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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写了《老板不见了》，百分百的男性视角，写的是放纵与平衡。2022年，我写了《金农的水仙》，依旧是百分百的男性视角，写的则是克制与约束。坦率地讲，这个故事主要讲的就是一个男人四十岁之后的“慌张”与“放下”，同时想表达的是，人不应为物所累，这世界从来就不是人拥有了物，而是物倒过来拥有并记录了人的情感和记忆。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张冬心，其名字脱胎于清代大画家金农的号“冬心先生”，我把他定位成现在最时髦的所谓“财务自由”人士，一个多金的单身中年男人。这个人设，无疑是都市人茶余饭后最喜欢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仿佛在很多人眼里，只有实现了“财务自由”这般最实在、最确定的事情，方能对抗未来各种不可预知的不确定。事实上，男性内心的恐慌和害怕也是层次很丰富的，尤其是感觉一过了四十岁的槛儿，“慌张”明显多了起来。这其中有对年龄的担心，既谈不上年轻但又说不上老，半吊子卡在中间，着实尴尬。还有各种世俗的标尺，比如身体、金钱、权力、名望，包括对于各种物品的拥有程度和鉴赏程度，都明晃晃地摆在眼前。同时，鉴于各种不同的职业身份，男性对于安全感的体会也不尽相同。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对于安全感是极度需要的，其实，男性又何尝不是呢？尤其是在处理男女情感关系上，“慌张”从来就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当男性多有忌惮的时候。 男性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多小秘密，就跟女性成长过程中的那些小秘密一样，细碎。但进入成人社会之后，随着欲望的放大、男性意识的扩容，各种男性特有的隐秘便会越积越多。而能量越大的男性，这些隐秘的能级，就越有可能被成倍放大。但有时候，隐秘被撕开之后，会让人惊讶为何如此不堪。男人看男人，若觉得不堪，那一定是粗糙和低级叠加在一起了，特别是再同其表面上所谓的身份地位一对照，这种不堪的感觉会变得极其强烈。 你不惹是非，是非却会惹上你，这是主人公张冬心的现实经历与内心写照。我感觉这次写张冬心，包括写到小说里的其他支线上的男性，与三年前《老板不见了》里的那些男人想比，虽然降维了一个层级，但写得更真实，把“害怕”写了出来。小说里，张冬心对“死党”马成功说“这人啊，受点限制和约束，其实挺好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限制是外在的，克制才是主观的、自觉的。 至于女性角色，《金农的水仙》里的李可白和《老板不见了》里的姚婷婷，有一些相似之处，就是她们对于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始终都是清醒的，也都有一定的主动权。当然，这个小说里，我觉得写得最好的一个女性角色，是端木，一种更洒脱又点到为止的女性代表。 2019年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我重新捡起了停摆了将近十六七年的文学创作。而当《老板不见了》在2020年正式出版发表的时候，很多朋友私下里对我说，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但你太忙了，我们觉得你下一部作品不晓得猴年马月了。的确，我太“忙”了，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一个闲散的文字都没有写过，我自己也觉得，大概不大会有整块的时间和闲心来写东西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时间到了2022年的4月，我所生活的城市突然“静”了下来，彻底“静”了下来。过去完全被各种“忙”填满的时间，瞬时空出来一大块，而且是一大块接着一大块，我心里顿时没着落了。感谢文学创作给我提供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虚构的，但又是现实的。于是，我再次拿起了笔，在纸上涂涂划划，人物框架、故事主线与副线，全部安排妥当。4月9日动笔，4月26日收笔，完成了初稿，这就是整部小说的创作时间跨度。 小说《金农的水仙》，纯粹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但我就是喜欢写这种“即时的当代生活”。我对现实社会的运行规律有兴趣，也有体验，而用虚构的小说故事记录当下生活的典型特征，无疑是一种挑战，但值得去做。写作的整个过程，是十分充实和满足的，让我体会到了文学创作作为“个体行为”的特殊魅力。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那段特殊岁月里，有好几位朋友给我提供了写作的帮助与支持，比如对于金农资料的整理，对于金农画作的认定，尤其是当“水仙”的立意被确定下来之后，整篇小说终于“活”了起来。另外，我要感谢叶康宁先生所著的《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一书，原本我是把这本书当作业务用书来阅读的，没想到全书读完，其中讲到的明代嘉、万年间《清明上河图》假画案，对这次小说创作起到了“开窍”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我并不认识叶康宁先生，但我觉得，通过阅读的方式与作者建立某种“精神上的联系”，是同作者进行交流的最好方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期待大家在读完《金农的水仙》这个小说之后，能有所收获。这是我作为作者最大的喜悦，而且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这种交流方式，是十分奇妙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