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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此前写过一篇谈文学理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问题，题目叫《理论的理论品格与及地性》。那篇文章试图说明，一方面，理论有着自身的延续性，从而理论的历史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理论也是联系实际的，与文学实践，包括文学的创作、欣赏、传播、批评的实践联系在一起，因而有着两股推动理论向前发展的动力。这是对文学理论发展动力的一般性论述，涉及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但也有自身的独特的特点。 中国的文学理论，一方面对国外的文论有引进、吸收、改造、中国化的特点，另一方面有接续自身的传统，在新语境中转化和发展的问题。将建立在外国文学基础上和建立在古代文学基础上的理论，移植到当代中国，都需要适应。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时代，文学实践不同，对理论的需求也不同。由此，理论在时空中旅行，换了地方，换了时代，所适用的文学实践不同，就会产生种种格格不入的现象。 不仅如此，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度，文学的性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都不相同。有的国家以史立国，有的国家以文立国，还有的国家法治优先，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不一样。在历史的不同时段，文学家有时被认为有经天纬地的治国之才，有时则只是被看成是文学侍从、朝廷弄臣；文学有时被看成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有时则被看成是娱乐业的一部分。文学的地位时高时低，其性质也依社会的情况而定。 基于此，关于原创性的考量，就有了新的变量。从原先的理论与实践因素构成的二维的思考，到需要纳入多维复杂因素的考察。 一、两种原创性主张批判与“三大体系”辨析 在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者中，存在着中西二元对立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常常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有关。 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出身的人，倾向于主张从古代文论中直接建构出当代文论来。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文论是古今一贯的，从古代直接发展到近代、现代与当代。在古今转换的过程中，理论本身由于所面对的对象不同，所处于的社会环境不同，以及所研究的对象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不同，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变化。然而，这些学者执着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丰富性，认为只要通过转换，就可适用于当代。 与此相反，研究西方文论出身的人，看到西方文论中的一些丰富而有价值的内容，认为它们在中国也有着适用性。一些研究20世纪西方文论的人，看到西方文论方法和流派的不断更新，新的知识不断被生产出来，深感过去对此的无知或知之甚少，于是倾全力引进和介绍，要跟上发展的步伐。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有一种刚打开国门之时的焦虑，要将西方百年文论形成的新流派和产生的新知识一下子全部引进国内。 在这个学术圈子里，所出现的是一种唯恐落后的心态，以引进国外最新方法、流派、名词和概念为时尚。他们感到，在外国处于现代时，我们还是前现代；在外国处于后现代之时，我们进入到现代；现在，外国已经是后后现代了，我们还在谈论后现代。我们总是比外国落后半拍，而一个好的理论家，应该是迎头赶上，与外国同步发展。如果不能走在时代前列的话，也与最新潮的理论相差不远。 这两种态度截然相反，并且相互之间争论不休，构成了当代文论的一道风景线。当然，能在一道争论，还算是幸事。另有一些人，则相互之间不对话，不争论，不在一道开会，不看对方的文章，将一个学科内部的两种观点的区分变成了不相往来的两个学科。不管是在一道争论，还是干脆不争论，这些学者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做理论研究时，走从理论到理论之路。他们没有进一步思考，文学理论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是用来做什么的？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文学理论还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吗？ 这里要区分一些不同的情况。古代文论本身是一个专业，需要有人专门进行整理、注释、编辑，形成一些资料汇编、教学用书或教学参考书、适合不同水平读者的注释，还需要有人对资料的历史真伪考证，对意义源流进行考释，这些工作当然是需要的，并且也是重要的学问。读书多，材料熟，总是值得倡导和尊敬的。然而，古代文论是在古代文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古今语言有很大的变化，古代人与现代人的文学感觉、文学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文学理论要适应当下文学实践的需要。编辑、注释本身不是原创，只是有助于当代人从古代文献中汲取营养而已，文学理论的创造力之源还在当下的现实。 同样，对西方文论的研究也是一个专业，需要有人懂各种外语，进行翻译、注释、阐释，形成种种相应的研究资料汇集和教学用的书籍。我们今天常常叹息，某些重要的著作还没有译成中文，某本书译得不好，将一本好书糟蹋了，某些语言懂的人太少，一些重要的著作没有人翻译，这种叹息本身，就反映出翻译介绍的重要。这种工作仿佛是在给屋子开窗户，引入阳光，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更被看重的学问，即参与到对这些西方文论的国际研究之中。例如，研究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等许多大师，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中国学术界有意义，而且在世界上也有意义，那当然是很好的。 然而，引进本身也不是原创，参加国际学术研究也只是提高我们自身的手段，这些都不能取代结合当下的现实进行研究。归根结底，理论不是智力体操，而是对现实对象和人的活动的解释。 在当下，倡导要加快建立三大体系，即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对这种建设的重要性的论述也很多，在许多宣传性的文字中，论述者都是将三个体系并称，并没有做出进一步区分。实际上，在不同的学术领域，这三者含义不同，建立的顺序也不同。 在一些纯理论领域中，学术体系的建构优先。一些著名的哲学家都致力于完成理论体系的建构，在理论的各个点建立逻辑联系，将理论的各个分支依据逻辑的关系结合成一个整体，并且致力于使一种成体系的理论延伸覆盖到各个学科分支之上。 当康德写完《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这两部巨著，从而论述了认识论和伦理学问题以后，感到在理论体系上的不完整，因而写出了《判断力批判》，讨论审美论和目的论。黑格尔写出他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并对哲学的一些其他分支做研究以后，最终还是留下了《美学讲演录》一书，讨论艺术哲学问题。杜威在完成了教育学、心理学、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以后，在70多岁的晚年，写出了《艺术即经验》这部美学著作。有些早逝的哲学家没有完成自己的美学著作，例如维特根斯坦，关于美学只有一些简短的谈话，然而，在他去世以后，众多的美学家在他的思想基础之上，发展出了蔚为大观的分析美学流派。 对体系建构的努力表明，要建立学术体系，就需要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并以此为基础，致力于对所关心问题的全覆盖。从一种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研究各个领域，从而能够在理论上一以贯之。 在文艺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的建构问题，曾出现过一些争论，至今人们意见也不一致。众所周知，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的著作，在理论论述上很完整。在哲学和社会学等一些领域，马克思恩格斯也完成了系统的理论论述。然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学理论，学界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些重要的手稿、笔记、通信中，在一些主要论述其他问题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文学、艺术和审美的精彩论述。这些论述，与他们的哲学体系是联系在一起的，其自身也有一定的完整性。 然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不少人指出这样两个事实：第一，这些手稿、笔记和通信，并不是完整系统的著作，并且他们在世时也没有发表。第二，这些论述实际上没有进入当时的美学界和文论界，没有参加同时代美学和文论的讨论。只是到了20世纪，在世纪之初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论述才被整理、出版、阐释，成为20世纪美学和文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后，许多人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学术体系做出了努力，这方面的工作直至当下也仍在进行之中。我们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学术体系，需要根据处于这种情况的各种论述，将相关的思想连接、展开，进行阐释和推论。 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体系是建立在学理基础上的，依照内在的逻辑追求自身的完整性。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许多人都在做，在中国也有几代人的努力，在当下仍在做，这仍是一个紧迫的任务。 学科体系的建设则不一样，受着学科设立的影响，有了学科，才出现建立学科体系的要求。学科体系不是天然形成的，也并非仅仅是经由学理推导而成，而是由于学术发展和社会需求，人为地通过行政手段设立的。学科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了要求，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而建立，同时也要根据进行教学、培养人才，以至于合理地分配资源的需要而设立。例如美学这个学科，是先有了“美学”（aesthetics）这个概念，后在学科分类体系中设立了这个学科。基于大学的形成和发展，并在大学里进行分科研究和教学，这是许多现代学科形成的依托。没有这种物质性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建立，学科就不可能形成。 学科设置在古代就有萌芽，如古希腊的学园有不同科目的教学，中国古代也有以“六艺”教国子之说。近代大学兴起以后，一些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医学作为专门学科设立，自然哲学、认识论、本体论、美学，以及历史学、宗教学等人文学科，还有像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也是如此。由教育管理部门制定学科目录，并建立相应的教学和学位制度，要求开设相应的课程。一所学校要追求各学科齐全，具体到一个学科内，需要自成体系，内容完整，适合于教学。因此，这种学科体系的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学科齐全，补上短板；二是在具体到某个学科，则有着良好的教学设置，包括完善的教材和教辅读物配置，教师队伍整齐，学科人才梯队合理，以及与此相关的教学研究及其成果。 在大学里，有时会根据社会需要来决定学科的设立。如果一个学科的学生毕业后就业前景不理想，就可能会决定招生名额削减，以至最终取消这个学科。与此相反，如果一些学科社会需求大，就会扩大招生，充实教师队伍，加强相关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科建立并非仅仅基于学理，也有面向社会需要的一面。 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有一些交叉重叠现象：有一种情况是，学术体系的建立先行，后设立相应的学科。这是指已经提出和建立了完整的学术体系，此后才开设相应的课程，依照教学的需要编纂出这门学科的教科书。另一种情况是，已经设立了学科，有了开设课程的需要，编纂出了教科书，后来在教科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系统的理论论著，这就是学科体系先行，后建立完整的学术体系。 至于话语体系的建设，则主要是建立与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有关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与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相比，话语体系更具有直接性。孔子曾在谈到政治运作时，谈到一个概念，即“正名”。他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篇》）“为政”要先建立“名分”。只有正了“名分”，才能说得顺，能成事。在“为政”，即政治运作中，有学术体系或意识形态观念支撑很重要，也要有学科体系起辅助的作用，但最直接的还是话语体系的建设。在孔夫子的时代，政治话语的运作要通过诗书礼乐来推行，通过一套上流社会的雅言，来从事政治和外交的活动。孔夫子讲：“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通过对《诗》的学习，形成政治与外交的话语能力，这是古代以《诗经》为依托来建立话语体系努力的表现。 文学理论来自文学批评，原本是从话语的运作开始的。在文学批评中，出现了一些批评的话语，对这些话语的整理、阐释、总结，就形成了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因此，是先有话语的形成，对话语的体系化追求，才形成了学科，并进而形成适应学科发展需要的完整体系。文学理论当然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归根结底与文学相关，但这里也有着种种的中介。文学是一个完整的活动过程，其中包括文学的创作、接受和批评、文学史的写作，这是与文学直接相关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产生了伴生的话语，如创作感受和评论的写作，文学史的整理。这些话语的记录、整理、编辑、阐释，就形成了文学理论的第一层次话语。一些与文学相关的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人的活动中的伴生话语，如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则形成了文学理论的第二层次话语，这些话语通过文学理论的著作得到整理和整合。 文学理论是否有学术体系，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有人否定文学理论，或更为具体地说，否定一种被称为“文艺学”的学科存在。实际上，这是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间的动摇和混淆。作为学科体系，它显然是存在的。许多人都在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且有多种教材发行，并在文学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学术体系，20世纪在俄国、法国、英国，以及在中国，都有学者在建构。然而，许多人都是依托教材来建构这个学科的，在中国和欧美许多国家都是如此。依据某种哲学体系而建立的，具有理论自洽性的文学理论是否存在，仍是有一个引起人们讨论的话题。其实，重要的并不在于是否存在这种形式的理论，或者说是否存在文学理论的学术体系，而是这种理论的追求是否有价值，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学术体系。 二、理论与实际联系的路径 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有多种多样的情况，将这些情况化简，可总结出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认为理性才是事物的本质，现象的世界是虚幻的，于是理论要指导现实；第二种倾向，认为理性的认识只不过是经验的总结而已，现实世界中人的经验才是一切知识的起源。这种分歧，体现到对文学的研究中，有着两种对待文学的态度。 我们今天一般都称“文学理论”，而过去常常称“文学原理”。关于这两种称呼间的区别，以及为什么今天人们多称“理论”而少称“原理”，论述的人不多，学者们也常常将这两者混用。 两者从词源上讲，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原理”从principle翻译而来，这个词从拉丁语principium发展而来，原义是“发端”“起源”，后来有“第一人”“首领”“统治者”“权威”的意思。由于这样的起源，“原理”一词指“行动规则”“基本设定”“某种工艺或行业的基本方面”，等等。做某件事，或者从事某个行业的工作，需要先懂得其基本的原理，再通过实践，熟练掌握其操作要领。 与此相反，“理论”从theory翻译而来，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theōria，意思是“观看”“观照”“沉思”。从对具体的事物出发，通过注视，形成对它的认识，并进而形成对事物的构想和思维图式，从而形成理论。 这两者在方向上是相反的。前者是构想并制定出来，要求付诸实践和应用，而后者是从对象或实践经验的提升而来。前者是自上而下贯彻实施，后者是自下而上总结提高，这种用词的差别，也与人们如何看待这个学科有关。将它称为“文学原理”，是想制定一套原理，指导文学的写作和评论；而将它称为“文学理论”，则是试图面对文学实践做出解释。 过去，学术界对两者的含义没有作辨析。曾经有过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文学的学习者，要先学习一些关于文学的“原理”，然后深入生活，就能成为作家。作为这种观点的极端化的表现，是特殊年代的“三结合”的创作：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合在一道形成文学作品。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认为学生在学校学习，是先学一些文学的“原理”，然后接触文学作品，从而形成对作品的理解，并根据“原理”来对作品进行评论，以及从事文学史的写作。 后来，人们发现这种做法行不通。还是要先大量接触文学作品，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文学的经验积累，并上升为“理论”。作为创作者，不能根据“原理”来创作，而是要“读书”和“行路”，即阅读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深入生活，积累生活经验。思想不能孤立存在，要与生活结合在一起。从事文学评论也是如此，不能用原理硬套，而是从作品出发，对作品有感性的体悟和情感的共鸣，在此基础上对作品进行分析。在明确了两者的区别以后，于是更多的人倾向于用“理论”，而不是用“原理”。 当然，文学理论并不能只是从关于文学的实践，即从创作、欣赏和批评实践中生长起来。理论都自有其传承性，这包括理论中的派别内观点的发展和延伸、文学理论本身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理论发展中新派别对旧派别的取代等等。理论家们也要读前辈或同辈理论家的书，在理论思考时要借用既有的概念、范畴和术语，学语以后才能说出新语。这就形成了文学理论的自身独立性，以及它与文学实践的距离。一些专门研究理论的人，形成了从理论到理论的习惯。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一书的绪论中，论述了关于“纯思想线索”问题。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美学应该最终归结到社会存在，归结到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他发现自己的这本书有一个缺陷，仍是“纯思想线索”。对此，他解释说，这是由于当时的特定情况，只能如此写出，以应急需。他没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研究不够，材料不足所造成的。他希望以后的人写作美学史时能做弥补。 类似的情况在文学理论的历史写作中也存在。只写理论的历史，将历史看成是一些观念的更替，这样写出的理论史是空洞的。依照“纯思想线索”写成的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历史，将历史看成是一些概念的出现和更替，而不能说明它们产生的原因，说明它们是如何被经济社会的发展所推动的。文学理论还有一个天然的依附对象，这就是文学实践。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是毛与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理论不应该与文学实践联系，联系了就没有意思了。要建立“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样才能让文学理论放飞自我，说一些与文学无关的话。这种观点当然有国外学者说过，尽管说这话的人原本也算不上名家，然而，“名家”是根据需要而认定的。为了强调这种观点，把某个外国人捧为名家，再引用他的话来震慑中国学术界，是学界中一些人常用的手法。这种观点基本逻辑思路是，既然一批原本从事与文学有关的研究的人，在文学以外说了不少有趣的话，那么，“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就可以成立。这种“有趣的话”包括人们都关心的政治、社会、性别、青年亚文化现象等等。当出现什么社会焦点问题，文学理论都要发声时，文学理论研究者可以研究一切，除了文学之外。当研究文学成为老套时，文学理论研究的原创就是谈一点别的。 过去，由于将文学理论的范围理解得很狭窄，只将文学理论说成对作家作品研究，或者是对作家生平研究，或者是文学文本的细读。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这一局限实现超越，用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当然，文学是人学，而人是一个多方面的存在，只有结合各个学科来研究，才能对“人”这个复杂的现象有初步了解。用这些学科来研究文学，对于丰富文学的研究，拓宽思路，深入理解文学现象是有益的。然而，多学科研究不能对人的研究抽象化，还是要回到活着的人本身，从多角度多方面来研究文学，不是说就“没有文学”。 恰恰相反，这里面有文学，并且文学始终处于中心位置。借来各种工具修一部机器，还是为了修好这部机器，而不是由此对工具上了瘾，搞起工具收藏展示起来。用各门学科的成果来研究文学，不能变成跨进了这些学科，却离开了文学。 由此回到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文学是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家园。“家”的意思是，这是可以常进常出的居住地。这是说，文学研究者可以离家出门游览，甚至可以走遍天涯海角，但仍然要回到出发的地方。家是心灵的依托处，理论要从此处生长开来，而这里才是根。朱光潜先生说，他有“纯思想线索”的缺陷，或者说，他的书有不足之处。我们不能反过来，去将错就错，以不足为满足，炫耀自己的缺陷。 我们有物理学理论、数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在人文和社会的一些学科也是如此，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门学科都有属于自己的理论研究，法学、经济学、政治学也是如此。在这些学科中，有不同的分支，有人研究学科的一般性理论，有人对学科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研究。有人致力于一般性的理论推导，有人进行材料搜集，实际操作，具体细节的考察等等。其中进行理论研究的人，所研究的对象自然是这个学科中所出现的理论问题。 当然，对一个学科的理论研究，常常与其他学科理论研究具有相通性，在方法上相互启发，因此，要求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有更广阔的视野。同时，由于过去的文学理论范围较窄，方法单一。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文学理论界就开始了从各方面寻找理论资源，拓展文学理论的尝试。新方法论的兴起，文化研究的发展都是如此。从事理论研究的人，要从各学科汲取营养，丰富自己。 如果不能走出去，接触其他的一些学科，那么，理论研究者就会像是“画地为牢”一样，不得越雷池一步。然而，走出去以后，还要回来。这绝不是像“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那样把文学本身舍弃掉。如果出去后就不回来，那就是学术上的流浪汉。不能画地为牢，也不能当流浪汉。 那种从“不仅要研究文学，而且要研究其他”的逻辑推导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说法，本身是不合逻辑的。这只会导致一种情况，即文学理论研究者试图去研究一切，却偏偏舍弃了文学本身。文学理论不管如何扩容，不能背离三点：首先，这种研究要从文学出发；其次，在研究过程中要围绕着文学；第三，这种研究要以文学为目的。否则的话，就不能叫作文学理论，而可叫作别的什么理论。如果某位文学理论研究者想改行，这当然可以。祝你改行成功！祝你在新的领域里取得更大成就！但是，请不要占据着文学理论这一原本已经很小的学科领地而又号召不研究文学，让文学理论的研究无处栖身。 三、关于创新三步走的策略 关于文学理论如何建构和如何创新，我想将三句现成的话结合在一起，将之看成是三步走的策略。这三句话人们常常谈及，但我想给它们理出一个顺序关系，并以此探讨当下文学理论如何原创问题的解决之道。 在这三步中，第一步是“拿来主义”。鲁迅先生曾对“拿来”这个概念做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国外的东西，只要是对我们有用，就要放出眼光去拿。这既包括拿国外的技术，也包括拿国外的理论。“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我们要学习国外的科学和技术，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加入国际供应链，同时也要学习一些新的思想和方法，实现观念的更新。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拿来”有主动去“拿”这一层意思。“拿”不是“送”。外国人送来鸦片，我们不能要。一些腐朽的思想，我们也要拒绝，要“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其实，对中国古代的理论，也要持“拿来”态度。古代的遗产并非天然合理，那种将遗产看成是“血脉”，认为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是不对的。不要动不动就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不会有错，想要改动就是欺师灭祖。古代的文化遗产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列宁提出过“两种文化”的理论，毛泽东指出过要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摈弃其封建性的糟粕，说的都是这方面的道理。一些哲学家们在提到过去的思想时喜欢用“扬弃”一词，有批判也有继承。在不同的时代，社会生活状况不同，对理论的需求也不同。照搬过去的理论，根本行不通。 第二步是“实践检验”。好不好，有用无用，要通过当下的实践来检验，坚持理论引进和理论运用的主体性。不管著名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名气有多大，说了都不一定算，适用于别处或过去的理论也不等于适用于现在，当下的实践才是检验的标准。我们写文章，不能只是叙述外国人说了什么又说了什么，写来写去，最后还是归到外国人的某个结论上，使中国实际上成为外国理论的注脚，理论好不好，是实践说了算。同样，我们也不能认为传统就具有天然合理性，也同样要接受当代实践的检验。今人要对古人的理论持“扬弃”的态度，不等于今人就比古人聪明，因而古人看不明白的事今人一看就明白了。今人接受理论，要依据当今的实践，正是新的实践经验的积累，使今人能够看出古人理论的不足之处，能站在古人的肩膀之上。 第三步是“自主创新”。不管是外国的理论，还是古代的理论，在当下都已经时过境迁了，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照搬。那些既有的理论话语，可能会启发我们的思维，我们要通过“学语”来实现理论的进入，但这些话语也可能有不适合我们当下实践之处，从而带来误导。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都由此而出现。过去，一些人追求思想的“正宗”而不顾当下的现实，今天也有人打着“学术严谨”的旗号而生搬硬套。所有这些学来的话语，都需要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创造，融进我们自己的理论之中。“正宗”和“严谨”，有利于我们学习，但到了一定的程度，又会阻碍我们创新。 文学理论学科体系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在话语上的特点。这就是要“杂”，杂语沟通，来源多样而又不断实现着整合。我们不要追求纯而又纯的中国理论，把理论的血统看得至高无上，以它的“中国性”“民族性”为“正确性”的标准，也不要以作者的世界性名气作为“正确性”的标准，而是从实践出发，取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的理论。 前面已经说到，建立中国文学理论的原创性话语体系，要走“拿来主义”“实践检验”“自主创新”之路。这种三步走，是从操作层面来讲的。如果从逻辑层面上讲，则恰恰相反，“创新”应该成为逻辑的起点。面对当代社会的需要，还是要从“创新”出发。 我们习惯于一种思维，即一个人，或者一种文化，原本处于静态，面对外在的冲击，产生反应，从而形成变化。“拿来”“实践”“创新”的三步，从操作上可以这样做，但也可能使人在理论上产生误导，认为既有话语是一个固定不变物，在外来冲击下产生变化，从而形成新的质。 这种思维方式有着一个根本的错误，这就是静态地看待人和看待文化，一个人或一个文化因此而被物化了。人总是处于活动之中，在活动中与外在物相互作用，产生好奇心和对知识的需求，并由此而对外在的理论形成兴趣，有选择性地接受外在的理论。个人是如此，作为群体的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亦是如此，作为活的文化，总是处于运动变化的状态，这种变化着的文化，有着内生的动力，要适应变化着的环境，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之道，从而接受新思想，学习新理论。 这种活动论的哲学，决定了创新的意图领先，并以实践为基础。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说的就是这方面的意思。所有的理论的诉求，都基于实践。创新从本质上讲就是这种实践的创新。在实践中提出要求，发现问题，吸收知识，借鉴外来的经验。实践固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仅仅说到此，还是不够的。如果仅仅说到此为止，实践就只是从属于认识论，是对已认识到的知识的检验。实践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还具有本体论的意义。甚至可以这么说，实践首先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其次才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认识从属于实践，服务于实践，以创新引导的实践，是文学理论发展的内生动力。 如此说来，“拿来”是在实践基础上，有了建立理论的欲求时才出现的学语和借语现象。理论的学习，理论话语的引入，永远是有着主体性的。选择学习某种理论，对这种理论进行阐释时做出意义的改变，甚至对一些理论进行误读，都具有主体性，是“拿来”的结果。同样，传统的理论进入到当代的话语体系之中，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中国文论的三步骤，即“拿来”“实践”“创新”，也可以反过来说，即“创新”“实践”“拿来”。前者是就操作的顺序而言，而后者是从理论发展的逻辑顺序而言。 结语 原创性并非凭空想出某种新的东西，而是立足于实践，借鉴各种理论资源，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产生的结果。因此，这种创新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理论资源要“杂”而不要“纯”，广为吸收，博采众长，而不是追求纯而又纯的理论。 第二，立足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发展，绝不能搞“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第三，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吸收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资源，而非静态地刺激反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