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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文学、文学创作是人学，作家研究和批评家研究，也应该是某种意义上的人学。对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和作为批评研究主体的批评家，都要以“人”观之。西方文学理论的确给我们带来了新异的视角，比如形式主义，强调文本的自足自洽，有其合理性。但也不能绝对化，要小心被它们烧坏了脑子。 范培松先生兼散文批评家和散文家于一身，其“人”更具研究价值。要研究范培松的散文研究，范培松的散文创作，还是要研究范培松这个“人”。 范培松的长篇散文名作《南溪水》在《钟山》发表前，我和他曾就作品中的人物描写有过较长时间的讨论。比如，对特殊时期的那些“小丑”，文学作品要揭露他们的小丑行径，但不能脸谱化，因为他们也是人。再坏的人，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母。他们在“变坏”的过程中一定也曾经历过身心的挣扎，有着主客观的原因。文学要呈现这样的过程，找到那些阻碍、破坏人的身心自由发展的因素。如果这些人曾经是你的对手和敌人，那更是对作家人文情怀的考验。因为文学是公器，不能用来为自己翻案，更不能以文学的名义和手法发泄私愤。即使是被判处死刑的人，也可能成为文学的主人公。文学面前，众生平等。而对散文中刻画、描写的亲人，比如父母、兄弟姐妹，也包括朋友，一旦进入文学作品，他们就不仅是你的亲人，更是文学人物，要以文学的规律和要求，写出他们的丰富性，甚至复杂性。否则，文学作品将停留在“私情”上，无法走向文学本该的“公义”。一个散文家的人格结构，他的政治、哲学、宗教等精神资源，决定了他创作的面貌、境界的高下。古圣贤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做人在先为文在后，器度宏，识见高，才能谈文论艺；苟且为一文人，等而下之了。一个优秀的散文家，须立在高处、坐在平处、行在阔处，也才能“关世教”，文以化人。 简单地说文学是人学，其实是宽泛了些。政治、经济、哲学甚至宗教，某种意义上都是人学。这些学科都按照自己的学科要求，对人做了部分的、有时是流于片面的理解，有异化人的嫌疑。如果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那么每个人的DNA图谱，就是最为精确的人学。但人显然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我想，文学可以利用这些学科的成果，以意象的方式，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综合地表现人，在大地上栖居的人。在此意义上，文学是真正把人当人看的学科。《南溪水》的成功，无疑是文学意义上的人学的胜利。 再说作为“人学”的作家研究。优秀的作家论乃是研究作家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但是如今的作家论仍旧主要是作品论和文本研究，作家是作家，作品是作品，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散文家，他的生活经历、情感资源、精神源流往往直接决定了散文的质量。作家的生命状态与作品之间有着隐秘的关系。我偶然从手机里听到苏童讲《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准备与丈夫离婚，考虑了诸多利弊，但唯独没有考虑孩子的问题。对于有了孩子的夫妻，如包法利夫妇，在考虑离婚时，孩子的因素往往是“头等大事”，但在作为小说经典的《包法利夫人》中却语焉不详。经苏童考证，作者福楼拜自己是没有孩子的。大概福楼拜本人也不会想到，作家婚姻家庭的状况，对他的文本也有着不可小觑的潜在影响。而作家，特别是散文家，作为精神创造的主体，其精神气度、人生观点，对创作的影响可能是无处不在的。知人论文，作者和文本相联系，一定比仅从文本到文本更可靠。 范培松在《钟山》开设的专栏“文学小史记”，我觉得是很好地体现中国文论“人文互释”的传统的。林语堂、朱自清、沈从文、丰子恺、陆文夫、汪曾祺等都是已有定论的作家，范培松从他们的生活经验、情感体会、精神资源出发，融汇主（作家）客（文本）观，见他人所未见，拆解他人之所见，疑他人之所论，时有诛心论说。这是他作为文学研究者意义上的“人学”。 研究作为散文家的范培松，也应作如是观。研究作为散文研究大家的范培松，我们必须、也一定可以找到人与文、文与人、文与文之间的隐秘关系。 一个情感苍白、精神贫弱的批评家是不可能正确认识优秀作家、作品的。同时，脱离了作为文学研究主体的范培松这个人，仅从他的研究著作、批评文本出发，又怎么可能理解他散文研究的“一片冰心”与“良苦用心”呢？有人说范培松的散文研究“入情入理”，那也是范培松的“情”和“理”，是他的情理与作品情理的呼应沟通，他的散文研究因此才能“在情理之中”。 做编辑的时间长了，培养了我一个独特的能力。不仅读作为“纪实”的散文，即使是读“虚构”的小说，甚或是批评文章，我也能读出文本后面的作者。作为主编，总是有作者这样问我：你最看重的是什么？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其实最看重的是作品背后的作者，因为正是作者的精神情感的气质直接或曲折地决定了作品的气质。无论是评价人，还是评价作品，还有比“气质”更重要的吗？ 正是在文学作为人学的基础上，中国人所说的“以文会友”，本质上还是人以群分，以“人”会“人”。精神相通，三观一致。我与范培松先生相识四分之一世纪，近些年来日益走近。因为是作者和编者的关系，表面看来是真正的以文会友：他撰写论文、创作散文，我来编发、推介，是专业意义上的多文体的“以文会友”。但在我，我能和范培松走近，还是因为范培松这个人啊。 可喜的是，现在有了这本《范培松研究论文集》。我要感谢其中众多的论文作者，通过他们和他们的论文，我可以更好地了解、理解范培松先生这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