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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悠久的文章传统，如果沿用文章的概念，“跨界写作”“跨文体写作”的命名也许没有太多的意义，传统的文章不是现代的文体概念，包含了文学的、非文学的各种文体或门类。当“文章”中的“文学文体”单列出来，通常把“文章”中具有审美价值的那一部分视为“文学”，小说、散文、诗歌与戏剧成了文学的四种文体，小说则主导了文学的秩序。“文章”的概念仍然在模糊地使用，但能称为“文章家”的人很少，现代写作者大致上愈往后愈远离文章传统，想象和虚构的能力在写作者那里更被看重。在谈论文学时，可以说散文是文章，说文学评论是文章，但一般不会把小说、诗歌、戏剧称为文章，而以前的文章涵盖了小说、诗歌和戏剧。这是否说明散文和文学评论的“文学性”是不确定的，或者是模糊的？传统的文章在现代以后被重新理解，大而化之的概念也逐渐被分类和定义，这是传统文章遭遇到的“现代性”冲击。如果没有被定义的边界，文学文体就不复存在，跨文体写作是基于不同文体而言的。近二十年来跨文体写作一直在策划和实践中，也被视为后现代的产物。或许因为如此，有学者对通过外在因素推动的“跨文体写作”持有异议。近几年来，跨界写作也成为一种现象。所谓“跨界”，最通俗的说法是写作者既在这里也在那里。既在这里又在那里的“跨界写作”，是否会影响“跨文体”写作？我想，所有“跨”的背后，涉及文体融合与分离的循环以及文学性的重建。 文学文体的沉浮聚散也是考察当代文学史的一条线索。以我的观察，戏剧文学中的“话剧文学”逐渐式微，我们现在很难像讨论曹禺、老舍那样讨论话剧。老舍《茶馆》之后，我们能够讨论的当代经典剧本微乎其微，20世纪80年代曾经轰动一时的话剧能够入史者逐渐减少。“影视文学”的兴起，调整了“戏剧文学”的边界，但“影视文学”的文学在哪里？作为文学剧本的“影视文学”在文学杂志上几乎阙如，影视剧本大多数成为拍摄用的“脚本”，“影视文学”的研究通常划到“艺术研究”中。这里的“艺术”是在“文学”之外的狭义的“艺术”门类，在学科目录中，文学与艺术是两个类别。大学体制中，“影视文学”或“影视艺术”也基本上从中文学科分离出去，划到传播学或艺术学，尽管这些专业的学生最终获得的都是“文学”学位。如果不拘限于四分法时的“文学性”，那么就需要重新审视和界定“影视文学”的“文学性”。在文艺生产方式变化的过程中，“媒介”成为一个要素，“网络文学”的兴起并不是“文体”的变化，而是对文学性、文学生产方式等多方面的挑战；这个变化还带来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不仅是文学研究视域、内容、方法和传播的变化，“学术性”也在重建之中。 这是否意味着在文学内部，曾经的边界也在松动，对“文学性”的理解也在变动的结构中？我在前面说过，散文是最具“文章”特征的文体，在广义的散文被文学化后，散文内部的体式也不断在“裁员”，序跋、杂文（亦称为小品文、小品）、特写（后来逐渐被报告文学替代）等都从“散文”中消失，或独立门户，或流离失所。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散文”便是“艺术散文”，但对于什么是“艺术散文”的“艺术”，也即散文的“文学性”，则无法给予大致清晰的回答。另一个问题是，散文的概念被广义使用后就失去“文学性”？我们不能疏忽的是，散文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它的文体特性恰恰是边界的散，这也是定义的边界。即便将散文由文章转入文学，关于散文的定义也差不多是模糊的，现代散文理论则保持了散文文体足够的弹性。当代批评家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裁剪文体，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有作家和杂志倡导“大散文”，其实是回到散文的“本体”，并且有限度地模糊“散文”与“文章”的界限。今天我们对“文化散文”或“文化大散文”中的一部分作品有否定性的意见，我也曾经质疑和批过一段时间“文化大散文”创作中的问题，但是“文化散文”或“文化大散文”不仅在“文体”上解放了散文，而且敞开了面对历史、现实、社会和自然的空间。 我由散文谈文体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散文是文学的母体。文体的嬗变，特别是突破原有的框架而产生新的融合，这便是文体本身的“跨界”。跨界之后，能否产生新的文体则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时间来回答。曾经的跨文体写作，确实产生了一些新的因素，但迄今未形成新的文体。我们近几年谈论比较多的“非虚构写作”，常常从国外的“非虚构”谈起，国外“非虚构写作”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脉络中考察，也许我们可以说，“报告文学”和“文化大散文”的发展，其实也是“非虚构写作”的源流之一。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非虚构”不是一种新的文体，它仍然是“大散文”；但它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重建了写作者和对象的关系，是一种新的文史哲融合。与“非虚构”对应的“虚构”，以小说为例，也是在文体的分离与融合中独立和发展的。在散文与小说之间，文体以“非虚构”与“虚构”为界。但在讨论小说的散文化时，我们最初讨论的不是“虚构”中的“非虚构”（写实），而是关注小说如何借鉴散文艺术并使小说文本具有散文的文本特征。当代作家中，汪曾祺通常被视为小说散文化的代表性作家，他自己也曾回答过何为小说散文化。我的基本判断是，汪曾祺重细节重氛围重意境不重故事不重结构不重冲突的小说写作，其实是把小说当文章写的。他是在小说内部融合了散文或文章的写法，而不是在小说和散文之外去创造新文体。这是中国作家的经验，今年的布克国际文学奖则带来了新的信息。我在四月的媒体中读到一则文学新闻，云：今年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突出了哪些“真正突破了”虚构与非虚构界限的作品。125部小说进入决选的是6部小说，评委们发现，他们倾向于那些模糊了虚构与非虚构界限的作品。《新京报》吴俊燊的文章转述了评委会主席露西·休斯·哈雷特的说法：“当然，在我们读过的许多书中，有你可能称之为好的、直截了当的、老式的小说，它们从头到尾都在讲述故事。但总的来说，我们发现最令人兴奋的是做了一些稍有不同的事情的小说。”“小说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其中一些书接近于历史写作，有些是随笔式写作。其中还有些似乎很私人，几乎像回忆录。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目前小说创作方式中一个非常活跃和重要的方面，作家们确实在突破界限。”当然，这类写作打破了“虚构”与“非虚构”界限之后仍然是小说，但小说文体内部“跨文体”了，小说的“文学性”也出现了新的因素。 在文学文体中，一些文体被剔除出去，除了理论的裁定并且在观念上影响写作外，也与我们忽视这些文体本身的“跨文体”特征有关。以序跋为例，其实是介乎“文学文体”和“学术文体”之间的“跨文体”，现代以来的导言也可以划入此类，但因为“学术性”被强化，通常被视为“学术文体”。不必说古代，现代文学史的那些著名的序跋，都是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的。鲁迅先生的《呐喊》自序，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随后我们看见了在质铺和药店的鲁迅，从一倍高的质铺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药店柜台上给他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我们不会怀疑这些文字是“散文”，但鲁迅先生在“散文”中同样表达了他思想的觉醒，而这种并不是我们常见的论文方式。“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两段耳熟能详的文字，思想容量之大，成为解读鲁迅的关键材料，其“学术性”毋庸置疑。今天的作家也写序跋，但更流行的是类似于的“创作谈”，不乏才华与识见，但《呐喊》自序始终是耸立在作家面前的高峰。 这里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学术”是研究“文学”的，“学术文体”是否可以有“文学性”？在中国的文章传统中，表达思想、价值、知识的文体其实是多样的，“诗话”“词话”“小说话”这类随笔体，基本介乎“学术”与“文学”之间，不妨说“文章”其实是一个“跨文体”概念。近期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再次引发关注，这本书其实也介乎“学术”与“文学”之间。现代中国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深受西方学术建制的影响，即使我们强调中国的文章传统，也要充分肯定和尊重这类已经成为主流的学术问题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需要重建的思路中，应该包含“学术文体”的“多样性”这一认识，尤其是关于文学研究的学术文体更应是丰富的。学术文体的形式当然重要，但形式总是和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决定不同学术文体价值的是“学术含金量”。陈平原先生近作《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便呈现了晚清以降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丰富多彩的景观。在知识生产中，越来越细的分工壁垒森严，篱笆林立；在这些学术区间内，研究者术业专攻后也失去了学术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与思想文化的广泛联系（这里暂且不涉及专和博的关系）；体制化的学术训练，也让学者难以兼具知性与感性（这与个人的特质有关）。今天重读鲁迅先生那一代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写的导言，再比照后来者的导言（不仅是文学大系的导言），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哪些方面退化了。 我在谈文体问题时，之所以把“学术性”和“文学性”纠缠在一起，是因为我认为这两者在互动中循环，学术性和文学性常常会相互定义，并影响着文学文体的演变和文体内部各种因素的消长。在现象上，跨界既有作家在尝试不同文体的写作，比如小说家莫言这些年来对新诗、旧体诗、话剧情有独钟，也在文学之外倾心于书法艺术；又有作家在小说之外从事文学批评，如阎连科的《发现小说》和毕飞宇的《小说课》等。王蒙当年提出的作家学者化问题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学者、批评家写小说，似乎也逐渐增多。所谓“跨界”，在学界往往是学者将自己的研究延伸到本学科之外，比如，做古典文学的研究现代文学，或相反。但我现在更愿意在“跨学科”层面上理解“跨界”，即多个学科的融合研究，其中包括研究方法的跨学科使用，这将影响我们对“专业”“学术性”“文学性”的理解。世界变化了，人性变化了，技术变化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在随之变化。文体是被定义的，被定义的文体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突破定义，于是文体又被重新定义。重新定义不是取消边界，而是形成新的边界，新的边界内有新的构成。重新理解抑或重新定义文体重新解释文体构成，也是重建文学性，而重建文学性是更为本质的问题。（节选） （全文请阅《长江文艺·好小说》2022年第11期） 选自《文艺争鸣》202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