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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密而漫长的降临——读《澳大利亚舅舅》

http://www.newdu.com 2022-11-23 文学报 贺嘉钰 参加讨论

    关键词:《澳大利亚舅舅》
    1911年,夏加尔完成了《我与村庄》这幅幻梦般的画作。在这一年前,他从俄国乡下的犹太居民区搬到了巴黎生活。后世提起这幅画总会说到“乡愁”,画面里,乡愁是雪白的家畜与挤奶的女人,是阔步的农夫和他肩荷的锄头,是善良的眼睛与平静盛开的花朵,是彩色的房屋参差着漂浮着安顿着一个好奇的孩童。夏加尔的画面不是一个瞬间,而是整个童年与逝去的时间,是记忆细密而漫长的降临。
    读杨方的中篇小说《澳大利亚舅舅》,不断映在我眼前的竟是夏加尔这著名的乡愁之作,怪诞、轻灵、梦幻的画面好像可以用一句诗来做题注:
    那么地接近,一生都可以望见,一生都不能到达
    诗句出自杨方。写小说之前的许多年,杨方一直在写诗。不过,读小说时我忘了杨方写诗这回事儿,使用不同音色的语言能力让我重新认识了一回十年前就认识的写作者。
    回到这篇小说,在我,也是将作者的身形不断投影于叙事的经过。
    “澳大利亚舅舅”不是一个舅舅,也不只是一群舅舅(竟有八个,小说除了没有写到“三舅舅”,几乎将七个舅舅一对老人的大半人生尽览),这样一个名词表述有着动词的质感,它是踮起脚对别处生活的眺望。“澳大利亚舅舅”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此处的人在对远方、对另一种生活发生想象。一切开始于母亲“苏梅兰”在1979年的冬天从“曹大娘”家要来“花花菜”,并带回了他们一大家人将要移民澳大利亚的消息。1979年,在新疆伊宁羊毛胡同一户人家里,在西伯利亚寒流的裹挟中,当苏梅兰女士咬出“澳大利亚”这个名字,它就像阳光,像橙子,是一个明亮遥远的未知。
    对“我”家来说,生活因此被置入一个新坐标,“世界”开始浮现。“我们”好奇、关心并眺望着另一个半球、另一个大陆板块、另一种季节的另一枚坐标点,两家人近半个世纪的交往因而被置于更辽阔的文化、空间与情感结构中。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杨方写作时,也许并没有处理大话语的野心。作为读者,我也不会将这个小说放在一个宏大的叙事系统中来读解,因为她的故事就是细致本身,是细密的一圈推送着另一圈的情感涟漪。她不勾勒轮廓,她注视纹理。
    两个家庭的“众生相”:恋爱、婚礼、出轨、战争,人与人之间的揶揄嫉妒、扶携支援,日常生活、生老病死的风情画一般缓缓展开了。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新疆的人间日常,在某种匮乏中人们依然滋润于欣悦于严酷的热气腾腾的生活,为整部小说敷上了杏子熟透时的金色。故事里有这样的细节:一位大婶想通过苏梅兰攀上曹大娘家(她们两人亲如母女),好嫁出自己的女儿,便殷勤地来“我”家,种下一棵啤酒花,打着为“我们”酿啤酒的旗号频繁出没联络感情。如此细节小说里还有很多,杨方将一部中篇写得枝枝蔓蔓,气味四溢。这里的人们贴地而行,八舅舅一家几乎是凭空飞起的异数,时间风一样从羊毛胡同穿过,胡同里小小的悲喜那么微不足道,又那么悠长动人。当杨方在叙事中不经意带出那些细碎绵密的过往时,我闻见了类似《一千零一夜》的气息。
    在三万余字的中篇体量里,杨方安置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细描了一群人和跨越三代的生活。她写往日温馨和一地鸡毛的日常,写生命如何渐至破损衰败,写任性的灵魂怎样倔强生长,她写一瞬间的光也写半个世纪的回响,整个故事里,有悲情有不堪,没有怨怼没有刻薄,她以类似向上向外打量的目光和语调,间杂着令人伤心的幽默,直面不可追的惘然并最终抵达平静。
    是的,平静。写作《澳大利亚舅舅》的杨方是回到了伊宁,回到了她童年与少女时代的身体、感官与心绪的女孩,她就坐在羊毛胡同邻里之间的小路上,坐在屋子里炉火旁,看大人们忙活,打量这个她还没有介入但终会知晓并接受那一切秘密和法则的世界。
    她就是“我”,一个“植物家族”的女儿。父亲胡嘉木,母亲苏梅兰,姐姐胡桃哥哥胡杨,只是小说里面的“我”从没被人喊过名字,我问杨方:“‘我’叫啥?如果‘我’有一个名字的话。”她说:“我没有给我取名字,胡桑?”是一句打趣,但我也因此相信,“我”正是她,杨方将满到溢出的情感兜回来,摁住,克制地投注于“我”,她让“我”安静下来,她在写作里回到自己。后来的文章里她写到:“在键盘上敲下《澳大利亚舅舅》最后一个字,我定了第二天的机票飞回新疆……”再后来她告诉我,“这个小说,写完之后,一年多了,我再写不了其他的小说。我走不出来”。
    我又读了一遍小说,再次体会叙事的节奏,那就像一个人回到往日漫步,她在不同窗格前流连,看见当时的自己,不忍心走。写下就是一次告别。
    半个世纪,可堪漫长。她回到她的植物家族中间,和他们一起匍匐,向高处攀缘,在春风里发光,被雨露风雪滋润和抽打,一并疯长,一起枯黄。
    一个因为父母工作而生长在新疆的汉族小女孩,童年时好像并不属于那里,等她长成离开,到了另外的地方,这里又成为她唯一认领的那被我们称为“故乡”的所在。对这片土地,伊犁河边迷宫一样的苹果园,她爱;原野上有毒的草,她爱;被手电筒照傻了因为脑子太小不能入药而被放生的麻雀,她也爱;还有伊犁河结冰后八舅舅在冰面上滑出的闪电轨迹、夏天时羊毛胡同散发着睡眠的味道、馕坑里弥漫了一整条胡同的烤馕香气,她统统爱。那些调皮的、明晃晃的、有所依靠并必将得到庇护的欣悦构成了伊宁的童年,它们在叙事中复活,被文字驱动着自由漂转,又忧愁又明亮。
    许多在地的东西在这里失去了,但在离开这里的人那里深存。
    机械一点儿看,这部小说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八舅舅一家人筹备迁徙、他们在澳大利亚谋生、几位舅舅陆续地回乡又离开。我们在片段的、不同人的叙述中不断补全他们在远方的人生,事实是,远方并不提供幻梦,那些对远方的美好想象几乎构成美好的全部。他们本想去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但在另一种文化、语境和现实里,他们只能过一种体力的生活。这里专门提及“八舅舅”,是因为他和“我们”最亲。
    八舅舅是曹大娘的儿子,不是我们的亲舅舅。曹大娘生了八个儿子,没有女儿,苏梅兰刚来新疆的时候和曹大娘一起在育儿所工作,两人亲密如母女,“我们”出生后就把曹大娘的儿子叫舅舅。起初是属于一种礼貌性的称呼,时间久了就变成了真舅舅。
    八舅舅虽然是“舅舅”,但他差不多和胡桃与“我”同辈,发生在胡桃与他之间无始无终的隐约爱情,是小说里的“蓝色时刻”。
    地球上的一座花园里,只剩下了他们两个。月亮没有出来之前花园里一片漆黑,他们好像被吞进了肚子里,月亮出来后他们被吐了出来。这样的场景似乎是很多年前的再现。胡桃和八舅舅坐在月光里,月光让他们看上去像以前一样年轻。
    读到这里我想起了夏加尔的另外一些画。爱人依偎在盛大的蓝色里,花朵与瓜果都安静,月亮平静高悬。如此安宁是胡桃生命中极为少数的时刻,作为小说里着墨最多的人,杨方写活了她身上的那种韧、泼、蛮不讲理和出其不意,在她身上倾覆了桃花一夜败落的伤心,也是她所制造的暴烈与近乎一生的故事,将整个小说连缀在了一起。对胡桃而言,八舅舅是初恋,是她仅有的那点不被伤害的美好,是她的底气,是她在人群里仰头阔步走路时停在前额的光。
    八舅舅最后一次从澳大利亚回伊宁,已过五十岁,这次回来,八舅舅不想再走了。因为胡桃,他回去了,因为回去,他意外地暴毙街头。这个小说里最美好的人竟被安排如此结局。试想,如果八舅舅没有死,他是否能如愿接胡桃去澳大利亚过上美好生活呢?
    他做不到。
    八舅舅一定会死。他的死是隐喻。在死亡垂直降落之前,杨方在故事的字里行间同时写着:离开的人,离开的时间,再也无法回来了。
    安排八舅舅与胡桃“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是一条直线,那不是八舅舅的审美,亦非作者在虚构中心仪的生活。“直线”在她的认知里天然没有美感,有的只是低曲线一等的愚拙。这样划定生活的方式能说明很多问题。
    在《澳大利亚舅舅》里,杨方没有把小说处理成单线的、一件到底的事情,而是让漫漶的、枝枝节节的生活与人之遭遇交错着生长。这自由生长里有我喜欢的漫游气质。你不知道她要晃去哪儿,就像你猜不到接下来她要写什么。甚至她首先用一个名字骗了我们。
    我不能一一道来小说的妙处,毕竟将文学的语言翻译成试图接近文学的语言是徒劳的。读第二遍时,我才意识到她在很多细小的地方安排了关节。譬如写二舅舅在澳大利亚为野外工作队扛勘探仪器,写到同工不同酬的土著与白人时,她说,“在澳大利亚,种族歧视是一个避不开的问题”。淡淡一笔划过去,将在未来时空里升天为闪电。她还有一些看似信手的功夫,比如这句:“那个喝着滚烫的罂粟茶,雪山一样威严的人,在澳大利亚融化掉了。我们伤感了一下,很快就谈论起其他事情来。”我想,比比喻更漂亮的是后面这一句。淡然地掠过就是笔力,时间改变了什么,杨方在这一笔里都写出来了。小说里发光的地方还有很多,在表达也在观念,许多细小又洞见的认知穿行在故事里,譬如“语言”,一个人对某种语言的认同,意味着那个人希望自己以何种方式被世界接纳。大舅妈在伊宁也要坚持扬着上海腔说话,“和她一起来伊宁的知青,都学会了用伊宁人的腔调说普通话,大舅母觉得土,就是不说。这能怪谁呢?”小说里还有一段关于“语言”的漂亮表达,从斯德克老汉骂人写到八舅舅在冰面上从一片蓝光中穿过,这是一段叙事的自由滑,起跳与落点不可琢磨;发光的地方还有“缺口”,从八舅舅得到果园老汉毒草大全那一刻起,围墙的缺口成为有关人生的意象。童年和故乡,是人类永远的“缺口”,从那里,人类将跃入一片未知,人类也将永远想为那里补上一点什么。
    所以,绕了一大圈,小说写的不仅是去远方,更是回到这里来。《澳大利亚舅舅》所提供的,是一种让远方回到此处的方式,一场让成人回到童年和故乡的准备,一段打量最亲密远方的目光。这部小说献给澳大利亚舅舅,献给胡桃,献给“我”的邻人与那片土地,献给往日和记忆,也献给写作者自己。
    夏加尔在《我与村庄》中布置了一个隐形的圆,圆心是马儿将要含住花朵。我想把这将至未至的瞬间借给伊宁羊毛胡同里的一家人,圆心是他们曾经的围坐时刻:
    晚上吃过晚饭,“我们”一家人坐在桌子前读八舅舅的信。有段时间读八舅舅的来信成了“我们”一家重要的事情。“我们”读完信,然后认真讨论信里一些“我们”没怎么弄明白的事情……
    那些时刻,家人围坐一起,远方遥远,未来未来,生老病死只是一个词语,一切永恒且漫长。
    世事呼啸而过,但小说可以,并且已经带我们回到这里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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