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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以往处在传统—现代单一线性结构上的乡村，叶炜新作《还乡记》中的老家麻庄内部面临更多力量的拉扯与紧张博弈，最古老文化血脉的传承、革命中国的温情与磨难、当下面临的发展难题与传统道德要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凡此种种影响下的复杂人性，穿透历史终在当下交汇。小说讲述的是大学教师赵寻根因老家坟场被水淹没，回乡寻找新的风水宝地，期间遇到乡村种种光怪陆离现状的故事。赵寻根老家祖坟被大水浸没，引发大水的是麻庄矿的过度开采——在现代工业的侵入面前传统的情感寄托与文化象征显得脆弱不堪。古老的图腾“伏羲女娲”托梦警示已在城市扎根的赵寻根，因此他踏上寻找风水宝地的征程。在这一过程中，一幅现代乡村浮世绘的长卷徐徐铺开，那些看似固定的“城市性格”“乡村性格”开始发生位移，工业、机器、经济效益这些现代触角浸淫过传统的乡土中国以后，“人”也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 而一心背负救赎使命的赵寻根，自己也深深地陷在城市和乡村的反复纠缠与争夺中。他不仅是单纯意义上的“记录者”或“亲历者”，更是“城市皮囊、乡村骨头”的现代游子的具象化身，他在寻找故土的同时也在失去故土，对自我身份的怀疑某种程度上正意味着自我的解体和新生。作为乡村具象的肉身，进城的他精神上仍然无法斩断与土地的脐带，所以在那些不断闪回的童年记忆中，脉脉温情的“土气息、泥滋味”深刻影响与决定着赵寻根的性格与行为方式，但对于摩登都市来说，又该用怎样的姿态面对这样一位农村之子？ 小说各章节名都是乡俗小调的句式，算上序章、结尾，全书二十章，每一章名都合辙押韵，连起来恰是一首小调的歌词，正和文本世界所呈现的田野世界相映成趣，仿佛是道旁闲憩片刻的庄稼人口中娓娓道来的村里故事。每一章节也都采取不同主人公口吻与视角进行叙事，在多个限知视角下互相补充中，人物的身世、性格、成长经历在探索般的阅读中一点点清晰起来，赵寻根苦难的童年与多舛的人生、刘君山的耿直、韩慧慧的纠结、刘少军的复杂、万晓璐作为城市女儿的乖张与温柔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之，《还乡记》依旧还是在“人的关怀”这一维度把握、形塑当代城乡之间的孤独者和徘徊者形象。更具体地说是指改开之后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城市身份的知识分子，当他们试图进行精神返乡时发现自己身心无处安放的不适，这种不适不是静态的寻求一种舒服的“放置”而不得，而是在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过程中最终还是确认自己失去了梦中之乡的无能为力。无论是知识分子在城市安身立命的场所——象牙塔般的高校生活，还是怀旧情绪中有着童年滤镜的乡土世界，在新形势的冲击下都已支离破碎，如果仅仅是依靠凭吊跨越千年的图腾，还能否真正承担得起这份历史之重？ 一 欲望的纠缠：城与乡之间 作为一个文学母题，“还乡”叙事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即使不讨论太过遥远的渊源，在现代文学中就已经存在如《回家》（艾芜）、《还乡记》（沙汀） 等经典作品，从中呈现出“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和自我想象”，在“还乡者启悟”、“还乡者寻找”、“还乡者践性理想”、“还乡者歇隐乡里”等模式中，“现代知识分子在记录和见证现实的同时，也在记录和见证着自我的精神动向。”① 新时期以来，也从不缺乏诸如《高老庄》（贾平凹）、《出梁庄记》（梁鸿） 等仍以“还乡”为母题的作品，“乡村传统既成为作家批判城市的标尺也是其反省的对象，叙事主体的思维和价值立场变得混乱游移。”②它们或显示出作者在“返乡情绪和怀旧情绪”③下 对乡村传统的强烈批判情绪；或是使作者体验“精 神返乡”以便追寻那“回不去”的故乡。④总之， 当新世纪已经走完它五分之一岁月的时候，叶炜对 “还乡”的重写，既是对某种传统的继承与延伸，也势必包含着作者新的认识与思考。所谓“ 还乡”，首先即意味着从乡到城再返乡的运动过程，而事实上，无论是城市书写还是乡土书写，都是叶炜所熟悉并擅长的，他在2015 年完成了包括《富矿》《后土》《福地》在内的“乡土中国三部曲”之后，2019 年又再次推出了以城市知识分子为主人公、高校生活为背景的“转型时代三部曲”，包括《踯躅》《裂变》《天择》。从这个角度上讲，《还乡记》中赵寻根以一名师范学校副教授的身份回到麻庄老家的经历，是叶炜创作历程中一次稳健求新， 也多少包含着对过去创作的一次总结与勾连。 《还乡记》中城与乡对人的激烈撕扯，是通过城市女儿万晓璐和乡村发小韩慧慧这两个具象化肉身与主人公赵寻根之间的情感纠葛与欲望叙事来表达的。赵寻根最终走出了农村，娶了万晓璐做妻子，而韩慧慧后来嫁给了一起长大的乡村教师刘君山。任性骄横、张扬开放的万晓璐象征着与城市有关的现代、文明、摩登等诸多价值尺度，而隐忍含蓄、克制贤惠的韩慧慧则是古老、传统、保守的化身，夹在其间的赵寻根的种种选择与应对表面上是因“ 情” 的自然生发， 背后则是更为深刻的因“势”的规训服从。 青梅竹马的韩慧慧的出场很特别，她一出场就在讲述赵寻根母亲玉姨的去世，这一设置本身就极具意味。玉姨是典型的中国母亲的形象，贤淑得体、办事周到，而通过韩慧慧视角的回忆使得这两位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逐渐靠近、互相纠缠，甚至最终抵达形式上的合二为一。母亲与她的死亡是赵寻根生命的来源和起点，童年生长的环境代表着所归属的土地气息，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和话语的叙述者是仍然留在农村的韩慧慧，这意味着她所象征的是赵寻根生来就无法抹去的记忆与痕迹。对于赵寻根来说，乡土的“母性”从未远去与消逝，而是一直绵延不绝。在赵寻根走出乡村、去往城市上大学之前与韩慧慧“越过男女红线”的行为，是为古老乡土即将到来的告别举行的一场象征意味十足的仪式，而韩慧慧的自言自语：“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那又有着多少意义呢？”⑤则宣告着这场仪式的无力与汹涌的城市价值涌入带来的洗刷一切的冲动，这既是自我怀疑——对逐渐退场的传统的无奈，也是对新价值的力量的怀疑——是否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在韩慧慧这里，赵寻根汲取到了最大的爱与善，作为回应，他也总是充满力量地、主动地，一如他在母亲的保护之下同时又给母亲以坚实的回应与保护。而在万晓璐面前，一切则完全不同。 万晓璐的出场伴随着对赵寻根是“凤凰男”的数落：出身贫苦农村，物质条件匮乏，老家负担重，大男子主义，对人情世故的木讷以及精神上摆脱不掉的乡土印记等等。有关婚姻，她的回忆基本上围绕买婚房的机缘凑巧和对回老家的强烈不满这两件事情展开，虽然与赵寻根一起生活也平稳和谐，但两人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再是像韩慧慧那样脉脉温情，而更近似一种现代市民社会中功利与实用原则下的组合。当然，这并非就是说完全排除了“爱”的情感在外，但和韩慧慧那种纯粹的爱相比，与万晓璐的婚姻无疑是包含了精明的计算考量在内的。万晓璐说得直白，“除了固定的工作，一点写作的才华，他什么都没有”，如果没有靠“狗屎运买到的房子”，⑥这桩婚姻是万不可能成立的。 而另一方面，赵寻根最重要和直接的优势是对男女之间欲望的强势占有，褪去略显空洞的有关情爱的说辞，激情、冲动、欲望等与“身体”有关的直接因素，成为赵寻根得以与城市姑娘紧密结合的一张入场券。也因此，自打娶了万晓璐，“底气就越来越不足”的赵寻根同样最害怕的是“两天不能近她的身。”⑦从性别视角去考察，这当中的权力关系值得玩味，当解构了农家子弟赵寻根与城市女儿万晓璐结合的感性理由，欲望的冲动成为最坚实可靠的原因，并且赵寻根既因为在性别关系中的位置而获得自我认可和主体地位，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在万晓璐面前失去主导权。 如果说和韩慧慧的缱绻是一场走出农村的温情却又不得不淡薄的告别，那么和万晓璐的结合则是敞开胸怀的城市对赵寻根的承认与接受，他因此获得了道德上的体面和新身份的认可。但无论是身份的转换或是精神的改变，自始至终都是艰难的，赵寻根面临的困境也正在此处。 一无所有的赵寻根的进城是通过自身的苦读和奋斗，这也是一条典型的知识分子道路，当他准备按部就班地嵌入进城市生活的结构中时，却遭到了拒绝和排挤。在小说中，“城市”法则对赵寻根的排斥的最集中表现是他职称评定的屡战屡败，人情世故的潜规则和既定秩序的混乱让他无所适从。所谓的象牙塔并不崇高，城市文明知识世界的某种精神象征也存在腐败和阴暗面，甚至是对知识的亵渎和对美德的排斥。大学职称评定的咄咄怪事并不简单来自于作者的生活经验，虽然有论者早已敏锐地发现“乡村农民和大学师生”⑧是叶炜创作得心应手的两个方面，但把这两者之间嫁接在一起，将堕落的乡村和堕落的高校生活一起并列在读者们眼前时，还是会产生巨大的失落感和压迫感。 而不幸的是，回到故土的赵寻根会发现自己依然无法纾解这这种失落感。在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合磨点老磨台，回乡的赵寻根和韩慧慧因情之所至重温缱绻，等到万晓璐催促的信息传来，赵寻根又不得不立刻返回城市。当天夜里，赵寻根做了一个梦：“我清晰地梦到了伏羲和女娲，他们两个像蛇一样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根本分不清对方的身体……当我想俯首亲吻怀中的女娲时，却发现她已经变成了韩慧慧。我又惊又喜，正犹豫间，她又变成了万晓璐。就这样，我怀里的女人一会是女娲，一会是韩慧慧，一会是万晓璐，她们的身影在梦中重叠在一起，根本分不清彼此。”⑨ 当生殖繁衍的神话照入现实，遥远的欲望和朴素的冲动一同唤醒了无处可依的远行者。从麻庄的出发是一场远行，知识之梯或许可以获得一张城市的入场券，但并不代表身心能得以熨帖地安放，当迎头碰见的是无法以一人之力破解的不合理现实时，个人的渺小与无力只是徒劳地为一场都市滑稽剧增加了几抹颜色而已。但后路已是绝路。故乡地母等待着的重逢仿佛是上古传说千年后的回响，只是从城里归来的游子已经是别人的丈夫，一直守望乡村的儿时女伴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万晓璐命令式的信息是来自城市的召唤，韩慧慧的痴情是乡村无限的包容，当赵寻根的梦境浮现，究竟谁才是他怀中的女娲已经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他已失去乡村故土并且无法适应城市法则的现实映射。 在赵寻根眼中这个问题的核心是“香火”。伏 羲女娲是冥冥中的召唤，是对韩慧慧、刘君山这对乡村夫妻和万晓璐、赵寻根这对城市夫妻的提醒。某种意义上，“香火”并非只有现实层面上的子嗣含义，它象征着对文化如何延续、生命如何繁衍这一传统之问的回答，当赵寻根被困在城市当中时， 生命传递的通道是封闭不畅的，而当他将自身从城市中解放出来、试图勾连传统与当下乡村历史的时候，“香火”出现了——韩慧慧和万晓璐在故事的后来终于相继怀孕。那么，赵寻根的城乡困境究竟是如何被解答的呢？ 二 情感的深刻：生与死之思 如上所述，城与乡之间的无所适从与迷茫无奈是这一代人普遍需要面对的现实困境，这也是叶炜持续关注并不断思考的问题，他在过去的创作谈中多次对这一现状进行了概括：“身体在城市，精神在乡村，灵魂在路上”，⑩身与心的分裂、物质与精神的隔膜、个体发展与生存环境的脱离等矛盾对立正撕裂拉扯着处在其间的个体。所以终于在他完成农村题材的乡土中国三部曲和以城市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转型中国三部曲之后，推出来赵寻根这一在城乡之间激烈撕扯的人物形象。但读者想追问的是，叶炜是如何给这一问题以解答和回应的呢？ “身体在城市，精神在乡村，灵魂在路上”的现实在小说中借韩慧慧之口再次出现，成为她对赵寻根的建议，有意味的是在这次重提之后，赵寻根面对这一现代困境所做的回应：“……我要写一写我们被城乡之间所撕扯的灵魂，捋一捋我们的精神来路。……就写咱们这一代的精神轨迹，从盘古开天伏羲女娲开始，挖挖咱们精神的根！” 某种程度上也是作者对这一问题给出的自己的“答案”，面对身—心对应城—乡的分裂，赵寻根的拯救方式是试图赓续上古的血脉与传统，从文明起源处最古老的传说开始来挖“精神的根”，赵寻根的名字正是因此而来。但更复杂与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一精神的“根”为什么能作为“城乡间撕扯的灵魂”这一现状的某种答案与解释？“根”又能否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五分之一的当下给现代人以安抚、镇静与疗救？ 在小说的楔子中，伏羲女娲托梦成为开篇，预示着即将开启一段与古老源流发生关系的现代故事。无论是《富矿》中萨满的预言，《后土》中土地爷的托梦，或《福地》中叙事者大槐树，叶炜自述他偏爱用民间传统的“怪力乱神”讲述变幻莫测、不可捉摸的人性世界。“鬼神观念隐含着原始崇拜与自然崇拜思想，承载着万物有灵论与宿命观，是中国民间思想文化的独特表达方式。” 而《还乡记》开篇追溯极远的上古神话的努力，显示出作者在试图构建与编织一张气象更为恢宏的文化知识网，在勾勒与描绘华夏精神源头的谱系，而这张网的中心节点，这一谱系的起源之所，落在了地图上麻庄这一点： “如果以麻庄为圆心，以五十公里为半径画一 个圆，西北有儒家鼻祖孔子孟子，东南有人祖伏羲女娲；再远一点有五岳之首泰山，近旁有红色沂蒙山脉、建新遗址和汉墓；南方有古运河和微山湖， 北方有北辛文明和抱犊崮。这里是儒家文明的集大成之地，也是汉文化的发源地，更是人祖文化的起源处。” 悠久的文化底蕴使得现代化激流中的麻庄更加具有象征性，早有论者指出：“苏北鲁南的地域特色并不鲜明， 作为乡土， 没有多少可以炫奇之处…… （不过，正因如此） 使它具有某种普遍性，更多地包含了华夏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密码。” 由于叶炜的补充，使得麻庄（苏北鲁南的一个普通村庄） 的“典型性”不再是“普遍性”的辩证与必然转换，而是由于其自身独特的区位特征与跨越历史的文化浸润，麻庄“包含华夏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密码”的象征性由此获得了更为坚实的文化土壤和更加充分的现实依据。 伏羲女娲的托梦和赵寻根为祖坟找一块新的风水宝地实际上是民族和个人寻根的两个层面。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上古神话是它文化的“根”，而对于个人来说，祖坟则是它的“根”，民族的大渊源和个人的小渊源好像两个勾连在一起的环形相互嵌套，在《还乡记》中形成一个精巧紧致的结构。而细微处对个人情感的深刻体悟与表达，无疑是小说能对人有所打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民族的精神之根具化为麻庄这一片文化发源地，赵寻根的个人之根则是小说反复出现并以之为线索的“ 祖坟”。坟墓象征着死去的纪念，时刻警醒后人自己 的来路与归途。小说发生的线索也是紧紧围绕祖坟选址而展开，且“坟”并非一个空洞的象征物，其中寄托的情理则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在小说中祖坟联系着具体的人的亲情是由赵寻根的母亲和祖父所牵发出来的。 赵寻根的母亲玉姨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母亲的形象，她贤惠善良、坚强忍耐、宽容无私，总是为子女默默承担着苦痛，即使是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也舍不得吃掉自己喜欢的鱼而留给孩子，清贫之家里最厚重的爱的传递神圣而感人。母亲临终前的一句“孩子你千万别忘了给娘添坟”留给赵寻根永不会褪色的希望，使他仿佛掌握一种能够对话生死的能力，同时得以抚平内心悲恸。母亲的告别并不仅仅是为了使离开的灵魂保留一个仪式，更是给生者以追思寄托的契机，添坟的传统最终会成为一种形式上的沟通。更为重要的是，母亲的遗言刺激了赵寻根的觉醒时刻，当他已经走进城市但仍一遍遍质问自己“失去了最爱的亲人，我们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对命运和灵魂进行锲而不舍的思考和参悟。在小说的时间线上，正是从这里开始，赵寻根背负上未来不得不为祖先奔走的使命。 作为一个平凡的农村老人，赵寻根爷爷的去世更加触动人心。爷爷是麻庄的识字先生，用一辈子写着“人”这个大字，平日里会收集烟盒装订整齐来写日记，日记中会记下七十岁以上老人的活着与死去，以这种通透豁达迎来自己生命的最终时刻， 也会随便记下日常生活与心情。一句看似平常的话，却充满了老人在生命日薄西山之时的淡然和平静：“今日到南场上溜达，发现石轱辘不见了。”当时间的沙漏即将抵达它计时的终点，身边的情事物景都化为内心深处一道切身切己的关怀。同样的，爷爷的遗嘱和土地相关，“我死后丧事不要花太多钱，人死如灯灭，死人要为活人让路，你们只要记得每年清明节给我和你娘添上一锨土烧上一点纸钱就行了”。为活人让路是理，添土烧纸是情，传统的力量是如此坚固而稳定，也因此，当梦中见到湿漉漉的爷爷时，就再也没有什么能让赵寻根有所耽搁。 所以，万晓璐的话充满了赵寻根式的生存哲学：“祖坟是死亡之后的归宿地，你是我活在人世间的归宿地。”对生存价值的追问和对亲情温暖的 寄托，是回答尘世喧嚣和未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即寻找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归宿之地”。以缅怀献与逝去，以感情回应当下，用严肃而旺盛的生命激情去体验和经历短暂一生，可以说，如何对待生与死， 是小说自始至终都在着力思考的内容。 总之，因为对故土的眷恋之深，由此生发的亲情的羁绊在平凡中蕴含着汹涌的力量。母亲和爷爷的离去将活的记忆带入了死的归途，但生者的祭奠始终因为有坟的存在而得以满足。祖坟是一个人的记忆，是一个人的历史起源，而文化发源地则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起源。双重的叙事押着同样的韵脚， 叶炜用这样的设置把民族之大微缩进个人之小，又用个人具体的感情来路反过来映照一个民族该怎样对待其历史发源——不是仅仅停留在“传统”“文化”等等空洞的词汇，而是发自内心的珍视与缅怀。 总之，在生与死、情与理、个人与民族的对照间，小说由神话故事这一民族之大开篇，转而引入个人成长史情感史的个体之小叙事，宏大和细微之间的反复伸张支撑起文本内涵的强度。而在此基础上，又继续转回到当下的时代洪流之中，让赵寻根把个人情感融入与时代同频的脉搏中去寻找历史的出路。 三 发展的艰难：理性与道德的困境 当小说进入后半部分，叙事的节奏明显加快， 色彩也更加明亮，由赵寻根为自己家族寻找新的风水宝地做祖坟的旅途继而引出了村集体事业的发展，即农村强人刘少军集约农村土地办小康楼的实施过程。将“小康楼”的公共事业与赵寻根个人私事重叠在一起，从而将个人寻根这一传统命题转入了伟大复兴的时代命题。换句话说，寻根的历史使命在面对新的时代课题时，表现出了新的形式和作用。 某种程度上说，《还乡记》建构了一个更大意义上的“联通”，虽然未必完全都是赵寻根自身的能量，但以城市的眼光重新发现乡村（比如对麻庄文化源流的一次重新梳理）、用城市的手段或者想象方式重塑乡村（如赵寻根和文化局鲁局长设计的新农村建设的“四大工程”） 却无不因他而起。因此，赵寻根是繁杂故事网络中的一个结点，串联起过去和未来、乡村和城市，当他脱离农村走进城市时，他是“无根”的，充满了无能为力的软弱，但当他作为城市知识分子重返乡村时，他充满了行动的力量。叶炜在一次接受有关本书的采访时这样说道：“当下的中国鲁南乡村，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动下，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和劳务输出，已经呈现出城乡融合的趋势。”换句话说，体现在赵寻根身上的现代悖论是：当人的灵魂不得不在城与乡之间艰难地寻找自己的放置方式时，现实中的城与乡却表现出一种融合趋势，而使这一趋势以无可阻挡的姿态向前奔腾的动力是“现代”。 因此，城市外乡人赵寻根重返老家麻庄时，弥漫在乡野之中无处不在的文化图腾早已随着尘土一同剥落掉它身上远古的魅影与神秘，徒留一具精神上的空壳等待被重新发现与激活。“传统”在今天遭受冲击，逐渐萎缩与凋敝。现代工业不断膨胀的后果造成了充满象征意味的大水淹没老坟，更深刻的是对每一个个体润物细无声的改变。农村的自我更新依靠的正是这些被改变的个体，而其中的“典型者”或者说“先进者”，即是“农村强人”。 在当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农村强人或能人就一直是极其重要的人物形象类型，麻庄的农村强人典型刘少军就为这一谱系增添了极具个性的一笔。刘少军所代表的强人政治事实上取代了儒家传统的德性政治在乡村基层发挥作用，以乡贤式的中庸与调和为主的乡村治理失去了它最坚实厚重的乡村土壤，温润的美德被束之高阁，“实惠”成为霸道，重实际、讲效率、看效益成为衡量一切行为的尺度。这既是刘少军的行事风格，也是他之所以能成为强人的原因。 刘少军小时顽皮勇猛，二十岁的年纪就敢冒着生命危险激战歹徒见义勇为，当上村支书以后，更是“胆大心细、敢想敢干”甚至处事偏激。一方面，变废鱼塘为宅基地以此卖地、巧取豪夺本家叔侄承包土地等都体现出他的铁血手腕，另一方面， 补足村里账目的亏空以开展接下来大刀阔斧的改革、建起小康楼以使村民上楼过好日子又确认了他作为村干部合适的品格。 马鞍山山脚下两人的对话可以视作刘少军的一次真情流露：“为了这个小康楼社区，我可是在麻庄得罪了不少人！……我这是为了麻庄人能早点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啊！……在咱们麻庄，想干点大事真不容易啊！”刘少军的话反映了基层干部治理的两难困境，当现代化追求已经在城市中发展为更多元的后现代品格时，乡村还在完成艰难的最初的现代化建设。人情社会中的乡村建设依然会因为利益矛盾、生活习惯、情感方式等因素而变得阻力重重，因此，刘少军所追求的“政绩”和现代化追求在形式和最终结果上是一致的，但在通往这一结果的道路上却阻碍重重。刘少军既不是“十七年时期”梁生宝那种大公无私的引领者，也不是改革开放后孙少安那种高尚热心的带头人，他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典型的趋利属性，他对公共事业的投入和参与是为己的。另一方面，村民和村民之间的利害关系盘根错节、各怀心思，刘少军希望建设的小康楼占用的正是刘君山父亲承包多年的山地，刘君山父子自然不愿让渡自己已占有多年的土地，因此导致两方的激烈对抗。有意味的在于，刘少军虽然客观上是为“公”领域而努力，但更实际的是“私”领域个人欲望的满足，所以占地的矛盾本应是集体之公对刘君山之私的协商，但在具体实践中转化为了刘少军之私对刘君山之私的对抗，绝对的正义性不复存在，剩下的是功利的计算。作为结果，村支书在历史上所象征的公序良俗的作用变为赤裸裸的个人和个人的竞争，刘少军不得不动用各种“手段”，而刘君山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利益同样全副武装地坚决回应。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作者在一次访谈中表达的无奈和对未来的乐观：“这正是现代化 ‘粗鄙化’发展的后果，是现代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必然代价，但我宁可把它理解为暂时性的黑暗。” 从乡贤德治到强人治村，以及这背后所有相关的认知模式与价值标准的转变，是当下中国城/乡结构上乡村需要艰难面对的现状。平凡又倔强的鲁南儿女，没有选择地就被置入飞速运转的时代机器中，道德的、精神的、主流与边缘、利益与纠缠的种种变化迅速发生，并且试图颠覆千百年来的历史惯性给当下麻庄人提出挑战，也给作家和每一位读者提出值得仔细思考的问题。 作为作家的代言人，赵寻根的亲身参与可以视作一种回答：有限的合作与谨慎的利用。面对现实农村的强人政治现状，叶炜的写作呈现出一种“乡土世界的非道德化叙事”特征，村支书的善/恶早已不再那么重要，传统的道德秩序瓦解了，新的经济的或者是利益的秩序产生了，赵寻根某种程度上说最后也是被这种新的秩序所收编。面对刘少军的许多自私但又现实的操作，赵寻根已无力做道德上的反对甚至是评判，完成了自己祖坟选址的赵寻根选择了和解，被侵占山头的刘君山的反抗成为村里唯一实在的抗衡，而已经成为局外人的城市知识分子赵寻根显然不再会为此奉献真正艰苦的心血了。农村强人和从城市还乡的知识分子形成了短暂联盟，象征着乡村新的伦理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一种症候。 如何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安置几经磨难的乡村并不是新命题，但叶炜的书写中却尝试赋予其新的思考方式与解决路径。正如叶炜所期待的那样，写一位“身体在城市，精神在乡村，灵魂在路上”的当代游荡子的“精神史”，所折射的是当下很多人无处归依的精神困境。而当流淌在血液中传统基因的草蛇灰线被清理出来，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再来重返个人精神困境，显然是将问题往现实处探索与思考，这是一次艰难的努力与有意义的指引，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超越个人局限的可能， 使得个人重新回到历史巨大的激荡与振动中共鸣。 因为对于眼下的现实世界来说，真实的变化正在发生着。小康村的动工、“四大工程”的规划等等，这些激动人心的天翻地覆的改变才是历史之谜的真正答案，个体在时代洪流中只有汇入到宏大的主旋律的音符之中，才会让自身更加有意义。所以无论是刘少军强人治村的可能，还是赵寻根对麻庄未来的设计规划的前提，都建立在“叫日月换新颜”的天工之斧——党和政府一揽子乡村改造工程的筹划与实施。在小说最后，麻庄的四项大型基建改造工程即将上马；新坟场顺利落成，并且多年未孕的万晓璐也终于生下个儿子。这预示着赵寻根的精神之根、灵魂之根终于找到归处，他与城市之间也最终达成和解，而这些“小民”寻找自身幸福的宏大背景，正是以在文中被反复强调为“基建狂魔”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作为后盾与支撑的。乡村、城市、传统以及党和政府强力改变农村的现实，给古老的乡村命题更多元的解答与思索， 也是当下全新的对历史的回答。 结论 在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之后，如何兼顾城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 发展，如何“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乡村建设的 步伐血脉相连，为乡村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精神支 撑”，是时代给今天的作家们提出的新的要求与课 题。《还乡记》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它 所叙述的不仅仅是城与乡之间渐行渐远的断裂，还 在这断裂中发现的新的可能性：放置在传统文化延 长线上的今日之乡村，充满着厚重的历史渊源和来 路；在和城市愈加紧密的交互中不断自我更新， “乡村”不断生发出向前的动力；而在乡村振兴的 时代洪流中，在现实机遇的强烈碰撞下，今天的乡 土大地正焕发着崭新的气象。 正是在这风云激荡的宏大叙事中，“赵寻根”以个人眼光来观察历史之变，以个人情感来体悟时 代之困。像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即使已经安家 城市，赵寻根仍然是寄居的旅人，精神始终离不开 “寻根”的理想与归宿，梦中故土的召唤和祖先的 告诫让他不得不正视身份的问题——这是有关价值 认同、文化皈依、理想寄托的灵魂终极依靠的问 题，对祖辈父辈的情感追思最终凝结在“祖坟”这一象征物之上。而随着寻找的深入，赵寻根发现麻庄周围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和个人之根的祖坟互相呼应，最终让赵寻根完成了自己的精神拼图。在此之后，面对乡村的复杂生态，已经成为城市知识分子的赵寻根不得不选择某种妥协和让步，以务实的态度适应现实需要，并融入时代主流的宏大实践中。总之，这种复杂处境下个人的成长与选择正是叶炜试图着重叙述的，也即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迷茫、蜕变、重塑。这一精神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老民族最起始的传说，在漫长历史里的演化以及每一个个体艰难寻找自己位置的过程当中，留下的足迹才是真正的“小民的精神史”。 注释： ① 何平：《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的“ 转换” 和“ 安置”》，《江苏社会科学》2012 年第6 期。 ②曾一果：《论八十年代后文学中的“城乡关系”》，《文学评论》2007 年第6 期。 ③孙晓燕：《返乡途中的文化抉择——贾平凹〈高老庄〉新解》，《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 年第6 期。 ④张跣等：《精神返乡与回不去的“梁庄”——“梁庄系 列”作品研讨会纪要》，《南方文坛》2013 年第6 期。 ⑤⑥⑦⑨叶炜：《还乡记》，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1 年版，第49 页，第104 页，第7 页，第97 页，第36 页，第67 页，第47-50 页，第161-162 页，第187 页。 ⑧李新宇：《如何面对这片乡土的前世今生——就“乡土中国三部曲”致叶炜》，《当代作家评论》2016 年第5 期。 ⑩夏琪、叶炜：《苏北鲁南的文学考察作家生活的精神证词——关于“乡土中国三部曲”的对话》，《关东学刊》2016 年第5 期。 叶炜：《大小说的人类学意义和世界性问题——答李新宇教授兼及对大小说的再思考》，《写作》2019 年第2 期。 宋学清：“新乡土写作”如何成为可能——以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为例》，《当代文坛》2018 年第1 期。 叶炜、刘慧兰：《对乡土的歌唱就是对生命之根的赞扬》， 大 众 日 报 客 户 端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1722971550658322749&wfr=spider&for=pc 刘永春、叶炜：《百年乡土中国的痛彻解析与深刻书写》，《创作与评论》2016 年第8 期。 郝敬波：《“乡土中国”形象的艺术建构——评叶炜长篇新作〈后土〉》，《南方文坛》2014 年第3 期。 温德朝、田振华等：《〈还乡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学表达》，《文艺报》2022 年4 月20 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