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常常是看不见自己的，因此需要借重历史的镜鉴、他人的对照以及外物的反射，以“知兴替”，以“明得失”，以“正衣冠”。正如希腊先哲所言的那样：认识你自己。这是外部的反推，也是内在的询唤。否则个人必然难以掌握自我的面相及其变迁的轨迹，又或是只识片面，对主体内部的精神走向知之甚少，从而延伸至外部世界时，往往裹挟着难以消解的偏颇偏见和自以为是。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因之遭受遮蔽而不愿去反观、反思自我，而更多地以大而化之的逻辑和伦理，审判他人、审视世界，唯独不愿看见并剖解自我，对他人严苛以待，对自身则充满自恋和自大，这在当下俨然成为一种社会性的症结所在。 因此不得不说，如何认识自己，如何重塑自我，依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当代课题：如何在文学中获致多维的伦理视阈，承认多元的现实可能，从而为真正理解他人以至更深层次地照见自我留下余裕的空间。长篇小说《花甲之年》，通过马达华退休后的困扰与困境、乡愁与忧思，实则返归的是一个复杂主体的精神界域。在此基础上，写作者从乡土世界拓展开去，推及他人和世界，如是未必成为真理，但最起码不失中肯。小说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对焦乡村社会，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作者并没有叙写乡土的新变和新貌，也没有大江大河般的时代呈现，而是回到城乡生活的细部，回到人物的现实处境，在邻里乡亲的“喜气”之中描摹结构性的生存状况，人物个体也在这样的情感网络中反观自我，从追忆和追述中再次“看见”自己，重新锚定个人的精神坐标。 西塘大学工会常务副主席马达华因为入团时的档案多填了两岁，导致提前进入“花甲之年”退休，这是组织与系统共同判定的结果。马达华所在的工会，“除了两位领导外，还有办公室，有财会，有文体部，有福利部，下设各种文娱协会十余个，还要指导数十个部门工会的工作”，如此，他便成为镶嵌在整个学校行政系统中的一个部分，但这在他看来自己却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借用马克思·韦伯述及的科层制理论，马达华无疑是陷入科层系统中的个体，自觉不自觉地被放置于种种关系网当中，这是现代人的精神与现实困境，同时也是推动着现代世界发展向前的必由之径。 从这样的视角进入马达华的退休之路与返乡之旅，可以窥探他得以从社会、单位和家庭的无解中，纠偏自我的盲视，重新看见自己的可能。具体而言，《花甲之年》描述的不仅是马达华从城市回到故乡所观照的风物风景，展开的也不单单是驮娘河流域和红水河流域的生活图卷，而是重现了其中的历史。如在小说中嵌入的“西林教案”事件，叙事者由此表达马达华对“矮个子西林县县长张鸣凤”的景仰，以此实现其自我的映照，这也意味着他自身的一种反思、重建，“他每次路经定安这个沧桑小镇，都会向当年的西林县衙门行一个注目礼，向那个矮个子张鸣凤致意”；不仅如此，还包括云贵总督岑毓英、“代理总督”弟弟岑毓宝，及其培养出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岑春蓂这两个儿子。如此既是历史的重现，也是精神的缅怀。更重要的，这些人物是马达华自小崇尚并学习的对象，然而回到现实，他却陷于单位及家庭的琐事烦恼难以自拔，最终黯然退休，令人唏嘘，也折射出了理想的失落与现实的残酷。这自然不是“驮娘河百里之内，百年之后再无大官，因为岑宫保家已经占尽了先机，透支了地气”，宏大时代催生了众多英雄人物，而当下尽管平凡却安宁平静的生活亦同样难能可贵。 小说切换了关于马达华的若干生活场景，他随后回到平用寨的家中，在那里，亲人的讯息扑面而来，这仿佛是一次寻根之旅，那里是他成长的地方，也是那些与自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他者的生命之域。在作者笔下，这是一幅其乐融融的乡村图景，充满乡土气息和民间气质： 他默默地将各种鱼生料和鱼生片夹到一只碗里，倒上一点花生油和酱油，放到祖父跟前，然后转头对父亲说：“爹，你举个杯吧。” 父亲先将一个酒盅放到祖父跟前，又往里倒了一些酒，说：“爹，你说两句话嘛。” 马成虎放下半只鸭肝，用左手抹去脸上的泪痕，笑吟吟地举起酒盅，说：“祖宗保佑，喝酒吃肉。” 那里也同时需要他付诸责任和耐心，如马达华对于父亲与岳父的责任以及其中的无可奈何。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再者，无论是对于小说中的叙事者还是现实中的写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马达华在祖父那里，搜集到了赶马帮的故事，那是整个现实主义书写中的传奇所在，也是将小说打破平淡凡常叙述的关键所在。历史的移步换形，带来的是从家族史重新获取生命信息的后来者马达华的精神眺望。 除此之外，小说非常重要之处，还在于触及了时代的乱象与人心的淆乱。譬如故事最重要的情节扭结与人物矛盾，便在于县上拟建一条经过平用寨的高速公路，这意味着要低价征用祖祖辈辈的坟地和屋舍，如此打破了寨子的前现代式的宁静，可以想见的是，这背后充满着权力、资本与民间社会、弱势群体的多重博弈，当然这最终还是以马达华等人的妥协告终。历史的浪潮轰隆向前，个体如何应对与浮现，意味着宏大的道德与时代的精神状况。又如马达华岳父江元中遭遇了卖保健品的骗子公司，包括他面对的情感问题疑似骗局，平静的乡村生活里，也往往险象环生。也因此，在马达华的到来以及从他身上展开的视阈中，呈现出来的是城市与乡土的多维镜像，为的是映照诸多个体的自我困乏，以及他们为冲破其中之制囿的可能与不可能。 从马达华身上，一方面可以见出一种自传性色彩的叙事实践，另一方面则触及了知识分子题材。前者如果结合作者自身不难理解，而后者则表现为小说围绕着马达华的退休所试图作出的更深层的表达和阐释。也就是说，在马达华们那里，退休其实是一个精神的临界点，是从事务性向完全的日常性的回归，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返璞归真，这个时候个人的修为便显得尤为关键，但也常常成为个人性情的郁结之处，角色的转换与意义的重估并非轻而易举。对于个体而言，退休生活常常伴随着关乎精神与伦理的回溯，那些未竟之志，以及那些未完之事、未见之人，如何呈现，如何言说，如何超克，竟成为每一个“花甲之年”的主体不得不直面的难题。作者通过马达华对故土的眷恋，揭开了一个色彩斑斓且喜气洋洋的民间社会，如驮娘河流域的当地人称之为“糜蠛”的汤，酸爽解腻，富有营养，但是奇酸无比，如在味蕾；而远近驰名的驮娘河麻鸭，亦似在眼前，如是等等。可以说，马达华开启的状似走马观花的归乡，没有衣锦还乡，也没有心如止水，他面对并观照的，还是那个简单简约却又难以穷尽的乡土。 细读小说会发现，走亲访友是马达华退休之旅的核心主题，小说最后，他来到了好友九哥那里，展开的又是另一个世界，特别是九哥的附庸风雅，丰富了小说所对焦的泥沙俱下的城乡生活。也就是说，小说表面上，夹杂着书法的、文学的，甚至是江元中与钟老师的舞蹈等，由是提升着小说的格调，更是将总体的叙事从鸡毛蒜皮的琐屑中脱化开来。不仅如此，在作者笔下，乡土有一种弥合乃至疗愈的功效。如征地筑路问题的迎刃而解，如小说最后马达华若有所思，“询问阿公和兄长的情况。父亲告诉他，可能是回到老家的原因，老大的病情居然有些好转了，现在每天能够独自撑着拐杖在院子里走几十圈了”。但也不禁要问，这样的功效是不是达成得太轻易了？必要的曲折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复杂立体的人心人性会不会更有意味？人世坦然、情思浩荡，兴许一切都如凡常，无往而无不可能吧。 小说映射出当代乡土最俗常也最日常的生活世界，尽管其间的不同个体都遭遇了难以轻易摆脱的困扰，但是作者却没有将他们陷于苦闷的境地与悲剧性的存在。小说通过马达华的视角和方法，还是试图探寻一个解开与解脱的通道，这个路径一方面连接着真切琐屑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则引向精神的开放与自我的开化。故事最后，即便是退休的岳父江元中，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以及情越浓越化不开的困扰，他对女婿马达华说：“你现在虽说是退休了，可你也还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有自己的事业。你老家还有几个老人要打理，还要照顾我这个岳父，其实是很难应付过来的。俗话说，一墙难挡八面风啊。我也想了，如果我是你我怎么办？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换位思考，都为别人着想，就不会有这样那样的误解了。”在他身上，到底还是显露了一种深明大义的敞亮和豁达。 回过头来说，每个个体的处境不同，境界不一，能够真正求取共情与同心，难能可贵。小说里的马达华及其周围的人尽管屡遭困境，但却很少对此下绝对性的论断。世事苍茫烦扰，以己之见很难廓清迷雾，特别是紧要之处，还需要谨慎下判断，因为审判思维下的任何偏离，都会将人推至危险的境地。因此，关键之处在理性的认知、辨识、判别中，甩掉习以为常的成见与习见，真确地看见自我和他人的处境，看见身处的那个阔大的世界与广泛的人群，并为此激发思绪的牵引。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的沟通本是可遇不可求，最起码不要以己度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和情感的纯粹真空而陷人于不义，即便是年轻气盛又或“花甲之年”，即便是深陷困境或跃于众人之上。质言之，对于如是这般的时代的与社会的精神症候，并非一往无前地傲慢和骄纵才会彰显个人的威严，也许正心诚意的“蓦然回首”，才能真正看见自己，也看见真正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