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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莹:关键的时刻

http://www.newdu.com 2023-07-24 《十月》 童莹 参加讨论

    

我没有想过《大红裙》和《流动的新家》会放在一起发表。一篇写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另一篇取材于就近的见闻,一长一短,风格上也有着激越和舒缓的差异。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怎么看都像是一种奇异的编排。不过仔细想来,两者之间也有一些错综的因缘,比如它们都是在疫情期间诞生的,主角都是不满二十岁的女孩,她们都经历着颠覆人生轨道的关键时刻。

《大红裙》的初稿是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写就的。记得那个冬天拖得很长,我和家人时常在厨房的暖空调下忙着各自的事情。爸爸校对账目,妈妈做糯米团、半月饺之类的点心,妹妹则是伏案为功课忙碌着。那是我硕士期间的最后一个学期,没有想到要居家完成毕业论文。一想到毕业的时节和更远的未来,内心有一种前途未卜而迷惘无措的不安。或许也是因此,我扎到了更有蓬勃热力的事物里,比如偶然淘到的一叠1985年到1990年的时装杂志。杂志很有意思,我喜欢看里面模特中西土洋相互夹杂的穿着,这些时装的颜色都很明丽,在形状剪裁上新颖大胆,甚至有些浮夸作势,却处处弥漫着开放向上的气息。我还喜欢看杂志里的整容广告,展销会模特大赛的通知,还有许多介绍如何追求美的文章。那还不是急剧商业化的时代,普通人对于时新的服饰和妆容,总带着新奇的心思,好像要松开了手脚亲自尝试,又因为一些顾虑左顾右盼着。有意思的是,人们需要这些杂志告诉他们有关美的知识,也需要杂志里有人像发言人那样,用官方而亲和的口吻向他们确认,请放宽心一些,其实美是合理的,人人可以追求的。

这样的时代变动让我很着迷,它不仅是服装领域的,还和集体主义式生活的转型相关,充满了个人的机遇和无限的可能。当时我对另外两个群体也很感兴趣: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的第一批女模特,她们一开始往往在组织里生活;另一个群体是大学校园里的学生。后来我想创造几个人物,把他们拉进这个时代,看他们在志向、爱与抉择的漩涡里沉沉浮浮。故事的主角是俄俄,大卫和表姐,分别是想辍学开服装公司的女学生,大院子弟,从省队退役的普通模特。我很喜欢做细部的研究,就从期刊、影像和日记里记录了一些很打动我的细节。在充满机遇和波谲云诡的那个年份,这些人的选择总是和出身背景相关,为了寻找英雄用武之地,或是为了改变命运,有种“心比天高”的气焰,又或者没有主心骨,在疑惧中被别人的说辞影响着。这些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很常见的,只不过在那个特定年代,故事里的人多少做着孤注一掷的努力。

人在关键时刻下的状态与选择,是我过去三五年很着迷的话题。出于私人的好奇和困惑,我常想,孤孤零零的人们,和我们看到的历史,是怎么在某些时刻发生蜕变与更新的?这让我在文史研究和创作里有一些共同的动力。读研以来,我做的题目或多或少与变动的历史时刻相关,比如五四运动里的女学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婚恋抉择等等。其实这背后有一点刻意想要成长的冲动,想要和青春期无知的自己做一次割裂,但它不免有一些揠苗助长的副作用。至于创作,我的产出很少,但成品大多也是研究和观察的副产品,取材于就近的和历史上的人事,然后做很长时间的调查分析。只不过在创作中,我可以自主去设计人物的人生轨迹,换一副更自由的笔法注入我自己的声音。

后来我跨到英国的疫情高峰,在新的国度开启了读博的历程。我做的题目和战争相关,因而阅读了很多血肉横飞的战争记忆,还有与地下工作、患难情谊和集体生活相关的追忆。头脑超载带来的疲惫,和被长期忽略的自我呵护的问题,在异乡水土和超现实的封锁体验中慢慢浮出水面。我亲爱的导师非常体贴,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来调整状态;过去的导师也宽慰说,这可能是生活换轨引起的,疾走后也可松弛一段,积累新感受,调整一下步履。确实,两位老师的呵护与建议都很奏效。这两年多,我花了许多时间学习如何照料好身体和心情,也作了一番与自己和解的工作,为了调试最佳状态,我搬了很多次家。从亲友的视角看来,这是很辛苦的经历,不过对于我自己来说,奔波是切换生活节奏的尝试,因为流动的旅程很有助于整顿心情。

《流动的新家》在结构上的设置,就来源于一些搬家的体验。不过故事里具体的人事,是从身边的见闻中脱胎的。那是一个难以用当事人的回忆去还原的事件,本事发生在疫情爆发的一年之后。当时校园里的教学与课余生活,还笼罩在非常态的空气里,大家陆续地接种着疫苗,逐渐和公寓之外的人交谈,结识更多的朋友,探索过去停滞的一年中没有机会尝试的事物。在这样的情景下,欲望与文化冲突多少造就了一些人际上的冲突,也制造了一些人身伤害。其实在封锁和解封的那一两年,公寓内外发生了许多人际上的纠纷,可能是因为比周围的房客稍微年长,我可能更有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在我看来,就身体伤害而言,《流动的新家》是一个有关利用与被利用的悲伤故事。我不喜欢美化伤害,也对另一种激进的口吻保持怀疑,比如,有人要求一个感到伤害的人即刻就用更为明辨事理的姿态,去伸张正义,捍卫自己的立场,我想这是很不现实的,也容易产生二次伤害。现实中的人物,往往需要一点时间和更多的视角,去消化虚实参半的回忆。创伤、愤怒,留恋和困惑,总是共同作用的,立场的提取需要先保持心理上的距离。搬家的一日,对于故事里的小奎恩来说,是逃离案发现场的重要日子,也是重新回顾那个事件的契机。

小说原来的题目不是“流动的新家”,而是“Quo Vadis?(你往何处去?)” ,它是故事里提及的亨利克·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的同名小说。当时以此为题,一方面想与这部长篇形成一点对照,另一方面,这个标题是某种疑问,透露着我自己的些许迷茫心绪,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处理奎恩的未来走向。我把这个故事和其他稿子一起,搁置了很久,才在今年年初把它们重新修改了一番。在我重读《大红裙》草稿的时候,我对俄俄的那股生命力倒是感到生疏了,看到的更多的是自己在疫情中下想突破压抑状态的心情。不过,我还是和当时一样佩服俄俄博弈式的野性,因而在语势上保留了这样的生命力,只是把情境写得舒缓了一些,改变了故事的结尾,没有交代她的成败;至于奎恩的故事,我把她从记忆的漩涡中拉出来了一些,让她走上新的轨道。在故事的最后,她与羊毛球般“温暖”的原生世界观正式告别,走进了自主选择的新式家园,我很喜欢这种敢于承担风险的意志。

这样的设计不光是因为我对人物多了点爱惜的成分,还出于对自己的一些提醒。在青春期,我曾经被大小的悲剧感动,在我自身陷入困顿时,也对深陷其中的惰性有过一些纵容。现在我觉得,蜕变与坚挺地更新才是更好的状态,每一次求生求繁荣的意念,都值得更好的呵护和回赠。这是一种让我感到开朗的时刻,就像在很多次搬家的时候,对生活用品做着减法,对头脑中不必要的思绪也做了很多次清理。整个过程让我对二十几岁特有的困顿有了新的认识。诚然,很多困顿是特定的文化气候造就的,很多也难逃家庭的影响,有些其实只是出于偶然,并不是来源于外界的敌意;还有一些,可能不过是头脑中的幻象与声音,它是有它的根源,但可以这么去解决:那是一个怪圈,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抵抗的——很多时候它只是源自局限在此时此刻的有限视野。从后置视角看来,打开这种困顿的过程很像是一种现实的写照:像是在沙尘暴的天气,拥堵在晚高峰的公交车里,时间过了很久很久,大风、雨水和微风都来了,眼前的尘霾逐渐消散,车流也被自然地疏散,车窗上的雨水渐渐地干了,侧着身体看出去,街上的夜色和灯光都非常清晰。

回到原先的那个问题:孤孤零零的人们,以及我们看到的历史,是怎么在某些时刻发生蜕变与更新的?有时候得在关键时刻走一走才能找到答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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