作家都是接受并内化了“先锋文学”的观念而成长起来的。但不可否认，一代人的文学趣味与历史感觉在发生位移。稍加对比当下青年作家与彼时先锋作家谈论关于“你所喜爱/受过影响的作家”这一问题的回答，其中有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重复出现的名字，但答案更多地从卡夫卡、马尔克斯、福克纳转移到了村上春树、波拉尼奥、伊恩·麦克尤恩、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等。遑论对于年轻一代的写作者而言，文学趣味的养成更为复杂，往往未必来自于文学阅读。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所带来的好莱坞电影、港台武侠小说、摇滚乐、二次元文化等等或许更隐秘、内在地影响了这一代人的趣味形成，昆汀·塔伦蒂诺、克里斯托弗·诺兰等人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双雪涛、班宇、郑执笔下的铁西故事中不乏悬疑小说的色彩，索耳的叙事结构里能嗅出《两杆大烟枪》的意味，周于旸的《鹦鹉螺纹》在字里行间化用了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的摇滚歌词。
或许有必要重复这样一种提醒，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遗产更为弥足珍贵的是精神气质而非关于形式技巧的本质化定义。那么，任何一种文学写作的先锋气质都应当以自身的时代境遇和语言生态为坐标系，与现实保持紧张的张力关系。它是对陈词滥调的拒绝，对一种习以为常以至于麻痹神经的手势、姿态的反叛，对依附在舌头之上已经僵化的叙述成规、思维惯性、现实逻辑的抗议。
从想象中来，到万物中去
“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马原《虚构》里的开头大概是1980年代先锋小说中最具标志性的句子了。如果说彼时先锋写作的关键词在于“虚构”，借由主动暴露叙述的不可靠性来引发读者对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思考。那么，近年来青年作家中呈现出的一种先锋气质，则是通过思接万物的想象来确立自身的辨识度。
一些青年作家接续笔记体小说的传统，用古典的语言营造疏朗的氛围，进而敞开“自我”想象的内在精神世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陈春成，他的小说有一种慢的气度，使读者耐心、服气地去减缓阅读速度，且并不感到厌烦。而支撑这种散淡的语言节奏能够扣人心弦的枢纽在于陈春成丰盈、奇特的想象力，他打开了小说中静观、沉思的“自我”的内面，通向了浩渺的历史和广阔的世界。《竹峰寺》里的“我”震颤于在城市化改造的席卷下老屋烟消云散，来到了竹峰寺藏钥匙，在想象中体悟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僧人藏古碑的心境。“我”为钥匙找到合适的藏身之处的同时，也找到了在时代风云莫测之下安顿身心的守常之法。《雪山大士》同样在嵌套结构的编织下展开，小说中关于D如何暴得大名再到伤病袭扰、意志消沉的职业生涯铺叙得细密扎实，但膝盖弹响的那声音节使得远在德国抱着伤腿啜泣的足球运动员D与雪山大士产生了奇妙的联结。饱满的想象力使得文本具有了贯通中西的豁达境界，如同宇宙深处传来的一声“唵”，为现代社会在各种场上追逐、负伤的一个个“自我”展开了疗愈的神启时刻。
除了借由古典的语言、氛围来展开想象，还有更为特殊的另一种作家，比如渡澜。渡澜小说中的想象有着童话和寓言的特质，她笔下的世界诡状异形、万物有灵，用奇崛的比喻和动物化的形象感知远离了世俗的表达逻辑，以荧荧的暗火重新照亮了日常生活中的残忍与敌意。《傻子乌尼戈消失了》中的镇民们处心积虑要消灭一位能够快速生长的漂亮男孩乌尼戈。出于对未知的恐惧，他们对乌尼戈从“傻子”的污名化到窃窃的嘘声再到折磨羞辱，最终将他视为灾难的元凶塞进了火化炉。但最后乌尼戈用自己的方式消失了，他变得永生不息，每一寸皮肤都充盈着生命。渡澜以丰沛动人又合乎情理的想象力在结局处翻转，为不被庸常所容的异类给予博大、善意的理解，以纯真的目光向从来如此的可怖法则投以轻蔑的一瞥。
从想象中来，到万物中去。想象力取代了技巧性成为这些青年作家笔下更为迷人的光泽所在。事实上，想象本就是任何文学创作的题中之义，之所以在陈春成、渡澜等人的笔下具有令人惊叹的先锋气质和异质性，就在于其想象背后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只要我不去动它，它就会千秋万载地藏在这碑边，直到天地崩塌，谁也找不到它。这是确定无疑的事情。确定无疑的事情有这么一两桩，也就足以抵御世间的种种无常了。”《竹峰寺》里的这段话可以视为这类写作内在肌理的集中表达。这些文本的深层结构往往呈现着——在社会秩序变动的时刻，“自我”与“世界”处于对位关系。青年作家们不再将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作为自己的写作锚点，而是更关心一种亘古不变的“时代”秩序与具体而微的“自我/个体”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对于周遭的时代暂时无法形成整体性把握或清晰地表述，从内在“自我”的想象生发对世界的隐喻性思考，尽管残缺、简单，但同样有可贵的美学尊严。
认真地游戏，缜密地推想
如果我们对先锋气质的理解不拘囿于在纯文学的内部框架下自我革新，就会发现从另一个部落迁徙而来的青年写作者们正在将纯文学的外在疆域拓宽。
大头马的《白鲸》化用了麦尔维尔的同名经典作为标题，但比起二者之间的互文性，这部小说引人遐想的关键密钥在于读者阅读文本时具有参与游戏的互动性。整部小说如同在侦探故事框架下搭建的解密游戏，提前暴露的“凶手”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都在不断勾起读者的追问。大头马把正义与牺牲、惩罚与救赎等一个个沉甸甸的话题小心地埋伏在通往终极难关的道路两侧，靶心指向——究竟什么是叙述者“我”的真实动机。在最近的小说集《国王的游戏》中，大头马的创作意图更为清晰，她将“阿瓦隆”“和平精英”等流行的桌游、手游都纳入到文本中来。大头马以严密的结构和逻辑在小说里认认真真地“做游戏”，在虚拟世界的游戏设定下思考当下世界的真实困境。
慕明则是将今天的科技发展可能遭遇的现实问题和哲学思辨置放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展开缜密的推想。她的小说集《宛转环》在背景架构上从春秋战国一直贯穿到2077年，《铸梦》将先秦工匠与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宛转环》在动荡的晚明描写隐士如何巧借琢空之法或称拓扑学建造避世的桃源时空。《假手于人》以非侵入式神经接口技术为基点，从手开始为我们畅想了一个重新定义人的感官与万物相互理解、交互的世界。小说的尾声两种声音彼此交响，留下未尽的玄思，在一个手不需要人的时代，人获得的到底是真正的解放抑或肉身的放逐。当然，推想写作不能笼统地等同于一般的科幻小说，正如双翅目所言，“推想小说本身内在机制的构建有点像设计游戏”“核心玩法要跟它通过感性表达所营造的体验搭配好，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游戏文本化正逐渐成为这一代青年作家的自觉选择。毕竟全球化时代下的流行文化和科技迭变既内化于青年作家的感受方式，也塑造了他们的问题意识。尽管拆解、并置、分裂等“游戏”早已是1980年代的先锋作家习以为常的叙述策略。但在他们笔下，“游戏”不再仅仅是一种智性表达的手段，它既是组织情节的结构方式，也是以现实为触媒的表达机制。
对当下的青年写作者而言，先锋气质就意味着他们自觉调动或更新这些熟悉的美学趣味，既要从已经相当欧化的纯文学书面语中突出重围，更要从短视频和流行梗等快速迭代、粗暴夸张的表达迷障中长出一种生气淋漓的腔调，进而有可能重新讲出我们时代的别有所见。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无论是以想象为方法还是将游戏文本化，青年写作中悄然生长的先锋气质还远没有形成一种改天换地的气象。对于特定历史的抽象化理解、未能触及生活的复杂性、人物塑造上的扁平单一等等都是这些文本中显而易见的弊病。更不必说，在当下的媒介语境中，“先锋”的异质性还随时面临着技术化操演和媚俗化收编所带来的两种危险。
但至少一切在发生着变化，可以笃定并抱有期待的是，“我们将会需要另一些作家的声音，他们能够看到与我们当下不同的生活方式，能够穿过我们饱受恐惧之苦的社会，穿过其对技术的痴迷，去看到其他生存道路，甚至能够想象希望的真正土壤。”（厄休拉·勒古恩语）
（作者系北师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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