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没有想过《大红裙》和《流动的新家》会放在一起发表。一篇写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另一篇取材于就近的见闻，一长一短，风格上也有着激越和舒缓的差异。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怎么看都像是一种奇异的编排。不过仔细想来，两者之间也有一些错综的因缘，比如它们都是在疫情期间诞生的，主角都是不满二十岁的女孩，她们都经历着颠覆人生轨道的关键时刻。 《大红裙》的初稿是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写就的。记得那个冬天拖得很长，我和家人时常在厨房的暖空调下忙着各自的事情。爸爸校对账目，妈妈做糯米团、半月饺之类的点心，妹妹则是伏案为功课忙碌着。那是我硕士期间的最后一个学期，没有想到要居家完成毕业论文。一想到毕业的时节和更远的未来，内心有一种前途未卜而迷惘无措的不安。或许也是因此，我扎到了更有蓬勃热力的事物里，比如偶然淘到的一叠1985年到1990年的时装杂志。杂志很有意思，我喜欢看里面模特中西土洋相互夹杂的穿着，这些时装的颜色都很明丽，在形状剪裁上新颖大胆，甚至有些浮夸作势，却处处弥漫着开放向上的气息。我还喜欢看杂志里的整容广告，展销会模特大赛的通知，还有许多介绍如何追求美的文章。那还不是急剧商业化的时代，普通人对于时新的服饰和妆容，总带着新奇的心思，好像要松开了手脚亲自尝试，又因为一些顾虑左顾右盼着。有意思的是，人们需要这些杂志告诉他们有关美的知识，也需要杂志里有人像发言人那样，用官方而亲和的口吻向他们确认，请放宽心一些，其实美是合理的，人人可以追求的。 这样的时代变动让我很着迷，它不仅是服装领域的，还和集体主义式生活的转型相关，充满了个人的机遇和无限的可能。当时我对另外两个群体也很感兴趣：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的第一批女模特，她们一开始往往在组织里生活；另一个群体是大学校园里的学生。后来我想创造几个人物，把他们拉进这个时代，看他们在志向、爱与抉择的漩涡里沉沉浮浮。故事的主角是俄俄，大卫和表姐，分别是想辍学开服装公司的女学生，大院子弟，从省队退役的普通模特。我很喜欢做细部的研究，就从期刊、影像和日记里记录了一些很打动我的细节。在充满机遇和波谲云诡的那个年份，这些人的选择总是和出身背景相关，为了寻找英雄用武之地，或是为了改变命运，有种“心比天高”的气焰，又或者没有主心骨，在疑惧中被别人的说辞影响着。这些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很常见的，只不过在那个特定年代，故事里的人多少做着孤注一掷的努力。 人在关键时刻下的状态与选择，是我过去三五年很着迷的话题。出于私人的好奇和困惑，我常想，孤孤零零的人们，和我们看到的历史，是怎么在某些时刻发生蜕变与更新的？这让我在文史研究和创作里有一些共同的动力。读研以来，我做的题目或多或少与变动的历史时刻相关，比如五四运动里的女学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婚恋抉择等等。其实这背后有一点刻意想要成长的冲动，想要和青春期无知的自己做一次割裂，但它不免有一些揠苗助长的副作用。至于创作，我的产出很少，但成品大多也是研究和观察的副产品，取材于就近的和历史上的人事，然后做很长时间的调查分析。只不过在创作中，我可以自主去设计人物的人生轨迹，换一副更自由的笔法注入我自己的声音。 后来我跨到英国的疫情高峰，在新的国度开启了读博的历程。我做的题目和战争相关，因而阅读了很多血肉横飞的战争记忆，还有与地下工作、患难情谊和集体生活相关的追忆。头脑超载带来的疲惫，和被长期忽略的自我呵护的问题，在异乡水土和超现实的封锁体验中慢慢浮出水面。我亲爱的导师非常体贴，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来调整状态；过去的导师也宽慰说，这可能是生活换轨引起的，疾走后也可松弛一段，积累新感受，调整一下步履。确实，两位老师的呵护与建议都很奏效。这两年多，我花了许多时间学习如何照料好身体和心情，也作了一番与自己和解的工作，为了调试最佳状态，我搬了很多次家。从亲友的视角看来，这是很辛苦的经历，不过对于我自己来说，奔波是切换生活节奏的尝试，因为流动的旅程很有助于整顿心情。 《流动的新家》在结构上的设置，就来源于一些搬家的体验。不过故事里具体的人事，是从身边的见闻中脱胎的。那是一个难以用当事人的回忆去还原的事件，本事发生在疫情爆发的一年之后。当时校园里的教学与课余生活，还笼罩在非常态的空气里，大家陆续地接种着疫苗，逐渐和公寓之外的人交谈，结识更多的朋友，探索过去停滞的一年中没有机会尝试的事物。在这样的情景下，欲望与文化冲突多少造就了一些人际上的冲突，也制造了一些人身伤害。其实在封锁和解封的那一两年，公寓内外发生了许多人际上的纠纷，可能是因为比周围的房客稍微年长，我可能更有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在我看来，就身体伤害而言，《流动的新家》是一个有关利用与被利用的悲伤故事。我不喜欢美化伤害，也对另一种激进的口吻保持怀疑，比如，有人要求一个感到伤害的人即刻就用更为明辨事理的姿态，去伸张正义，捍卫自己的立场，我想这是很不现实的，也容易产生二次伤害。现实中的人物，往往需要一点时间和更多的视角，去消化虚实参半的回忆。创伤、愤怒，留恋和困惑，总是共同作用的，立场的提取需要先保持心理上的距离。搬家的一日，对于故事里的小奎恩来说，是逃离案发现场的重要日子，也是重新回顾那个事件的契机。 小说原来的题目不是“流动的新家”，而是“Quo Vadis？（你往何处去？）” ，它是故事里提及的亨利克·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的同名小说。当时以此为题，一方面想与这部长篇形成一点对照，另一方面，这个标题是某种疑问，透露着我自己的些许迷茫心绪，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处理奎恩的未来走向。我把这个故事和其他稿子一起，搁置了很久，才在今年年初把它们重新修改了一番。在我重读《大红裙》草稿的时候，我对俄俄的那股生命力倒是感到生疏了，看到的更多的是自己在疫情中下想突破压抑状态的心情。不过，我还是和当时一样佩服俄俄博弈式的野性，因而在语势上保留了这样的生命力，只是把情境写得舒缓了一些，改变了故事的结尾，没有交代她的成败；至于奎恩的故事，我把她从记忆的漩涡中拉出来了一些，让她走上新的轨道。在故事的最后，她与羊毛球般“温暖”的原生世界观正式告别，走进了自主选择的新式家园，我很喜欢这种敢于承担风险的意志。 这样的设计不光是因为我对人物多了点爱惜的成分，还出于对自己的一些提醒。在青春期，我曾经被大小的悲剧感动，在我自身陷入困顿时，也对深陷其中的惰性有过一些纵容。现在我觉得，蜕变与坚挺地更新才是更好的状态，每一次求生求繁荣的意念，都值得更好的呵护和回赠。这是一种让我感到开朗的时刻，就像在很多次搬家的时候，对生活用品做着减法，对头脑中不必要的思绪也做了很多次清理。整个过程让我对二十几岁特有的困顿有了新的认识。诚然，很多困顿是特定的文化气候造就的，很多也难逃家庭的影响，有些其实只是出于偶然，并不是来源于外界的敌意；还有一些，可能不过是头脑中的幻象与声音，它是有它的根源，但可以这么去解决：那是一个怪圈，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抵抗的——很多时候它只是源自局限在此时此刻的有限视野。从后置视角看来，打开这种困顿的过程很像是一种现实的写照：像是在沙尘暴的天气，拥堵在晚高峰的公交车里，时间过了很久很久，大风、雨水和微风都来了，眼前的尘霾逐渐消散，车流也被自然地疏散，车窗上的雨水渐渐地干了，侧着身体看出去，街上的夜色和灯光都非常清晰。 回到原先的那个问题：孤孤零零的人们，以及我们看到的历史，是怎么在某些时刻发生蜕变与更新的？有时候得在关键时刻走一走才能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