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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河车》的写作灵感来源于我自己的求医经历，因为月经不调，中医给我开了汤药后，又嘱咐我有一味药引子比较特殊，叫“紫河车”：中成药，粉状，味腥。医生建议我，如果实在喝不下去，可以上网买胶囊将粉装进去。尽管一早就知道紫河车是什么，我一开始对医生的话也并没有太在意，在网上见过太多奇怪的中药名称和它们的实际所指后，我对紫河车并不抱有猎奇心理。拆开包装后，腥味的确很重，但真正阻止我将它喝下去的并不是气味，而是一种心理上的障碍——只要想到它曾是人体的一部分，我就怎么都无法说服自己喝下去。 在《紫河车》这篇小说中，我也给女主人公成宵丽设置了类似的心理障碍，但她一开始是接受这一规则的，她乖乖喝下中药，就像她接受从上海返乡照顾病重的母亲，在母亲去世后接替她承担照顾整个家庭的任务一样。这些年在影视剧中，我们习惯看到都市职业女性的生活和困境，又习惯看到她们进行漂亮的突围。在写《紫河车》时，我将出生在县城，在事业上没有太大野心，也没有取得过成功的女性形象投射在成宵丽这个人物身上。胎盘作为人类胚胎时期与母体进行物质交换的器官，在生理上来说，婴儿呱呱坠地后便失去了它的作用。但在民间，一直有“吃胎盘”祈福的传统，我幼时曾目睹过产妇的家人洗胎盘的过程。周围是一众围观的妇女，洗胎盘的妇人是产妇的婆婆，她在一盆血水中剥掉胎盘上的白膜，触摸着其内侧说：“里面都是细细的绒毛，孩子在里面过得太舒服了。”围观的人无不带着猎奇的心态观看这一过程，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那一幕，一群人基于传统观念，毫不避讳地商量着要怎么吃一个人体组织，这一幕也在《紫河车》中得到了还原。在不少家庭内部，会就胎盘的归属问题发生争议，比如，时常会发生爷爷吃了胎盘“求福”，惹得儿媳妇不高兴的事，她们认为胎盘应该是孩子父亲和自己来吃，总之，胎盘的归属权，俨然成了乡村世界家庭内部权力体系的一种象征。 《紫河车》中的成宵丽，作为一个农村家庭的长女，她与家庭的联系十分紧密。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人生一直寄生在原生家庭的壳中。在上海找不到好的工作、母亲得了重病、弟弟结婚的压力等等，都是她与家庭之间隐形的脐带，将她绑在这里，行使长女的职责。然而内心深处，她并不能很好地接受这个家庭角色，但也确实无力改变现实，因此，她表现出抗拒进入婚姻的姿态，将情感寄托在养鱼养花这些小事上。某种意义上来说，她虽然寄居在家庭这个壳里，内心却处于漂泊无依的游离状态。我想通过紫河车的象征意义，将关注点放在县城部分女性无所依靠的尴尬处境上，她们中的很多人在今天依旧没有获得过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机会。但至少在故事的结尾，成宵丽反抗了一回，她倒掉了掺有紫河车的中药，决定给自己一个短暂的假期，虽然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的处境，但她却能以此来表达对父亲和生活的不满。 与成宵丽寄居于原生家庭不同，《去迪士尼》中的徐美玉是一个在都市里讨生活的保姆，她面临着养老的难题。多年的都市打工经历，以及在金钱上的吝啬，让她与女儿之间产生了隔阂。年近六十后，她本能地感到一种恐慌，身体上的衰老以具体的方式影响着她的工作：她不敢戴老花眼镜，不敢大声使用手机上的语音软件搜索食谱，不敢在雇主家将白发染黑，小心翼翼地隐藏手上的湿疹，因为一切衰老的迹象都有可能使她失去这份工作，而她并没有养老保障。徐美玉寄居在一个又一个雇主家，她清楚地知道保姆是一份朝不保夕的工作，因此她从不买过多的衣服和物品，始终保持着能拎包就走的状态。同很多保姆一样，她经历过艰难的求职、雇主的刁难、轻微的性骚扰等等，这种生活让她没有归属感，她在肉体和心灵上都漂泊而无所慰藉。小说的开头，徐美玉寄希望于一场相亲，希望能够通过跟老周的结合，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但她也是没有底气的，老周上海人的身份让她内心深处觉得自己高攀了，结果证明这场相亲不过是一场关于买房的算计，她没有答应老周借钱的要求，除了金钱上的考虑，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始终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以这种方式博得利益。最终，出于内心深处的愧疚感，她主动提出去迪士尼乐园游玩，来修复与女儿的关系。 徐美玉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她有着自私、吝啬、世故的一面，但这种特质是她过往的生活经验造成的：她抠门，但也正因为如此，才能供女儿读完大学；她自私，逃避带外孙女的社会责任，因为她觉得自己难以与女婿友好相处，也不愿囿于得不到报酬的家务之中，因此，她也无法融入其他带孙子的老人群体；她世故，与老周相亲是为了给自己的老年生活一个保障，却又能及时清醒过来，看穿老周的算计。但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些特质，让她得以渡过家庭经济危机、丈夫去世等一系列考验。徐美玉一直游离在传统的家庭生活之外，她错过了女儿成长中的大多数时光，让她作为留守儿童长大，她整天忙碌，也只是为了保住一份不算体面的工作，她始终都是一个人面对生活的压力和重担，这一点，我想是很多在大城市做保姆的女性的共同处境。 《去迪士尼》中的徐美玉比《紫河车》中的成宵丽年长，她们所处的人生阶段也不同，但她们的生活都处在危机和困境之中：对成宵丽来说，她没有做好进入具体的婚姻生活的准备，也无法彻底摆脱寄生于原生家庭的状态；对徐美玉来说，过往仓皇的生活让她疲惫不堪，她尚未来得及修复母女关系的裂痕，衰老又不可抗拒地来临。相同点在于，她们都在左支右绌中做出了看似微不足道，却至关重要的努力，而这些努力，正是我在书写中试图聚焦的地方。比起塑造事业有成的女性形象，我更加关心这些普通女性的生活经验，在与生活的较量中，每一个小小的抵抗都有意义，而每一处妥协也值得被理解。她们是我身边许多朋友、长辈的缩影，或许放到大的世界中，她们“搏斗”的姿态并不好看，甚至显得有些仓皇狼狈，但写作给了我一只放大镜，可以近距离观察和再现她们的生活。孩童时代我们所做的每一次尝试都曾经被鼓励过，但长大后我们往往做出很大的努力，也只不过在保证自己不后退，更不要说赢得喝彩。成人世界的奖励机制使得很多人即使拼尽全力，也难以获得想要的成就。不管是成宵丽还是徐美玉，我写作的初心都在于给予她们肯定和鼓励，我在近来的写作尝试中，也一直致力于将普通女性的生活状态从隐蔽中展现出来，将焦点放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努力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