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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中后期以来，关于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区域性或地方性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日渐深受重视。譬如，享誉国际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著有《地方知识》，他一生潜心于“区域或地方文化意义深描”，旨在通过一个个透彻的典型个案研究，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从宏大叙事推向微观诠释”。就此学术动向而言，若能立足中华文化大地，引入区域性或地方性研究的理论方法，显然可为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开辟一条新思路，尝试一种新探索。李东红教授所撰《南天佛国——南诏大理佛教历史与文化》（以下简称《南天佛国》），便可谓是这样一部佛教中国化视域下的地方佛教研究新著力作。
《南天佛国——南诏大理佛教历史与文化》
唐宋时期，中国西南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大理国，其统治者主要奉行佛教治世的教化策略，即以佛法治理社会、教化民众，一度使当地社会生活高度佛教化。南诏大理佛教，首重阿叱力教派，一方面倾力塑造梵僧、阿嵯耶观音、尊胜佛母、阿央白等本土化造像，与此同时更注重同时使用汉文、梵文、白文等多种文字，传抄与疏注佛教典籍。此外，国王禅位、出家为僧，官员从僧人中选拔，入学童子多读佛书等等现象，不见或罕见于国内其他地方。因而，存留至今的南诏大理文化遗产，大多与本土化或地域化的南诏大理佛教相关。这便使唐宋以来的云南地方文献，承载着南诏大理佛教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记忆。
《张胜温绘梵像卷》（局部）
南诏大理佛教不仅具备中国佛教的普遍特质，同时形成鲜明的地域性与民族特色。因此，南诏大理佛教研究，既要观照佛教中国化的整体性意义，更需考察地方社会，关注当地族群文化的深邃影响。李东红教授新著《南天佛国——南诏大理佛教历史与文化》融通文献记载、社会记忆、传世文物与考古新发现，浓墨重彩两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南诏大理佛教，南诏大理佛教又是何以本土化暨中国化的。《南天佛国》内容系统殷实，堪称洋洋大观。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交代资料来源，梳理学术史与基本学理问题；中篇呈现本土化或地方化佛教与南诏大理历史、社会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包括两汉以来西南边疆社会历史发展，佛教传入的时空与路径、佛教宗派与高僧大德、高度佛教化的社会文化习尚等；下篇则聚焦佛教遗迹与遗物，以佛寺、佛塔、造像、经卷、佛画、经幢等物象，具体且深入地分析当时当地的佛教信仰及其实践活动。通观全书，其佛教本土化暨中国化的理论阐释、多学科交叉研究范式，以及诸多新锐学术见地，读来令人印象深刻。在世界宗教史研究中，佛教中国化堪称外来宗教本土化的范例。因而，中外学者在佛教中国化的学术视域下，一向关注中国佛教现象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本土化问题。相对于中原大地，西北、西南、东南地区处于佛教入华的前沿地域。所以，倾力加强我国边远地区的古代佛教研究，有助于今人切实理解佛教中国化历程的丰富多样内涵，如本土化、地域化、民族化、处境化、民俗化、时代化等等，且从整体上充实与证实“佛教在中国”暨“佛教中国化”这一宏大命题。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情境，佛教在南诏大理的本土化，亦即佛教与当地文化的接触、交流与融合，形成了南诏大理佛教。“白人”是南诏大理的主体族群，他们是本土化、地方化佛教的信仰主体。佛教在南诏大理的传播与发展，本质上主要体现为佛教中国化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中的地方化与民族化。因此，《南天佛国》所开展的专题研究，是对佛教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拓展与深化。就其研究范式而言，《南天佛国》所具备的史料根基、宗教学视域、佛教考古学方法，以及文献辑佚、整理、考辨与应用等，较为充分地展现了“多学科交叉、多范式互补、多重证据互构”的学术风格与价值取向。崇圣寺出土五色供养塔，云南省博物馆藏佛教信仰不仅是哲学意义上的冥思苦想，更多地涉及广大信众的日常宗教行为。宗教实践需要有一定的空间与情境，这就产生了场所、文本、图像、法物，以及法会、仪式等等颇具象征意义的神圣空间、物象系统与仪轨规范。因此，致力于本土化的佛教研究，一方面要探讨其社会历史与文化根源，另一方面则要从宗教实践维度，理解人群与社会的信仰活动。《南天佛国》运用佛教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对相关遗迹与遗物所进行的系统化搜集、整理、分析与描述，较为完备地勾勒了佛教考古学文化序列。透物见人，深入挖掘物象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向读者再现了南诏大理社会及人群的佛教信仰样态。南诏大理佛教研究的基本史料，有正史材料，更多的记录见诸地方志乘。如何理解地方文献史料的价值与意义，是南诏大理佛教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我们知道，古代文献中往往有所谓“荒诞不经”“怪诞”的神话与传说叙事，这是古代社会历史记忆的重要表达方式，是彼时文化书写所不可或缺的形式与内容。研究者可以借助理论工具，解构神话传说的知识生产过程，深析其背后的历史内涵与文化意象，由此便可理解各式各样的佛教本土化、地域性神话与传说。《南天佛国》对于“白古通系”地方史料的梳理与辨伪，就是上乘的研究案例。《南天佛国》内涵系统殷实，富于学术创见。全书聚焦唐宋时期，但其中的不少篇章远溯汉晋历史。譬如，书中明确指出，南诏大理巩固、拓展了两汉以来的中国西南疆域，继承并发展了与西南域外的文化联系。再如，作者从东亚佛教交流史出发，阐明“蜀身毒道”是佛教入华的重要路径之一。又如，作者以对历史文献的再释读、考古新发现的综合性研究，提出“云南佛教起于汉晋，兴于初唐，盛于南诏大理时期”的新观点。如此这些证据与考释观点，不仅厘清了南诏大理佛教的来源，更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早期佛教的认识。
大理崇圣寺
南诏大理时期，为何有如此之多的国王禅位为僧，出家入寺，甚至很多巨族子弟、大姓高官亦以出家为荣，避世为僧、超凡脱俗，竟成社会风尚。作者经由佛王信仰的探究，揭示出“王者出家”的思想基础，是转轮圣王与佛王信仰；国王退位为僧，志于践行“王即佛、佛即王”的佛教哲理。这便为“国王出家”现象找到了解释学依据，回应了学界长期关切的疑难问题。通读这本新著力作，作者看似专注于南诏大理佛教研究，却能突破其地域性研究的时空边界，以此典型个案回应普遍性的学理话题，既丰富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内涵，又彰显了我国边远地区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特殊贡献与重要意义，正所谓令人“开卷有益，掩卷沉思”。（本文原载《中国宗教》2023年第5期。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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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佛国——南诏大理佛教历史与文化》
李东红 著
978-7-101-15861-8
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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