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篇小说《教授的儿子》（原载《清明》2022年第5期，《小说选刊》2022年第11期、《长江文艺·好小说》2022年第11期转载），一眼可见杨晓升的坦诚：他把张教授陈教授夫妇、教授的儿子张童童、张教授的学生刘海洋、陈教授的学生李英俊、陈教授的保姆董春花等诸多人物的所思所想所为全部打开，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读者用不着拐弯抹角地揣测、费尽心机地猜度，只管放心大胆、酣畅淋漓地阅读就可以了。基于这样的坦诚，读者便自以为最终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
    我就是这样的读者。初读，很是得意，凭什么由着杨晓升牵着我的鼻子一路走下去呢？最终的结局不是陈教授将房产赠送给了善良的董春花吗？不是“白眼狼”张童童没有如愿以偿吗？不是一切都没有超出我的预期吗？由此便觉得自己是如来佛，不过是冷眼惯见杨晓升如同孙悟空一般劳心劳力好一通折腾罢了。
    再读，觉得不对了，我看见的结局只是故事的结局，或者说，只是选择性地看见了自己愿意看到的结局，而文本真正的尾声却是：“此刻，看着视频里张童童那张早已完全扭曲的脸，我忽然感到他既可怜又可恶，同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一狠心，我只好将视频电话掐断了。”这其中的每一句话，明明都是对整个文本的观照和总结，明明是“扭曲”、是“可怜又可恶”、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第三次读，才终于体会到，杨晓升真正写的并不是教授怎么了，不是教授的儿子怎么了，不是我所看见的枝枝叶叶，而是深植于地下的根系，是理想、道德、情感、人伦、教育、文化、人性等等关涉社会生活的图景、国人（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的生存境遇、我们的绝望与希望的一系列重大精神命题，是我们当下必须正视却又尚未找到答案的未解之谜。
    庄重、严肃、深刻构成了《教授的儿子》的厚重质地。这既是杨晓升作为文化工作者的自觉担当和作为中国作家的珍贵品格，更是文本本身呈奉给我们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的经典气象和气质。
    一
    以人物为原点，深度勘探生命的内在世界
    人，是《教授的儿子》的因与果、始与终。张童童出生于高知家庭，父亲张开平和母亲陈梦芸都是高校教授，对于年近四十才升格为父母的教授夫妇来说，唯一的儿子张童童自然是他们的身家性命，是他们的现在和未来，是他们的希望和梦想。“遗憾的是，一直被视为掌上明珠并从小就被寄予厚望的张童童，自打上小学开始成绩就一直不理想。到了中考，公布的分数也只能上普通高中，张童童本人似乎无动于衷，可做父母的却无法接受，夫妇俩觉得自己都是堂堂的大学教授，儿子却只能上普通高中，实在是太说不过去！退一步说，即使做父母的也能勉强接受，儿子将来能考上大学吗？即便能够考上，又能上什么好大学呢？这简直是恶性循环呀！”
    于是，张童童成了教授夫妇为打破“恶性循环”的深加工对象，教授夫妇节衣缩食、借债还债，并不惜卖房卖颜面卖尊严，“将儿子送到大洋彼岸去接受美式教育”。没想到，一送成永别，他们不仅送出了从张童童初三至硕士（没有拿到学位）期间的巨额留学费用，还送出了张教授的生命（被越洋电话中张童童的反诘气爆脑血管）和陈教授的绝望。同时，张童童也从一个平庸者变成了叛逆者，从一个不愿离家的孩童变成了一个厌学厌家厌亲人厌社会的问题男，步出校园后，他安做月光族，酗酒伤人，进看守所，对母亲的离世“只是‘噢’的一声，既看不出有半点意外和伤心，也没有对我道一声感谢”，并且在“我”（李英俊）将陈教授关于房产全部捐给“十年来一直照顾她的保姆董春花”的遗嘱告知张童童时，“我”话还没有说完，张童童就像一头狮子一样咆哮起来，双目像功率巨大的探照灯通过视频逼视着我。当“我”一字一句重复一遍之后，“张童童听罢，双目喷出怒火，声嘶力竭地嚷：‘不可能不可能，我妈不可能不将房产留给我！她肯定是让那保姆花言巧语给骗了，现在社会上这类骗子多了去了。不行，这事没完，我肯定要抽时间回国打官司，该我的东西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夺回来！’”
    沿着文本的走向，教授夫妇及其儿子的人生悲剧确实不可避免，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代人之间的人性与价值观存在着双重差异。教授夫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们信奉道德、孝道、学而优则仕，希望唯一的儿子有理想有知识有文化有操守，希望下一代远超自己成为照耀门庭的那一颗永恒的太阳，然而，张童童每走一步，都离他们越来越遥远，也让他们越来越寒冷。由于“不争气”，由于资质平平，张童童自初三起就被送往美国，从此在他人生最重要的时段，严重缺席了来自父母的精神指引和关照，最终，他既没能适应异国的土壤与环境，同时也丧失了原生汁液的浸润和根性营养的护佑，在没有父母辈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春风化雨之下，他“自由自在”地长成了西方文明中的一株罂粟花。看起来，他崇尚开放，热爱自由，追求物质丰足和没有约束的生活，看起来他有自己的青春华彩、有自己的美丽绽放……实际上，他的青春是任性，是挥霍，是透支和轻虚轻飘的，他的美丽是娇弱，是浮艳，是有毒和不可持续的。
    没有正确价值观支撑的人，命定只能活得混乱不堪。早早奔赴大洋彼岸的张童童，长大成人后，茫茫然如大西洋海面上的一叶小小扁舟，虽然曾凭借孩童时期父母灌注的一点底子，不算圆满地完成了学业，并且循规蹈矩地工作过一段时间，但这点底子终归是薄了，终归是勉强，随后在与父母不断发生的冲突与较量中，他自暴自弃，完全放逐了自我，任由本能把控自己的人生，彻底走向了父母所期待的反面。
    究竟谁是谁非？谁该为谁负责？又是谁把谁的生命推进了光的背面？文本貌似一直在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无论是刘海洋的竭力调和，还是“我”的几次三番劝说，甚至是董春花暖心贴肺的照料，不是充满了每个角色（人物）的义理辨析，就是大量运用事实（这里仅指小说文本中的“事实”）作为参照和对比，从而引人思考和评判。特别是，文本在仅四万余字的篇幅里，竟然充分展现了两代人的“成长”：陈教授从爱子到恨子再到弃子，并不仅仅是事移情易，而是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逐步发生的，尤其是离世前立遗嘱将房产赠予董春花，“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就是，在一系列拽回张童童的努力遭遇失败之后，她已经彻底否定了我们所天然认为的血缘亲情，转而确认了实际的、理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将自己关于亲缘、伦理、财产等诸多理念和判断无限靠向西方文明，显然，这样的改变，对于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浴火与涅槃。与此相反，张童童却如前所述，甘愿沉沦于中西文明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所不乐见的糟糕状态不能自拔，放任自我不断滑向人性的深渊地带。
    那么，文本在肯定陈教授而严责张童童吗？不，从来没有。人性永远是最广泛和最深刻的现实，杨晓升只是看似在呈现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忠实地表达着人物各自的想法，实际却在暗度陈仓，借此巧妙地绕开道德评判，免著只字定论，而把所有的裁定都留给了读者。唯一可见的端倪，是他一直在通过“我”（李英俊）的目光与行为、观察与分析，给予包括张童童在内的每一个人物以体谅、宽容以及深深的理解与同情。
    这样的态度，只有深谙人性的弱点才能够具备，这样的情怀，只有坚持人性的立场才能够拥有。
    二
    以时代为经纬，全面刻画复杂的外部世界
    与时代同频共振，勇发时代之先声，几乎是所有现实主义作品的共同特征，细腻、敏锐、丰富、广阔，是这些作品在被书写的过程中无法掩饰的天然特质。《教授的儿子》就是这样，它所指向的，全部都是近乎沉重的时代之问。
    我们需要正视独生子女时代问题。众所周知，独生子女的出现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中国为了控制人口增长过快而实施的一项较为长期的阶段性政策。早期的独生子女，现在已经到了而立之年，理所当然正在成长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一般都集各方亲人尤其是父母的万千宠爱于一身，特别是，对于绝大多数城市独生子女而言，更是拥有比较优裕的物质生活和丰富充足的智力投资，一般都思维活跃、活泼阳光、乐观自信。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从自由生育到只能生一个的陡转直下，让中国的父母乃至整个社会都没有来得及做好足够的准备。从父母的角度，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正确面对我们的宝贝疙瘩，普遍采取的态度是，孩子一出生便猛扑上去，把自己的财、情、观念、希望、梦想、未来，全都一股脑儿压给那个小小的身躯，当然，我们也教育、引导，也十分严肃、十分认真……总之我们拿出浑身解数，给我们的唯一予以十二分的疼爱。
    吃多伤身，压重必塌。《教授的儿子》从教授的独生子张童童的求学展开，全方位展现他在教育、工作、婚恋等各个方面与教授夫妇发生的层出不穷的矛盾，直面独生子女时代整个社会所弥漫的普遍的焦虑情绪，进而提醒我们，随着独生子女的独立和父母辈的逐渐老去，两代人的分崩离析必将导致事关和谐稳定、敬老养老等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产生。
    我们需要正视中西文明冲突的时代问题。张童童到美国求学，正常情况下，理应是深造，是提高，是奔赴灿烂光辉的锦绣前程，这是所有送子出国的中国父母的共有心态。教授夫妇也不例外，他们因为不能接受张童童的平庸，一门心思想要通过国外的教育，让张童童变得非凡出众，但他们完全忽略了，一个人的顺利成长，并不能仅仅依靠校园教育，而是需要各方合力的共同作用，而其中最重要的，除了父母的潜移默化言传身教之外，还有社会传统文化与文明的无形教化与滋养。
    具有讽喻意味的是，教授作为文化人的代表，却偏偏对文化的根性力量视而不见，硬生生将自己的独生子推入了一个完全不可预知的境地。显然，是功利之心促发了他们的焦虑，是焦虑让他们失去了理性的判断。试想，如果他们坦然接受张童童的普通，自然就会慎重思考如此普通的孩子去到一个文化迥异的环境里能否很好适应的问题，如此，张童童的人生将会得以改写，虽然他也许依然会普通一生，但至少是健康的，而不是撕裂的。可惜悲剧终究还是上演了，即使教授夫妇一直指望的“在美国洛杉矶定居的学生刘海洋”，也没能成功阻止张童童的坠落，没能成功协调教授夫妇与张童童之间的关系。
    “刘海洋曾在张开平教授所在的大学读本科，毕业后考到美国的一所名校读研，硕士毕业后又自立门户开了一家公司，主要从事中美之间的商品贸易。”当然，杨晓升刻意设置的“刘海洋”这座桥梁，意在为我们提供应对文明的交融远远落后于物质全球化问题的思考路径——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在形成稳固的价值观之后再择机而为，也完全可以获得成功。
    我们需要正视社会信任危机带来的时代问题。《教授的儿子》在开篇专门用了整整一章，不厌其烦地讲述“我”对董春花不屈不挠打进来的电话及其传递陈梦芸教授病重的消息反复确认的过程，甚至在董春花说明情况后，“我”仍然是犹豫和怀疑的：“因为我还无法判断事情的真假，眼下这社会骗子多，电视新闻常常报道骗子利用电信诈骗。可手机来电明白无误显示的名字是陈梦芸，莫非陈教授的手机丢了或被偷了，让诈骗分子查到我的号码欲行诈骗？虽然有这种担心，但我不敢贸然肯定。”
    类似这样的不信任，几乎贯穿了整个文本，而其中隐含的最大信任危机，恰恰又发生在教授夫妇与儿子张童童之间：教授不相信儿子只是芸芸众生之中极其平凡的那一个，不相信儿子到了大洋彼岸仍然改变不了平凡的状况，不相信儿子有能力获得属于自己的工作和爱情，不相信儿子自己选择的生活是令他快乐和幸福的；作为独生子的张童童，倒是出于享受的习惯和依赖的心理，一直相信父母视他为“掌上明珠”，相信父母所拥有的一切理所当然都非他莫属，于是在这样的认知下，当“我”视频告知陈教授的财产已经赠予董春花时，他咆哮的是“……她肯定是让那保姆花言巧语给骗了，现在社会上这类骗子多了去了。”母亲去世都没有归国的张童童，这次竟然表示要“抽时间回国打官司”。
    虽然每个人的不信任各有原因，但始终无法避讳的是，这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通病，不仅如此，《教授的儿子》更深一步指出，这种病正在不知不觉侵入并松除我们中华民族赖以凝聚、团结、稳定的纽带和基础。
    三
    以文学为信仰，致力建构富饶的心灵世界
    王安忆对好的小说命名为“心灵世界”，她认为小说是作者一个人的心灵景象：“完全是出于一个人的经验。所以它一定是带有片面性的，这是它的重要特征。”《教授的儿子》就是这样的“心灵世界”。文本包括“我”妻子在内多达七人，虽然一直有一个“我”在其中串连着人物、情节，虽然每个人物都在毫无保留地发表各自的意见和见解，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总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始终如影随形。
    在得知张童童没有拿到硕士学位时，张开平教授对他的儿子说：“……硕士学位没拿到虽然令人遗憾，可也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人生那么漫长，谁能不遭遇挫折？再说了，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遭遇挫折之后一蹶不振，我和你妈都希望你不要气馁，希望你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陈梦芸教授说：“……我们送你到美国就是要让你好好专心读书的，我和你爸希望你至少是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再考虑工作上的事，知道吗？不然我和你爸干吗这么多年花那么多钱供你在美国读书，如果你在美国连硕士学位都不能拿到手，那之前的钱我们算是白花了……”在教授夫妇得知张童童谈了美国女朋友之后，紧急求救刘海洋劝服张童童回国，刘海洋说：“……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帮助你们劝说我这边也没问题，一定照办。只是童童毕竟是大人了，何况他眼下正处于青春期，精力充沛，荷尔蒙发达，让他不恋爱可没那么容易……”在教授夫妇的步步紧逼下，张童童躲避不成，被中间人刘海洋转告后被迫回教授夫妇电话说：“……我都告诉过你们了，我不想回国，至少我目前不想回去。我现在是大人了，不再是小孩，大人有选择个人生活的权利你们懂不懂啊？你们连这点权利都不给我，那还算什么合格的父母？！”张童童在父亲去世后，想说服母亲重返美国未果，求助于“我”，“我”说：“……你爸妈当初为了供你在美国留学，多少年都节衣缩食，甚至将你家的另一套房子都卖了，这你不会不知道吧？可到头来你却要这么绝情地对待你妈，你懂不懂得感恩，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张童童回敬说：“……我是我妈生下并养育大的，可生下来她就能一劳永逸将自己的儿子当私有财产吗？我只能像影子一样一辈子一直跟在她的身边？我还有没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如果中国的父母生下孩子都只是考虑为着自己防老、尽孝道，那是不是太自私了？”
    毋需赘述，类似的对话，文本俯拾皆是，但如果略去人物对话中所有描述性的语言，同时把所有引号之外对每个人的心理活动描写和理论辨析连缀一起阅读，就不难发现，《教授的儿子》密集如雨的对话，其实就是同一个人自己在跟自己碰撞，自己在跟自己交锋，自己在跟自己较量。
    这个人当然就是作者杨晓升，所以，这样的心灵世界当然也不同于前述人物的内在世界。它更加自由，因为不需要受制于每个人物所承担的角色限制；它更加深刻，因为它完全是作者对自我认知所进行的剖析与释放，它的确是片面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作者本人的主观表达；它却是无比自足、完整和丰盈的，因为它始终是基于社会现实的客观呈现，是人类理想的折射和追求，是作者最具拯救雄心和使命感的文学想象与真实。
    也就是，《教授的儿子》如此这般的现实主义写作，足以让杨晓升良心安稳。首先，它坚持温柔悲悯的大底色。如前述，文本虽然切中的都是当下人们普遍关注、普遍忧虑的问题，但却始终只是展示与呈现，而不做是非对错的权威与裁判，可以说，尊重每一个生命存在之不易、涵纳每一个生命认知之局限，一直是《教授的儿子》处处弥漫的浓厚的善意，因此，这样的坚持意即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它最终指向的只能是纵深与宽阔。
    其次，它坚持严谨求实的大态度。文本对现实生活中的细节描述几近严苛，比如开篇对于陌生电话的拒接，仅仅交代时间较晚是不够的，还要交代南北地域人们生活习惯的差别；比如从“我”家到陈梦芸教授的家，不仅地理位置不同，时间和路况的不同也是要预计到位的，只有这样“我”才能在路上展开漫长的回忆；比如不同时期张童童的教育投资是一定要交代明白的，如此才能充分说明教授夫妇是如何奋不顾身地砸锅卖铁；比如人物之间纷繁交叉的关系更是要逐一交待清楚的，否则人物的语言和行为都有来历不明的嫌疑……总之，在杨晓升这里，一切都要合乎逻辑，一切都要严丝合缝，一切材料都必须经得起检验，一切结构都必须经得起锻打，相应的，《教授的儿子》就始终是气定神闲、从容优雅的。
    第三，它坚持追求理想的大格局。文本毫不掩饰其对构建意义之山峰、精神之灯塔的重视和努力，它提供的理想图景就是对话：教授夫妇与儿子张童童之间的对话、教授夫妇与各自的得意门生之间的对话、教授夫妇各自的得意门生与张童童之间的对话。对话其实就是沟通与交流，理性的融合就有可能由此实现。文本处处运用对话推动情节的步步发展，显见是“别具用心”，其目的，就是要完成从内容到形式再到精神隐喻的高度统一，即：选择对话与交谈，才是我们解决包括但不限于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冲突等诸多现实问题的有效方式。
    评论家李建军在《重新理解现实主义》开篇即犀利地指出：“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现实主义即使不是一个已经死亡的概念，至少也是一个滞后而沉闷的话题。在‘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时代，谁还有兴趣再热情地谈论它？在‘解构’一切的‘反本质主义’时代，谁还有耐心透过纷杂的事象深情地谛视它？”所以在篇尾他竟忍不住充满激情地说道：“是的，对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我们必须充满虔诚的敬意。我们需要它。要想写出伟大的作品，我们就不能没有它；要想让生活变得更真实、更美好，我们就不能没有它。现实主义是流离失所的文学在无尽的乡愁中最终要归返的家园。”
    从这个意义上，《教授的儿子》所坚守的，正是被背叛的文学常道，杨晓升所坚持的，正是日渐式微的经典化现实主义文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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