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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害怕失去叙述能力吧，二十多年间，我没敢停下小说写作。从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一路踉跄走来，那情状，堪堪可算“集腋成裘”，却分明又“筚路蓝缕”——小说叙述里尽可能不用成语尽量减少比喻，创作谈里，趁机敞开用吧。这些年，除却应对各种生活与工作日常之外，琢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心思，绵延不绝。这就是“热爱”一样东西的下场，念兹在兹，以自己为燃料，每日供养。摸索着从社会问题、女性成长一直到历史现场，是我的“写什么”；又摸索着从噼里啪啦、火气虚旺的叙述语言，从枝蔓杂生、闪回跳脱的叙述路径，慢慢走到沉稳舒缓和主干相对分明的书写，是我的“怎么写”。随心所欲的天才大概是有的，但肯定不是我。摸索着前行吧，将来肯定还会变，目前我希望自己还是能先固定一段时间。 呈现在您面前的《海上繁花》，就是一部想重返“历史现场”的小说。勘破故纸堆宇宙，尽力移到这小说宇宙的历史框架和细节，我不只是想用它们做一枚“挂画的钉子”来悬挂这部小说；而是妄想摸到虚拟之秤杆上的定盘星，在“历史现实”和小说虚构之间，获得平衡，取得自身的重量，让这个小说可以立住，扎根，生长枝叶，开出繁花。这是我的理想。为了取得“现场感”，我采用的是有限视角，叙述角度贴着人物的境遇和视线，不写超过人物能理解的世界之外的东西。这是个群像小说，人物众多，我的叙述调子又随人物而变，想让人物带出属于他自己的小说世界：主妇的归主妇的，战俘的归战俘的，少年的归少年的，于是，调子和调子之间会有落差，犹如沟壑，犹如瀑布，得站远了，才看得出，它们属于同一座山。默默盘算，此前的《离觞》也是群像小说，这个也是，目前正写着的《离觞》的续集也是，处理完这三个，我一定要写一个单纯一个视角的小说。这样说，犹如望梅止渴，用来安慰此刻不断分身的本尊。 写1940年到1941年香港沦陷那一章，我用的是主妇“伊芙琳”和其青年儿子“乔”的视角，写了他们一家怎样被战争拆散。为了附体于人物，我想在张爱玲写香港的小说里吸取一些“氛围”，可是不行，太黏稠了，不适合我这个小说。兜兜转转，我终于在项美丽的《香港假日》里，找到了合适的氛围和战时日常气息！那一天，我在激动和喜悦中度过，和人物共享此“通灵”时刻，这样的感觉，可以称之为快乐吧？这几日，我想起来要找到那本书，却怎么翻找也不见踪影。是订《读库》全年附赠的书，橘红色的软皮封面，烫金的字。项美丽亲历了香港日占时期，《纽约客》风格的行文，细致又准确地书写她感受到的战争。她给出的种种残酷又荒诞的很具现场感的信息，是值得信任的，而且，她和我的人物“伊芙琳”一样，是个美国女人。关于重庆陪都的时代氛围，我是不知从网络的哪个角落里翻到一个美国外交官写的类似回忆录的文章。你知道，视角不同，世界就不同，我得给小说中的“外国人”找到其匹配的视角。小说虽是虚构的文体，但是涉及到相关历史，宏观角度也好，微观角度也好，我还是在追求尽可能的准确——当然，这是站在历史学家和前辈作家的肩膀上得到的，无论如何，也还是一个小说家的“准确”罢了。为了这个“准确”，我常觉身陷泥潭，但最后总能等到“天助”，这样的经历，似乎是如鸡汤文所说的，只要你足够努力，全世界都会帮你。 香港沦陷等背景下展开的故事，是这个小说的外围。小说所本的核心史实，是关乎“里斯本丸”沉船的，往大里说，这是一段“国家记忆”——曾是国家领导人在英女王国宴上的提及的历史，也是外交使节在其纪念日会举行活动的事件。尤其可贵的是，它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与世界相连，是中国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的一次明证。 最关键的是，它，发生在舟山，我的家乡。这是我在这个事件面前驻足的原因。舟山渔民平等地对待生命，无私地面对报答，他们的勇敢、宽容和善良，是残暴战争中的人性之光，这种高贵，它打动了我。这是我写作的初心，在小说里，我将此托付给了一个叫“阿卷”的男孩。在少年时，他目睹了父辈们救起在海水里挣扎的战俘，带着伊恩他们三个战俘藏到礁石洞，并和伊恩结下了情谊。他见证了前辈们“救人一命，天上一星”的高洁，在老年时，他和回岛来谢恩的战俘约翰相遇——当年的单身战俘，如今带着两个儿子归来。当初渔民们的无私搭救，成就了约翰完整的人生。而与阿卷产生了类似父子情感的伊恩，在战争中，却是子死妻疯，女儿与其丈夫一别就不得相见，曾经团圆完美的一家，被战争冲击得七零八碎。最让我心疼的，是那八百多个如今还在“里斯本丸”沉船里长眠海底的战俘，他们的生命，停止在1942年10月2日，当时，他们大多是单身男性，他们永远体会不到为人之父的情感了。被剥夺的人生，是战争祭台上的供品。从感动到心疼，可算是我的一个写作心路吧。 父子之间的感情，是这个小说想要处理的主要关系，我想做到人类经验世界性或共通性的表达。伊恩父子、阿卷与伊恩、约翰父子，一直到叙述者翻译张明父子，以父子情感为基础的家庭关系的处理，贯穿整部小说始末。我在写一部关于舟山渔民勇救英军战俘的小说，同时，我在写人类的基本情感。我没有把这种情感推到很强烈的程度，相反，我是克制的，甚至，是平淡的。这部小说已经自带传奇氛围，平淡自然的父子感情，会让这传奇更具日常气息，也让我这个写小说的，安心一些。不怕您笑话，我自视是一路写“严肃文学”过来的，如果您说我“哎呀这个故事写得不错”，我听了会有点惭愧。所谓“严肃”，并不是如字面所示般的道貌岸然，相反，它所呈现的可能是卑微和怯懦，真诚面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所有元素，在人心的疆域里勘探挖掘，让文字带进来的阳光照亮皱褶和灰暗。因为有这个执念，我就希望我既能讲好一个故事，而这故事还是在“严肃”之疆域里，不要漂流太远。记得，有一回做完《离觞》的一个线上分享活动，和《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黄茜又聊了大半小时，说的是“要是能兼具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艾丽丝﹒门罗的风格，那该有多好啊！”这种向往，真让人心热。说这话的时候，手头在写的就是这《海上繁花》。 事实上，这个小说，和这两位世界级的女作家，是不沾边的，与一本也写战俘故事的小说，理查德﹒弗兰纳根的《深入北方的小路》(他另有部备受余华推崇的小说《河流引路人之死》），倒是有些小渊源。比如这个《海上繁花》的书名，一半得自小林一茶的俳句“此世，如行在地狱之上凝视繁花。”第一次读到这俳句，就是在他的这本书里。他对战俘的书写，深深打动了我，明艳与黑暗并置的写法，也让我跃跃欲试。也许正因为这个，我才启动了小说的叙述者张明和木村香织的异国恋情。这场恋爱，给小说以明艳的同时，也拓宽了小说的时空，从1942年延伸到2017年左右；也给予了小说更多的思辨色彩——对于战争、仇恨和爱的思考，在回望的姿态里，更容易定型。 说这些作家的名字，是想安慰自己，当我写作时，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每一个文本后头，都站着很多大师。只有不停地阅读，才能让自己处于清醒的状态——自我陶醉是容易的。自我感觉良好，是人能正常生活的一个心理基础吧，但对于写作者来说，则未必是好事。阅读，是写作者自渡的不二法门，不仅是小说理念和技巧层面上的学习，更是对脚下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之事的认知教育。 经由《海上繁花》的写作，一遍一遍勘探1942年浙江抗日的“历史现场”之后，我受到了“爱我浙江”的深切教育。原来，在抗战时期，自上海浦东到浙江舟山、宁波、台州、温州一带岛屿和沿海地区，除却几个大岛上有日军“统治”，小岛和沿海地带的人民，勇敢地“独立”着，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全民抗日。宁绍平原，当时在日据之下，但是，我从一份抗战时期的浙江某银行的资料里，看到“地下银行”在有序运作。粮农棉农等各种作业的农民，在勇敢地将一部分农产品卖给抗日组织，收购交易都在暗地里结算流通，如此，各类抗日队伍才得以生存和壮大吧？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有伊恩等三位幸运的战俘，被舟山东极诸岛的渔民救护，出岛，沿着宁波、台州、温州、丽水再西进入川；才有1942年杜立特空袭（Doolittle Raid）部队从东京回航至浙东一带降落后，被当地人民搭救就医护送到安全地带。 浙江人民的勇敢抗日是低调而实在的，我希望《海上繁花》能记下这些踏实、隐忍的战争。那些让我落泪的瞬间，进了文字，可能有洪钟大吕的回响余音，那是我从前的小说里没有的。它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