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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於可训 借用鲁迅文章的这个标题，不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而是觉得这个标题亲切随意，便于实话实说，谈一点我的不那么学理化的写作感受。 小说是人人都可以写的，为什么到我这儿却成了一个问题，要回答是怎么做起来的。那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本业是教书，还担着个学者和批评家的名分，不去努力搞好本职工作，却要跑来掐行写小说，这就叫不务正业，所以得说出一点理由来。而我这点理由，又恰恰与我的本业和兼业有关。我教了一辈子书，主要讲的是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文学理论讲的是文学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为什么要有文学这个东西。文学史讲的是那些创造文学的人是怎么回事，他创造出来的文学是个什么样子。都是讲的大道理或别人做过的事。具体到一部或一篇文学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却不甚了然，或惘然无知。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去讲文学是什么，是怎么来的，就不免要说外行话，或隔靴搔痒，说不到点子上。说轻了这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说重了这就叫误人子弟。我搞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一定也说了许多搔不着痒处或纯粹外行的话。我以前不以为意，还常常自以为是，觉得自己还不错。直到有一天，有一位已经是著名小说家的校友，见到本系的一位老先生，自报家门说，我是您的学生，您给我上过小说史的课，如此这般地说了起来。老先生终于记起了这档子事，就随口说了一句说，哦，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我确实是误过你。说误过你，不说教过你，原本以为是老先生的幽默。事后，老先生却很认真地跟我说，我写过诗，没写过小说，讲小说史，岂不是误人子弟。老先生是30年代著名诗人，我这才明白他不说教过而说误过的真意。心想，自己既不会写诗，也不会写小说，却堂而皇之地讲过诗，也讲过小说，我的那些弟子，岂不也都被我误过。 就又想起我的另一位老师说过的一句话，说我们这些教文学的教员，是自己不会炒鸡蛋，还要教人家鸡蛋怎么炒。我最近一段时间，一有机会就在文章和发言中引用这句话，也明白了这句话中隐含的一个道理，提出的一个问题。于是在办了退休手续以后，就决定把做了一辈子的学术研究暂时放一放，也来试试炒鸡蛋。我把这个决定叫衰年变法，这话虽然说得有点儿大，却表示了我在文学创作问题上要力践躬行的决心。当然，这其中也有一点不得已的隐衷，就是年纪大了，眼力不济，看资料，查引文，都很吃力，不如面对电脑，心游万仞，精骛八极来得自由洒脱。我现在就常常貌似背包客，背上电脑，一边旅行，一边在中途找个地方住下来写作。我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也是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一个理由，跟鲁迅听前驱者的将令，为着启蒙的目的，相去万里，不是一个量级。 我不是一个经历特别丰富的人，跟那些传奇人物，更不能比。但我从记事开始，到如今年过古稀，毕竟也经历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年代。这个年代发生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无论是旁观还是当事，我也都算是过来人。所以我的记忆中留下的人、事，我对这些人、事的经验和感受，都可以作为我的小说创作材料，都可以让我以之为原型或背景，展开想象和虚构，我的创作素材因而主要取自我的人生经历。 我虽然经历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年代，但一旦捡拾这个年代的经历，却发现，我在这个年代所经历过的那些事，在我的记忆中，却没有一件是完整的，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断简残篇，包括对一些人的印象，也是如此。但我的记忆却又如此执拗地保存着这些断简残篇，以至于不惜掐头去尾，凌迟腰斩，把一些事件的完整过程，一些人物的完整面目，变成了秋天的落叶，夏夜的繁星，你能看到它鲜艳的颜色，耀眼的光亮，却看不到它在树上是怎么成熟的，它镶嵌其上的天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知道，这些记忆的碎片，有我生命的汁液、感情的原色和心智的光芒，也有那些人事在历史的底盘上刻下的深刻印记。我无法还原这些事件的完整过程，也无法复现这些人物的完整面目，我所能做的，依旧是继续保存这些鲜活的记忆碎片，就像西方人把闪光的雪片挂在圣诞树上，像中国人把鲜红的剪纸贴在门窗上一样，雪片和红纸的背景虽然改变了，却没有改变它的颜色和亮度，相反，在新的背景的映衬下，这些看似碎片的东西，却显得得更加光鲜亮丽，也别有一种生活情趣。 这就要说到小说的写法了。中国的小说后来较重故事，而且这故事还必须完整，有头有尾，起承转合，曲折宛转，说故事的人也讲究个娓娓道来，连绵不绝，少了哪一个环节，便认为不真实，也不好看。但我却偏爱一种碎片式的写法，即把若干记忆的碎片，用不同的方式连缀在一起，看上去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却是由这些记忆的碎片拼接或镶嵌而成，就像一幅拼图或马赛克，那些图案和人物，包括可能讲述的故事，都不是整体地制作完成的，而是一些碎片的组合。 我这样写的用心，十分明显，是想为我的这些记忆的碎片，寻找一种保鲜的方法。为了这个方法，围绕这些记忆的碎片，或以这些碎片为中心，我编织了长长短短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是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或可能发生的事件，但我的目的，却不是讲述这些故事本身，而是为我的这些记忆的碎片，编织一个存放的篮子，打造一副悬挂的支架，这篮子和支架，也许也有它的精巧之处，但我的目的决不是为这精巧，而是觉得这些记忆的碎片，只有存放在这样的篮子里，悬挂在这样的支架上，才算合理，才能显出它的本意，才能让今人觉得有那么一点看头。 我迄今为止创作的百多万字的小说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篇幅较短的短篇，这些短篇短的只有一两千字，长的也不过三五千字，类似于一种生活场景和人物情状的速写，但这种速写，又不是泛泛的素描，或即兴的写生，而是有一个集中的指向，这指向便是这些故事的晶体或硬核，是这些素描或写生的画面中可能闪光发亮的部分。我力求用我的叙述，打开这晶体或硬核，让它发出光亮和声音。这光亮和声音曾经让我着迷，现在轮到我把读者带入彼时彼地的情境，与他们一起分享这难忘的人生瞬间。为此，我为一个吞虾的少年和冰上的野鸭编织了《元贞》的故事，为归渔的男人和村巷的肉搏编织了《归渔》的故事，为一对哑巴的传奇和湖山间的怪叫编织了《精古》的故事，为秀和明的异行编织了《生人》的故事，为杀脚鱼的细火和他的智障兄弟一杀一放编织了《追鱼》的故事，为捉鳝鱼的国旗编织了《国旗》的故事，为养狼猪的鞠保编织了《鞠保》的故事，为戏台上下的调情编织了《腊戏》的故事，为元宵节的斗狠编织了《元宵》的故事，为放猖后的温柔编织了《猖日》的故事，如此等等。 在这些短篇故事中，也有一些篇幅较长一点儿的，如《赵家姑娘》《书场春秋》《说聱声话的北方佬》和《唐·孙》等，都是有感于一些人事。在这些让我感动的人生故事中，也是一些经久难忘的片断，是促使我想把这些人的人生故事写下来的动因，如《赵家姑娘》中赵家姑娘和铁汉的月下对唱，《书场春秋》中猪娘嘴说话漏风的嘴和他的响板扁鼓，《说聱声话的北方佬》中胡老师上不去也下不来的拼音，《唐·孙》中知青小孙跳进粪坑用身体搅粪的场面等等。这些激起我的创作冲动的生活片断，都不是我有意提炼的所谓典型的细节或场面，而是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的人生瞬间，我因此得以通过这些瞬间重新进入这些人的生活和人生，也带着读者去结识这些人，体会这种种人生世相的意味。《决堤》和《金鲤》，触动我的是两个关于鱼的记忆，我从小跟鱼打交道，熟悉各种各样的鱼和它们的特征及生活习性，一个年轻的囚犯在江堤决口即将赴死之前对一个长着三只角的王角鱼朝拜，让我写下了《决堤》的故事，一群公鲤围着一条母鲤在明亮的月光下排精产卵，孕育生命，让我写下了《金鲤》的故事。《男孩胜利飘流记》和《我因何而死》，则是我做的一个实验，我想试试一个随水飘流的男孩怎么写成一个人的小说，也想试试用现代派的第一人称怎么讲述一个通俗文学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两篇试验小说，也有触动我的记忆的片断，《男孩胜利飘流记》是发大水的日子坐在屋顶上用草把子钓鳝鱼经历，《我因何而死》则是缘于一个打工的女孩和她料理的服装模特儿的恋爱。 在我的短篇中，篇幅最长是两个为人立传的系列。一个系列叫“乡村教师列传”，共有10篇，一个系列是“乡人传”，共有9篇。这两个系列的小说，虽然都是写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但又不是完整的人物传记，而是传主的生平事迹中，那些精彩有趣的片断串联而成。由这些片断，既可以窥见传主全人，也可以借以窥见传主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种种社会生相。如《吴先生列传》《张先生列传》《徐先生列传》之于新中国乡村教育的历史，《熊先生列传》《梅先生列传》之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白先生列传》之于乡村习俗，《胡先生列传》之于汉语拼音和普通话的推广，《小吴先生列传》《小徐先生列传》《小张先生列传》之于改革开放后的乡村教育等等。这类小说的写法，借鉴了纪传体史书的传记体例，但史书中的人物传记，也不是事无巨细地罗列传主的生平事迹，而是取精用宏，撷取传主生平事迹中精彩有趣或有意义有价值的片断，所以我自信我的借鉴是走在这种写法的正道上。另一个系列“乡人传”的写法，也是如此，区别只在于，一庄一谐，趣味的侧重有所不同。 我的另一类作品是篇幅较长的中篇。计有《地老天荒》《特务吴雄》《才女夏娲》《移民监》《三十功名》《鱼庐记》和《护工老陈》等。这些作品虽然接近情节小说的写法，但促使我写这些作品的，仍然是一些记忆的片断，如《地老天荒》中白鳝爹与费小姐的野合和白鳝爹晚年栖身猪屋的囧境，《特务吴雄》中吴雄想当特务结果弄假成真的荒诞，《才女夏娲》中博士无美女的传言和夏娲与阿丹林俊的爱情，《移民监》中老曹的倒腾旧货，《三十功名》中“我”在考场的抽烟，《鱼庐记》中想生的太爷爷修的“公庐”，《护工老陈》中程爹爹进退两难的尴尬等等。我用这样的写法，在《鱼庐记》中，甚至编织过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一个多世纪的乡村历史，这历史不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叙事，而是一些片断的连缀，由此也可知这种写法的强大文体功能。 因为学习写作的需要，近年来，我比较关注中国古代与小说有关的文体资源。我觉得，近代以降，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和学习借鉴，多在明清以后的白话小说，相对而言，对明清文言小说及其前身的古小说，却多有偏废。我把学术界普遍认定的魏晋以前的古小说，称之为中国小说的“段子”阶段,即无论是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还是散见于各种典籍的寓言故事，抑或史家修史的余料（我称之为“史余”），都是矮小精悍的“小品”，有的甚至只是只言片语，不能成篇，但就是这些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稗官野史，或如桓谭所说的“残丛小语”，如班固所说的“街谈巷语，道听涂说”，却孕育了中国小说发生的元素，也培养了中国小说的独特品质。从唐人开始，虽“有意为小说”，但唐人所作的传奇，仍然留有这些古小说的痕迹，为胡适所称道的《虬髯客传》，就是由几个主要人物的“段子”构成的，直到章回小说发达了，胡适还说，“做小说的人往往把许多短篇略加组织，合成长篇”，有些名为长篇的章回小说，“其实都是许多短篇凑拢来的”。胡适这儿所说的“短篇”，当然不光是指“段子”时代的小说，但他追溯短篇小说的源流，却是从“段子”时代的古小说开始。可见，以短成篇，或合短成长，是中国小说的一个传统。我有意利用这个传统的一些资源，以改变长期以来习惯的西式写法，也给自己的创作增加一点中国的底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