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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席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人们通过举办各类宴席来交流情感、拉近关系、分享情绪，在礼尚往来中维护人际关系的黏度和持久性。那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男人如何不花费一分一毫、吃遍天下宴席而不被人识破？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十分荒谬的话题。 在本期刊发的短篇小说《天下宴席》中，90后作家刘浪便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荒诞不经却又极具现实意味的故事。小说以“我”的视角展开，“我”以新郎小学同学的身份参加一场婚礼，结果如恶作剧一般的灾祸从天而降，新娘父亲激动过度突发心梗骤然离世，婚宴瞬间变成了丧宴，众人纷纷离去，而“我”却发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陌生人依旧旁若无人地享用宴席。在“我”的质询下，这个独身一人、蹭了大半辈子宴席的男人身份曝光：年轻时在社会上厮混而锒铛入狱，失去联系的家人都以为他死在了外面。出狱后不停打零工维持生计，在一次应聘酒店员工时，他不经意坐在了一张富商举办的流水宴席上，第一次发现可以光明正大地蹭吃蹭喝，还有服务员一视同仁地恭敬伺候着。于是他便开启了蹭吃蹭喝天下宴席的计划，并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了一套不被人识破的“经验”。凭借这些奇特的有效“经验”，他大半辈子免费吃过了天南地北的宴席，几乎可以冠之以”美食鉴赏家”的头衔，却唯独错过了人生当中两次最重要的宴席——母亲的丧宴和儿子的婚宴。 如果说错过母亲的丧宴是身陷囹圄情非得已，那么缺席儿子的喜宴则是因愧疚和怯懦而产生的无颜以对，于是选择在宴席开始之前离开，也因此他之后甚至会羡慕死在自己女儿婚宴上的那位父亲，羡慕那些理所应当地承担着为人子、为人父的家庭责任和使命的普通人。小说以冷峻克制的叙事塑造了一位历经坎坷、流浪江湖的底层落魄男人，个中曲折心酸、人情冷暖在虚实相间中娓娓呈现，在荒诞新鲜的叙事中生发出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 这种弥漫在文本内部的荒诞性和黑色幽默是刘浪小说中一以贯之的风格。近年来他的创作产量虽不多，但一路写来，不骄不躁，稳打稳扎，用自己的节奏和故事回馈编辑和读者，每一篇作品都因具有鲜明的特质而令人印象深刻。他擅长于从繁复琐碎的现实日常中选取题材和人物，荒诞苍凉的底色中既有契科夫式的内容和精湛丰富的形式，也有鲁迅式的一针见血、直击人心，就像“吃起来又凉又细腻的糖霜柿子”，令人回味。在中篇处女作《嚎啕大笑》中，刘浪以回忆性的儿童视角讲述主人公龅牙张因生性爱笑而遭遇种种奇特经历的故事，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面，塑造了一个在成长过程中面对重重压迫仍保持生命本色的小人物形象。《蝇眼》则以记者“我”调查一起消费纠纷展开，通过多位受访者莫衷一是的说法，讲述了一个北漂女孩在外卖里吃出苍蝇从而走上荒诞曲折的维权之路的故事，展现了真相的不可测知和人性的诡谲。对童小云而言，苍蝇隐喻着某种生存困境，是她无法承受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她藉以改变现状的救命稻草。她不惜造假，陷入无法自证的尴尬境地，却不知道原来苍蝇早已存在于众目睽睽之下，那些有机会阻止却出于各种原因无所作为的旁观者，才是这次事件的真正推手，由此揭示了童小云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捕荒》的故事则更加荒诞滑稽，一个靠在滨海小城拾荒为生的孤寡老人，偶遇台风将他拾捡的废品刮走，在惋惜之余他突发奇想：如果台风的风力足够能让整个城市的垃圾废品都被卷走，那么他在下风口处用一张足够大的网子拦截，整个城市的废品都将被他“收入囊中”，从此便可发财。 不难发现，刘浪笔下这些“制造”着各类荒诞离奇故事的主角都是身处社会底层、有着各自鲜明个性特征的边缘人，在诙谐多维、以小见大的现实底色中呈现出时代的众生相。作者年少时期的小镇生活和上大学以及工作之后的北漂经历或许为这些形形色色的小说人物提供了最初的肌理和生长空间，而当“与我有关”的“他们”进入小说之中，写作者的文学自觉和深层思考又不可避免地为其蒙上了虚构的面纱和丰饶的意味。他们大都身处社会底层，有着各自的隐痛和无奈，在摸爬滚打中历经磨难屡屡碰壁，最后只能用一种荒诞的谋生方式努力活下去，看着又好笑又心酸，同时又带有某种深沉内敛的批判意味和对冲感。且刘浪在写这些故事时，大多以“我”的视角来观照故事中的人物并与之展开“对话”，似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也让小说在荒诞苍凉的基调中增添了些许悲悯的温度和向上的力量。 这种“万事万物与我相关”的写作观也一直践行在刘浪的诗歌创作中。在开始写小说之前，诗歌一直是他深耕的领域，诗人的敏感细腻、直面现实赋予了诗歌更为真诚的品格。在新近出版的诗集《万物扎根于我》中，以此为题的小诗将万物与“我”的关系描绘得淋漓尽致：“雨后，一只鸟飞过来/在我的脚印里喝水/我的呼吸被一群灌木争抢着/当我转身，衣袂带起的风/将帮助十万朵蒲公英/找到来生的家/一定还有谁，在我的一举一动里/汲取养料，并不为人知地打开/我生命深处的矿藏。”正如叶延滨在诗集序言中所说：“在这里，物我一体，天地人同在，这是诗人梦想的境界，也是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愿景。穿行于中的诗人在作品中展示了他的困惑、思索和追求，更有一种向上的气势。”这段中肯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刘浪的小说创作。他的小说和诗歌从某种意义上看是相互印证、互为补充的，如同题写作的《屋顶》《奔跑的孩子》《共享单车》等小诗，它们是作者从现实中采撷的种子，萌芽于简短的诗歌空间内，并在更为丰富的人生体验中被移栽入小说的土壤，从而获得了更加广阔自在的生命力。 近年来，随着青年写作群体的不断崛起，关于青年写作“历史感缺失”的话题一直备受关注。而在我看来，众多诸如刘浪的青年作家们用自己的独特经验记录时代以及置身时代现场的人和事物，以鲜明的时代标签和个人印记让宏大的历史与具体的个人血肉相连，这是他们他们所亲历的“当下”，在历史长河中，不失为一种新的历史。这也正好印证了行超的观点：“这是属于21世纪的、看似平凡琐碎，却也包含着新的意义的历史。换句话说，他们正在创造属于青年一代的新的历史，是一种‘去历史化的历史’。” 在小说《天下宴席》结尾，这个蹭遍天下宴席的男人有一天突然发现：“我怀疑我吃下去的那些猪去牛啊羊啊鱼啊虾啊，都在吃我。他们张大嘴巴，吃遍我的五脏六腑。我吃下去的食物总有一天会把我吃掉。”而在小说的创作谈中，刘浪也提到，“小说写完后，我也感到了主人公似的饥饿。正如他吃下去的食物在吃他一样，我写下的小说也在写我。每完成一篇小说，我就被掏空一点点，像井里的水被汲走一点点。这使我有了重新灌溉它的动力。”这似乎是他对诗歌《万物扎根于我》的深情注脚和巧妙联动，期待年轻的刘浪继续保持写作的饥饿感，悉心灌溉出属于自己的源源不断的文学井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