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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天成:枪手•手枪——评周云和《受害人》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小说选刊》 赵天成 参加讨论


    香港导演杜琪峰的黑帮片《枪火》里,有一段经典的“手枪互指”镜头:A持枪指向B,B指向C,C指向D,D再瞄准A,形成一个近乎无解的连环套。套子中的每一个人,虽然都处于威胁之中,却都具有双重的身份,既可以是被动扣响的“手枪”,也可成为主动出击的“枪手”。《受害人》的主人公周董,就被置于这样的困难境地。
    《受害人》采用的是彻底的主观叙事,从头至尾都由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故事。情节梗概并不复杂,用小说中的“标题党”新闻即可一句话概括——“双江市首富遭人绑架,被逼杀人遭勒索一亿元”。作为“受害者”兼“叙事者”,周董一副大摆龙门阵的姿态,侃侃而谈,“我是周董,人们管我叫双江市首富,这是我的故事”。如此这般的自报家门拉开故事的序幕,仿佛小说是一个舞台,他正在参加一场演讲比赛。周董显然不是训练有素的演讲者,经常讲得啰唆、絮叨,又有过多的自我表白。更糟糕的是,这个演讲者形象不佳,腆着大肚子,打着酒嗝儿,举止粗俗,看起来从不读书。但是,故事经由当事人讲来,就不只是一个故事那样简单。
    就“首富被绑架”这一具有悬疑因子的中心情节而言,周董(周云和)的叙事法是倒叙的、反高潮的,开门见山,三言两语交代完毕,可见重心不在事件本身。而且,周董是一个粗线条的抠脚糙汉,没有那种见花流泪、对月伤心的文人性格,虽然也有自己的底线、原则、恐惧、恻隐,却绝不像《罪与罚》里的拉斯柯尼科夫那样,有着丰富激烈的内心戏。他当然是主角,但我们渐渐发现,他更是一面镜子,一个舞台。在他的故事里,听故事之人的接受反应,才是真正的精彩纷呈,显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急迫与激烈。就像在《我是歌手》《开讲啦》《朗读者》之类的综艺节目里,导播总会不时调转镜头,摇向主持、嘉宾和观众,那些总是面目夸张的“表情帝”。
    《受害人》中的“表情帝”,大致可以分成六种类型:A.官员(如邵副市长、谢局长);B.亲友(如妻子亓当,林朋友、余朋友、韩朋友);C.下属(以方文生为代表的集团高管与中干);D.媒体;E.律师;F.真正的受害者与罪犯的家人(梁红玉的父母丈夫、尿包脸的女儿)。除去宛如置身事外的F类之外,前五类人都一边倒地站在周董一边。媒体与律师联袂登场,北京某报的著名记者刘铁,专门请了一位京城大律师谈论这一案子。大律师以极其专业的语言分析说道:根据《刑法》最新规定,如果当时因外在的强迫,完全丧失了意志的自由,进而丧失了选择行动的自由,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的结果,也只相当于被犯罪分子利用的犯罪工具,属于间接正犯,其意志上的不自由,导致行为的无责性,应由犯罪分子承担全部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判定“有罪”和“无罪”的界限,在于是否拥有自由的意志。如果意志自由,就是“枪手”,属于胁从犯;如果意志不自由,就只是“手枪”,属于被胁迫者、受害者。换句话说,判定是否有罪的关键,其实不在公安与审判机关,而在周董的意志自由度,在于周董自己。而这“自由”与“不自由”的一念之间,就成为了“表情帝”们的舞台,无论周董自己是否有心忏悔,他们却是极力寻找各种理由,动用各种资源,为周董进行无罪辩护。
    对周董来说,六种类型的人,也就意味着六种社会关系。其中最为精彩,也最命运攸关的,还是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协调”。作为双江市首富,周董与官员们的每一次聚会,都是影响全市的一场盛事。这一条“官商”之间的通道,也成为贯穿小说首尾、勾连事件始末的重要线索。在这条线索上,周董重点讲述的是两场酒局,它们虽然就发生在两天之内,却以“绑架”为界分出先后。在当下的文坛之中,有两位极擅写酒局的作家,一个是安徽作家杨小凡,一个就是周云和,他们写起酒场,都是嬉笑怒骂,颠倒淋漓,人物气韵,恍惚生动。而这两位,一个供职于安徽古井集团,一个是宜宾市作协主席,都是长年浸淫酒坛的江湖中人,或可戏称为“古井贡”作家和“五粮液”作家。由此可见,考察所谓“新官场小说”作者的地理分布,也可折射出深具中国特色的“酒国文化”。
    小说开篇即是酒局,在周董的讲述里,要不是因为这次醉酒,大祸也就不会发生,间接显出这场大酒的重要。第二场本乃“压惊酒”,却是更加浓墨重彩,可谓这篇小说“黑色幽默”的高潮与巅峰。仿佛一场庆祝凯旋的英雄宴,邵副市长、谢局长,市府办、计委、经贸委等部门的一把手或二把手尽皆赴会,高朋满座,蓬荜生辉。这还不够,还有双江艺术团的钟团长,带着几个台柱子,吟风弄月,鼓瑟吹笙。这般场面,其实毫不奇怪,作为依靠“修建水电站起家,然后办煤矿铅锡矿,开发房地产,进军高速公路”的景顺集团董事长,自然是双江政府的GDP担当,而他本人拜码头的手段也是早已炉火纯青。在景顺集团的野蛮发迹之前,周董还有一段更野蛮、更不可示人的积累期。讲起自己的成功学与发家史,周董尽是金言警句,譬如:“先富带后富,见鬼去吧,老子宁愿嫖娼赌博吸毒,也不愿意施舍你叫花子一分一文。”他甚至使用了“资本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这样标准的政治经济学术语。也许在绑架案中,周董确乎无罪,但“手枪互指”般的连环套,却指向他不可避免的“原罪”。如果再用老马克思的话说,周董的故事,便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又一注脚。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一篇小说出来,就一定有人追问它的现实意义。确实,文学恐怕不会让贪官少一个,腐败减一分,不能产生直接的效果(话说回来,如果回到《人妖之间》的时代,文学影响舆论的力量,强大到可使人头落地,恐怕也不是一件好事)。小说所能做的,不过是通过叙事者,展示一种对于故事的独立态度。周只是百家姓中的一个,周董的故事,也只是千万个“董”中的一个。面对普泛的社会问题,文学是一种将现实“陌生化”,展现或者引出另外的观看角度的方式。《受害人》的意义,首先在于它通过一个相当困难的叙述者,以一种相当困难的表达,展现了一种独立的态度。但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它重新把小说变成舞台,让人物演出自己的故事,而使读者成为真正的、最终的裁判。如果布莱希特活在今天,他一定会延展他的“陌生化”理论,将思考与批判的权利,带出剧院的围墙,交给每一个潜在的读者、弹幕前蓄势吐槽的网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表情帝”。
    [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青年评论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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