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每天梦见坐地铁。人头攒动，看不清脸，大家匆忙赶路，就连表情被踩到脚下都不觉。后来不梦地铁了，梦见每天发工资。发工资本来是件高兴的事，但是换个身份，自己是发工资的，而不是领工资的，那场景就很陌生。现在呢，晚上梦到的大多是开车，有时是找车，还有时是找停车位。也不知道去哪儿，总之一直在路上。
    梦里的城市很大，很模糊，总是一副似是而非的模样。醒来却很清晰，发现梦中的场景，和现实是一一对应的。坐地铁是在北京，发工资是在深圳，总开车是在太原。说来有趣，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我竟然是先认识北京和深圳，之后才认识太原的。
    那年夏天，太阳很大，高考完填志愿，在选城市时，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许多人向往北京，我选北京却是因为文学。那个时候，在一个少年的心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之所以闪闪发光，不是因为它是政治的、经济的，而是因为它是文学的。鲁迅笔下的两棵枣树，还在阜成门内大街的秋夜里，和奇怪而高远的天空说话吗？郁达夫喜欢的北京，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还像他那时一样吗？阿城的车站乱得不能再乱，王朔的地铁站走出裙裾飘飞的米兰，史铁生有一座古园，历尽沧桑等了他四百年，名字叫作地坛……文学的北京，比它的任何一面都灵动，都迷人，让人无端想亲近它、感受它。
    然而真到了北京，却和想象中有点不同。大是真大，美是真美，方便是真方便，但在大和美的中间，却也有些具体的不那么方便的情形。
    犹记得刚去北京时，坐公交不是很愉快。因为小城市的公交只有一个门，而北京的公交有两三个门，前门上车后门下车，这是规矩，但我不懂，上车就被乘务员训斥。还有坐反方向的时候，坐过站的时候。坐反方向是因为不懂得看站牌上的箭头，坐过站则是因为人挤人，既看不清车上的到站文字，也听不懂报站员语速飞快的方言提醒。是的，北京也是有方言的，比如说颜色的“色”，不读sè，而读shǎi，比如说夏天去买个西瓜称重，不说“称一下”，而说“约一下”，“约”在这里读yāo。但去北京之前，我以为北京人说的，都是最标准的普通话。
    还有一次在西直门，和女朋友一起过马路。斑马线怎么也找不到，硬着头皮穿隔离带，车流密而快，很多司机朝我们射来重重的目光，还有人摇下车窗喊：“这俩人儿，玩什么刺激？”原来，他们以为我们是年轻人玩大冒险。实际上，我们是根本不知道有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这种东西，穿越时还直嘀咕：北京这么好，为啥没有人行横道呢？
    由此可见，乡下人想要融入大城市，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对城市原住民来说天经地义的事，外来者，或者说后来者，可能是第一次见，需要像个婴童一样从头学起。
    年轻人学习相对简单，大城市的规则，我很快就学会，也适应了。但这些都是表面的，骨子里的东西很难改变。比如上学期间，我去饭店做暑期工，有一些现象就很看不惯，后来我以这段经历为背景，写了短篇小说《异香》，发在《青年文学》二〇一九年第十期上。
    工作以后，我在石景山的老古城住过两年。那时老古城还像个城乡接合部，很多自建的二层小楼，谁家炒个辣子鸡，邻居都要陪着咳嗽，生活气息十分浓郁。两年前我故地重游，那里已经都是高楼了。
    老古城之后，我在三环边的双榆树也住过三年。其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一混五六年》，同名小说讲的是一些北漂的外省青年，在这座大城市里一混五六年的故事，通过故事，探讨了这些人的归宿和走向。农村是回不去了，大城市融入容易留下难，何去何从是个问题。后来才知道，徐则臣当时也住在离我很近的知春里，他在《如果大雪封门》里写到的当代商城和中关村大街，我也常去，有几次看到过那些隐喻般咕咕叫着的鸽子。看了他的小说，我大受震动，同在一个区域生活过，为什么人家就能写得那么丰饶？于是我又给双榆树写了一篇小说，就是《黄昏鸟》，发表在《上海文学》二〇二一年第三期。
    无论如何，北京是我生命中第一座大城市，它有江湖气，也有人情味，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和好兄弟。
    后来工作变动，去福州待了半年又调回北京。其间，还因公去了趟海峡对岸的台湾省。七天时间，分别在台北、阿里山、日月潭、台中和高雄短暂停留，感觉和大陆的城市比起来，宝岛的文化一脉相承，但细节上略有差别。闽南的气候湿润，植被茂盛，很多树木绿叶阔大，如芭蕉树，和北方叶长且细的松树、杉树很不相同。树如此，人如此，城亦如此。闽南的城市，印象中总有一种湿漉漉的婉约和玲珑，让人想到冰心的诗、林徽因的散文、林语堂的小说。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脸孔，而这脸孔，可能有很多面。闽南之后我去岭南，是因为万小刀喊我去深圳创业。深圳的第一张脸孔，是热。那热和福州相似，又有不同。同样有湿漉漉的炙烤感，但深圳的热更有仪式感，“去饭店吃饭，服务员先上一壶热茶。茶却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烫碗消毒，烫完服务员再拿空碗盛走倒掉”“和福州比，深圳更南一些。不过深圳市区比福州离海更近，夏天虽热，海风时常光顾，雨水也多，加上空调里应外合，也还过得去”，这些被我写到了小说《林中火焰》（《都市》二〇二一年第十二期）里。
    关于深圳的其他脸孔，我在《林中火焰》里还写道：
    “然而在深圳的第一个家，买了四种药打组合拳，蟑螂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每天晚上一关灯，它们就鬼鬼祟祟地爬出来大搞军事演习，横冲直撞，耀武扬威，趾高气昂的样子十分过分，以至于清晨儿子醒来后第一句话总是喊：妈妈，快看，有蟑螂！”
    “继南方水果后，她又喜欢上了南方海鲜，鱼、虾、螃蟹、生蚝、扇贝、花甲、小龙虾甚至三文鱼刺身，都评价：好好味！我也喜欢上了广东特色早餐肠粉，还爱吃一种不知道怎么做的炒米粉，极鲜美。”
    我很喜欢的作家阿城说过，生活是很具体的。除了以上这些几乎摆在明面上的一面，深圳当然也有它潜藏在生活之下的暗流汹涌。基于创业背景的两种不同的想象，我写了小说《风中消息》（《牡丹》二〇二三年第三期）和《风继续吹》（《山西文学》二〇二二年第五期）。前者魔幻而现实，略显沉郁；后者则是浪漫的、抒情的，有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之后的奇异的瑰丽的隐秘绽放。
    后来孩子长大了，要上学，父母也像树一样悄然老去，逐渐需要照顾，就很自然考虑到安定。北京、深圳、太原，几经辗转，最后综合考虑，我选择在老家山西的省会太原定居。
    初识太原，却像进入又一个异乡。去了餐馆，习惯性地跟服务员要茶水，答曰没有，于是要来一壶热水，自己烫碗筷，服务员还嫌浪费。儿子要吃米，说来碗米饭，服务员一愣，待反应过来是大米时，竟说吃面的人多，点面很快，点大米则需要现蒸。去银行办事，女柜员很漂亮，却很不漂亮地训斥女保洁：“你看这，球胡麻擦的……”去为民中心办房产证，中介小哥迟到十分钟，教育他要守时，小哥居然很委屈：“才这么一会儿，也算迟到？”至于小区门口的商铺，节假日全部放假不奇怪，就算是工作日，复印店一到晚上七点，也都早早地打烊，徒留门口一段孤冷的月光。
    可是太原也有太原的好。首先，除了高峰期的繁忙路段，几乎从不堵车。东西南北四条中环线，加上滨河东、西路，再加上各种大街、大路以及绕城高速、地铁、公交的配合，交通大多时刻都清清爽爽。其次自然是美食。山西人回山西，面食应有尽有是大满足，还有醋，还有汾酒，在外面时不好买到的牌子，在太原都能轻易得到。太原有几千年的历史积淀，电影《满江红》在这里取景。汾河贯穿南北，蓝天白云的天气越来越多。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晋阳湖公园拥有华北最大的人工湖，湖里有天鹅，还可以坐帆船。
    太原的烟火气息更浓，虽然没有成都那般安逸，但多数人安土重迁，小富即安，空气中飘浮着闲适的家常的气味，生活节奏不紧不慢。我写小说，写在期刊发表的小说，就是回太原以后开始的。
    生活在城市，读书写文，自然会想到城市文学。城市文学是什么？顾名思义，要写城市里的人和事。如此说来，城市文学的发源，要比科幻文学、悬疑文学、犯罪文学等类型都早得多。《诗经·邶风》里，“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这不就是最初的城市文学吗？后来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以及再晚一点的《世说新语》《东京梦华录》，国外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奈保尔的《米格尔街》，乃至当代中国作家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长恨歌》、迟子建的《烟火漫卷》，也都是城市文学了。
    城市也好，城市里的人和事也罢，无非维度不同，复杂程度有异，归根结底，都只是城市的显性脸孔。城市隐性的多重脸孔，藏在事物的内部、人物的内心，它可能是隐蔽的、幽暗的，也可能是混沌的、暧昧的，是具有破坏性力量的希望和失望不断循环往复的综合体。城市文学的意义，固然在于现实之上的记录和想象，但也更在于这样深入的发现和挖掘。
    我最新出版的小说集《外省青年》，就是基于以上思考在城市文学领域所做的一点探索，收录了包括上面提到的《异香》《黄昏鸟》《林中火焰》《风中消息》《风继续吹》等十个短篇小说。至于发现得怎样，挖掘得如何，这个我说了不算，有待读者诸君检验。
    写到最后，无端想起一个遥远的黄昏。那时我还住在老古城，一天下班后坐地铁出站，夕阳斜照，晚风正好，走了没几步，听到有人叫我。我看见一个不认识的阿姨，领着一个衣着朴素的姑娘，说姑娘没饭吃，示意她可以跟我回家。我当然拒绝了。当时只道是骗局，现在想起来，却感觉这背后大有故事。而这，正是大城市的又一张脸孔。
    
    张象：一九八四年生于山西，本名张伟，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二届高研班学员，山西文学院第七届签约作家。曾在《青年文学》《上海文学》《山西文学》《西湖》等刊发表小说，出版有《一混五六年》《你高兴就好》等作品。有小说入选高中语文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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