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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勤:文学的中药铺子

http://www.newdu.com 2022-07-15 《长江丛刊》 张世勤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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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声明,我就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因为我逢人就会讲“我真傻,真的。我原本以为文学是用来写的,根本没想到文学主要是用来悟的。我只知道文学是一棵树,却从不知道文学还有那么多的根。夜里我总是做梦,每次都会被那些枝枝叶叶缠绕。”好多人都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我也纳闷,我不是狂人,可为什么却常常生出想写篇日记的念头来呢。我的话向来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很多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在说什么。我的话一句也当不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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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是条小路,走上去的人都知道它的拥挤。我经常能遇到一些努力前行却出力不讨好的人。我说,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人家的痒本来在后背上,你却死命地往人家前胸上去挠,这不仅犯了方向性错误,而且动作十分危险。这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倒极容易引发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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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既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头,竟然也是中国文学一个时代的开始。墨西哥有《人鬼之间》,印度有《午夜之子》,英国有《魔戒》,德国有《铁皮鼓》,爱尔兰有《尤里西斯》,法国有《追忆似水年华》。中国作家很想跟着玩,但玩的似乎并不好,一看就生硬,很不顺手。说明只要不是从自家文化这条根上自然生发出来的东西,打理起来就有些困难。即便认真学了,也总是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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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写过一篇《诊所》,一篇不长的小说,写的是一个怪人,名为诊所,身后却不是药架,而是书架,而且差不多能包治百病。只要探出病因,会立马开出药方。药方上自然不会是哪味药,而是某部书。我如此写,你可以理解成阅读,也可以理解成是人心治理。写作者的病,阅读的少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对于社会的病,文学作品充其量只能翘翘边。文学可能没有太大的用处,但如果能做到翘翘边,就足以证明它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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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多处准备了纸笔,以方便随手记下那些无头无尾的句子。比如:两只蚂蚁相遇/彼此拥抱后/分开//一对男女相遇/开房后/陌路。因是断断截截而写,看上去已经十分像诗。其实我是在装模作样地研究和思考两性问题。2000年时我就曾写下过《爱已成为网事》的小文,那时的爱情就已流露出变异的苗头,如今的爱情更是在变异的基础之上一路狂奔,差不多已经面目全非。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但我却很少直接描写爱情。不是不想写,而是认为爱情太神圣,不能轻易动笔,否则一写就露拙。现在仍想写,但却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文学,到底有多少爱还没恋,有多少情还没偷?已经开头的《寻找那个脸红的女孩》,一看题目就知道,明显带有逆袭回归和破坏现有爱情江湖的规则之嫌。所以,我会在一些断断截截的句子里慨叹:我真傻,真的/我一直以为/巫山云雨/说的是天气的事//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人会把脆弱的爱情/推到悬崖之上/将两性的电光石火/置于随时幻灭的险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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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安徽作家王业芬聊到刊物与作家的关系,我说,最恰当的定位应是“合肥”。貌似调侃,实则至理。其实,何止是刊物与作家,包括读者在内也是。又何止是文学,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又何止是社会,包括一切生命与天地宇宙也是。各乐其乐,乐乐与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应该才是这个世界本该有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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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反对有小说才气的人写小小说。当然,我反对的不是他们写小小说,而是反对他们专写小小说。为此我提出了一个“裤头”理论,主要是有感于他们因为长期习惯了这种长度之后,便会对“小内衣”系列情有独钟,不管手头接收到多大的面料,一顿乱剪之后,登时就能做出一条裤头来。其实,单就那面料的长度、宽度和质地来讲,足以做成大衣、长裤或者旗袍、裙子,等余下来的面料还能做个比基尼、胸罩或者小裤衩,再顺手去做出也不迟。甚至不做也已经不遗憾,而且也避免了产生太多的浪费。真正写好小小说的,并非那些专写小小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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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当一个好作家很难。既然很难,那我们不妨先去当一个合格的裁缝师,先学会熟练地运用审美的剪子。不妨先去做个酿酒师,不急于在粮食发酵之前揭开盖子。不妨先去做个面点师,学会把生活的面和文学的水一遍遍地完全揉和后,再考虑去做何种面食。不妨先去做个机师,既磨炼好可以让飞机一飞冲天的想象力和暴发力,也磨炼好能够让飞机平稳着陆的掌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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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着工作关系,跟基层写作者的交流会较为密切。每次交流,我从来都是首先声明,大家一样,都是写作者,文友,同仁。我的意思是,之所以使用“基层”一词,仅代表作者所处地域,并不代表写作有基层写作者和高层写作者之分。人与人的交流,重点在于能够通过观点打通思维固化的经脉,而不在于观点的本身。犹如撬开盖在地窖口上的那块厚厚的石板,棒子固然重要,我们希望提到的却是外面透进来的阳光。文学创作尤其如此,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在于,别的手艺活你可以按师傅的教导去反复实施即可,但文学创作不完全是,文学创作的正确做法是,你必须吸收一切,消化一切,然后尽可能地设法避开,既避开他们的缺点,也包括如何“避开”他们的优点,必须“抛弃”所学,见路不走。如此,才可能应契诃夫那句话:新手永远靠单独的东西赢得社会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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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长篇就是用粗锥子纳鞋底,求一个厚实和耐用。写短篇就是用绣花针绣花,要的是一种美感和情调。夹在这中间的中篇,锥子和绣花针基本都派不上用场,须换两根打毛衣的勾针才行。打出的毛衣既可大也可小,既可实用也可美观,既可照顾样式也可关照颜色。相对而言,中篇是一个较为好写的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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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小说是一种废话的艺术。有悟的人不仅不会反对这种说法,而且还会把一切必要的废话都看作是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的包浆。前提是,在你埋设下批量的废话之后,你有在某一点、某一段或结尾处突然唤醒它们的能力。猪肉不能注水,但茶叶,只有注水才会显得更真实。这是创作规律,这也是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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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先后追踪了贾平凹、阿来、刘震云、毕飞宇、莫言、迟子建这六位既有分量又有代表性的作家,通过寻找这五个地瓜蛋和一片雪花与文学相遇的原点,梳理他们所激发出的能量,从中至少给予了我们四点启示:真正的好作家,都具有先天性,这并非唯心,而是文学作为一项极具灵性事业的必然要求;好的作家都具有野生性旺盛成长的能力;好的作家都能保持沉默、孤独和思考的品质,他们都能自带思想性的磨砺;好的作家都能保持纯粹性的坚守。作家们回望故乡的动作和眼神都是一致的,不一致的只是他们的作品诸如《透明的红萝卜》《北极村童话》《哺乳期的女人》《鸡窝洼人家》等的不同呈现。正因为他们有开放的思维、自由的心灵,他们的表达才会那么无拘无束,精到别致,绚烂缤纷,深入表里,才会有《红高梁》《生死疲劳》《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秦腔》《推拿》等这样作品的出世。如果不能像大地一样敦厚,不能像旷野一样无言,他们就无法写出《丰乳肥臀》《群山之巅》和《商州三录》,就无法写出《尘埃落定》《平原》和《温故一九四二》。他们是纯粹的,他们的作品也是纯粹的,一如《白狗秋千架》《白雪乌鸦》《三只虫草》《玉米》《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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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是人学,这话没毛病。但这里的“人”,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因为文学像极了中医,往往头痛医脚,所以完全可以以一种味道一种气息的方式完成存在。文学的本事是能用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散乱的生活给串通起来,所以它比生活本身显得精致,简洁,更有条理。但最终答案还是需要回到生活当中去寻找,这又是文学有时会被认为无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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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小说作品,应该给读者一种防不胜防的感觉,让读者无论怎么小心和注意,都无法避免掉入作者设下的陷阱。怕的是,你设下的陷阱,连傻瓜都能看得明白,甚至连动物都一目了然。这对写作者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失败和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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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喜欢历史是必然的,只要稍微想往深里走,一只脚自然而然地就会迈进历史的门槛。是往深里走,需要迈的门槛还有很多,比如哲学的,宗教的,美学的,社会学的等等,但历史是一定绕不过去的。作家刘震云说,哲学想把生活说明白,有一部分它能说明白,剩下不能说明白的部分,便交给了文学。这话有道理,不过我以为,不光哲学“哲”不明白的交给了文学,而是凡是宗教“宗”不明白的,美学“美”不明白的,历史“历”不明白的,社会“社”不明白的,民俗“民”不明白的,都交给了文学。当然,那些明白的领域,也同样是文学驰骋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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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悦(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成为爆款并非偶然,每个人貌似都活在当下,其实都是活在历史里,所有的现实都是历史的映照和延续,所有的未来也都得通过历史去推演,因此对历史的解读是一件永无尽头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对历史的解读绝不能完全仰仗历史学家,那样便很容易固化和失去生动。文学的介入,会让历史更加丰满。所以有一定文学素养的历史学家,也会选择通过文学途径去表达自己对历史研究的成果。这也就不难理解,像《人类简史》《时间简史》《美的历程》《人类笔记》《北纬40度》这类书,不仅有它的市场,也会有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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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时尚时质朴点没关系,写土气时时尚点有好处。读孙犁的《荷花淀》你不会感觉到土,莫言的《红高粱》用一种高调的时尚开启了一个时代。只要剥多了洋葱,也就学会怎样泪湿衣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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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认识到生活洪流裹挟性的强大,我们每个人即便再清醒,也都很难摆脱,稍有放纵,便很容易“同流合污”,顺流而下,然后茫然无措。问题在于,生活本身的这种强势,如果说让顺从它者容易悲剧,那么不顺从它者也未必就能避开悲剧,这是个二律背反。冯骥才的《多恼河峡谷》对这个内容有所体现,题目如果改作《白孔雀》应该也不错。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写的很轻松,很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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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的幸福是能不断读到好稿,没有一个编辑不是被自然来稿折磨得食欲不振的。我即便读的是提交上来的三审稿,也常有被粗粮吃撑的感觉,必得赶紧读一通经典,找补回来,或说帮助消化消化。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自然是在自然来稿中,只有感觉没有感情,只有重复没有创造,只有惯性生活没有爱和激情,只有客套话没有真实表达的作品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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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要少写些亲情与家事,但小说可以。陈再见中篇小说《好归》,马小淘的《骨肉》《有意思的事多了》,东西《我们的父亲》,毕飞宇《家事》,滕肖澜《美丽的日子》,都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散文如要写家事,如果能写上三代的事,那肯定会多些深度。阿来作序的周海散文集《在一滴露珠里》,主写周潭村和周氏家族。但它把周潭村和周氏家族上推到了西伯侯姬昌、武王姬发时期,他们建周,后以国为姓。这一来,一下有了历史纵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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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楼,跳下去可能会死,也可能会成为植物人,真是一个让人尴尬的楼层。这是台湾年轻女作家林奕含说过的话,这位写出过《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漂亮女孩,生命终止于26岁。馊掉的橙汁和浓汤,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一个看透生活的作家,终究抵不过对爱的迷惘。对“人间失格”,太宰治抵不过。对“黄金年代”,王小波抵不过。对“春暖花开”,海子抵不过。类似事件一再发生,而且没人敢保证以后不再发生。一般来说,作家可以被看作是“看透生活”的一个群体,否则怎么去下手写作品!那为什么在看透了生活之后还要选择去背离生活呢?只能说明,生活的洪水对任何一种学问都能做到“降维打击”和“大水漫灌”,凡是试图解开生活每一个细扣的人,都会产生无奈和幻灭。他们的死不会让这个扣解开,而只会让生活又多出了一个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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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品是需要调动全部的积蓄,但这并不意谓着每一部作品都会消耗掉你成顿的素材。恰恰相反,好的作品都是“低碳”的。日本作家新美南吉的《去年的树》,不过一篇五六百字的童话,写了一只鸟与一棵树的故事,但我认为它的价值可以抵得上一部长篇,它的清浅,它的质朴,它对情感的切入,它对问题的提示,都决定了它的价值。铁凝的《哦,香雪》,不过一群小女孩和一个小车站。张炜的《一潭清水》,不过三个人一个西瓜园。有时跟写作者交流时,我会拿爆米花和气球两样东西来举例。乡村的爆米花,从来都是用半碗米炸出来一篮子“花”的。城里的气球,不过薄薄的一层皮,全靠“气”把它吹起来。“皮”当然重要,但“气”更重要。“气”是文学的,吹起来后,它也让“皮”成为了文学。也就是说,只要你有“气”,那么“皮”越薄越好。我们必须学会通过一个小切口去解剖痛感,用一个小竹篮,盛下春花所有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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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都要讲究含蓄。含蓄属于东方文化,属于行为美学。齐白石的名画《蛙声十里出山泉》,不见泉只见蝌蚪,这是一种留白,也是一种含蓄。刘建东的《无法完成的画像》,暗写革命者,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含蓄。好莱坞影片《马耳他之鹰》用窗帘之动表现男女之吻,这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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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在意诗词的婉约和豪放之分,我更多看重的是作家的“美”和“爆发力”。萧华气韵悠长的长征组诗,汪峰撕心裂肺的灵魂之唱,小个子吴碧霞的红楼梦组曲,聂耳、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刘邦的大风歌,曹操的短歌行,岳飞的满江红,苏轼的赤壁怀古,李白的将进酒……我喜欢这种作品对我予我的冲击。一个作家,首先要保证做到,让自己的心灵能够自由舞蹈,然后就是拿起笔来,翅膀卷着风暴,心生呼啸。没有基本的“爆发力”,就不要奢谈“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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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解的文学的价值有三层。最高一层首推美学价值,先不考虑实用,先看它“美不美”;其次看作品对母语的深厚承继和颠覆创新,查验语言是否有引领性,是否有黏合度,是否有穿透力;最后才是看作品对人心的揭示,对社会的启蒙引领,对未来的信仰和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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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把读悟分成三界,我觉有其道理。自己就能悟,且触类旁通。这自然是最好的。一时悟不出,但听别人讲述后,自己慢慢开悟。这也挺不错,不影响成长和进步。最怕的是,自己既不懂,也不悟,当听到别人有所讲解时,却认为别人那是在得瑟和炫耀。这恐怕就没救了。也是否也应和了这句话: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草;佛法无边,难度无缘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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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强调“胸有成竹”,但郑板桥却反对这种说法,他践行“胸中无竹”说,坚持“莫知其然而然”,显然他是想打通“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联系。这两个矛盾的理论,肯定都对。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在艺术领域里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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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的职责之一,就是帮助生活长出嘴巴,帮助心灵睁开眼睛,帮助大脑忘却回忆,帮助人间少些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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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再明亮,你能看到的也很少,看不见的才更多。在你能看到的这一部分里,却又不见得一定眼见为实。历史有很多迷雾,生活同样奥妙无穷。生活的血盆大口,能把一切嚼碎,让它们无真相,无共识,无确定。这让一切试图探求人类世界或宇宙世界的学问都会倍感乏力和捉襟见肘,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文学。当职业观众、花样直播、小三劝退师、酒店试睡员、地铁推手、小鸡崽性别鉴定师、拥抱师等类似畸形职业不断涌现的时候,你不可能不眼花缭乱,你不可能不怀疑人生。所有的人生,都是由一道道选择题构成,每个人都貌似在自主选择,实际情况却是交给上天去选择的时候更多。当你去试图扼住命运的喉咙时,必须注意不能让生活从背后薅住你的头发。拿平光镜去看生活根本没用,至少要用显微镜,而且必须得用上手术刀。如此如此,那么,我们怎么才能保证始终以成熟稳定的感受方式,智慧多元地切入生活的角度,去实现精神哲学、情感态度和深度揭示的统一呢?所以说,当一个好作家,是真的很难。这也说明,不管是文学还是其它,离真相最近都很难求,而且也不见得就是好事,虚着来也一定会有虚着来的好。有感于此,我把生活和文学定义为两句话:生活是似是而非的路标,文学是似非而是的抵达。
    30
    李敬泽说,文学刊物是旧媒体,新文学。网络是新媒体,旧文学。这概括可谓经典。好在,旧文学正在做着向新文学过渡的改变,旧媒体也正在向着变成新媒体而努力。提到李敬泽,顺带说一下他的作品。如果说余秋雨开创了一种散文的新写法,那么李敬泽则开创了一种评论的新气象。他的《青鸟故事集》《小春秋》绝对是一种价值的存在。一般来说,评论高于创作,但当下属于文学落后于生活,评论落后于创作。评论不是公式,评论也是一种创作。作家有自己风格的不多,评论有自己风格的更少。
    31
    如何真正看待短篇小说是一个问题。能写好长篇小说的大家,在文学发达的国家总是人才辈出,而写好短篇小说的圣手,无论在哪里都难得一见。短篇小说最能检验一个作家的感悟、才思、气质和想象力。这么说,没有错,但往往只会停留在说上,只有当说到短篇小说的重要性时才会提到,没有几个评论家愿意把短篇小说作为自己的“主火力”区,他们更愿意关注的是长篇小说,在出版界是,甚至在大众阅读市场上也是。短篇小说可以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件中最精彩的那一部分。裘山山曾说,她虽写过四个长篇,但写短篇让她更快乐,更自信。她着迷它的结构,它的叙事风格,它的韵味。付秀莹的中短篇写得都挺带劲,当然长篇《陌上》和《他乡》也很不错。她对于写长篇,有个幽默说法,那就是:开一个头,便两年不失业。另外,她也还有个“交待”:2011年,开完作品讨论会后,感觉不会写了。总之,是多种原因促使她转向长篇的。
    32
    通常的说法是,文学是社会的取景器,文学是人物的雕刻师,文学是世道人心的探测仪,文学是艺术之美的集结地。但如果是按重要性排列,则恰好是倒过来。文学是“人”学,但更是“美”。文学首先就是美的发现和美的表达,形式、情感、语言、韵味、文字、节奏等等这一切,都必须是美的。建立不起美的坐标的人,无法从事文学。
    33
    文化散文,乡土散文,闲适散文,亲情散文。我们鼓励有的大写,有的少写,有的深写。唯一拒绝的就是文化撒娇,唯一反对的就是知识分子迈着猫步走。鸡汤文泛滥的确不好,但很多人愿意追捧鸡汤文,也可以反证在我们日常生活和日常认知中常识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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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国家跟泥土的血缘关系,像中国这么深厚。因此说,中国的乡土文学相对较为发达。鲁迅、沈从文、茅盾、赵树理都写过乡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一大批乡土作家写出了一大批好的乡土作品。已故山东作家刘玉堂最长于农村二半吊子的描写,没多少文化却偏好在上衣兜里插支铅笔,而且大多时候很可能只是一截铅笔帽。话说有一厮,看管山林,哥哥的小姨子躲计划生育躲到了他的看山屋,本就无事可干,外面又下起了细雨,这厮便写诗感慨:
    下雨好啊/下雨能把爱情来产生/当然喽/若是两人无感情/光是下雨也不行。
    35
    卡夫卡开启了一个荒诞变形的时代,其创作手法其后便被广泛使用。东方卫视的欢乐喜剧人节目,有一期开心麻花团队推出了一个《善恶终有报》的小品。说的是武大发现家里种植的红杏出墙了,老往西门方向长。天上电闪雷鸣。第一次遭雷劈时,武大与潘金莲肉体不变灵魂互换,然后一番台词。第二次遭雷劈时,武大与西门肉体不变灵魂互换,然后一番台词。第三次遭雷劈时,武大与武二肉体不变灵魂互换,然后一番台词。第四次遭雷劈时,西门庆与虎肉体不变灵魂互换,然后一番台词。我不知道麻花团队读没读过卡夫卡,只看这小品却很得其道。法国作品《反常》,写同一架飞机,同一个航班,却一次是三月正常降落,一次是六月申请紧急降落。这样,每一个人都成了两个人。结尾页呈沙漏形,一行比一行短,最后三行是:end。90后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也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有的视频号让一些帝王画像开口高唱:江山笑,烟雨遥,红尘世俗知多少?我把它也归入这一类。内蒙年轻作家渡澜以及班宇、双雪涛,他们的作品有特点,但不能归入卡夫卡系列。
    36
    王安忆有很多谈艺术的文章,她的核心讲究是常识和逻辑,当然这话也不只她在讲。在知识和学科不断向深处开掘的年代,专门把常识拎出来进行反向提示,极具重要性。逻辑是一个通用词,生活有生活的逻辑,艺术有艺术的逻辑。它们可以交叉叠加,也可以“悬磁浮”。也就是说它们可以是相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对常识,大家都不会有疑义,但逻辑,无论是艺术逻辑还是文学逻辑,特别是小说逻辑,并不只一种。但凡好的作家都会自行创造一套逻辑。
    37
    1999年,在我再次深度阅读《红楼梦》时,写下了一组红楼随笔,其中一篇是《与曹雪芹梦谈红楼梦》。有感于红楼研究的纷扰和对一些死结的争论,于是我干脆选择直接与曹雪芹对话。这种“对话”给我带来了益处,它引发了我对“时空”的思考,“时间”到底可以不可以折叠,“空间”可以不可以置换?由此延展,文体之间到底有没有边界?李修文可以用小说笔法写《山河袈裟》,莫言可以把断行的《饺子歌》当作小说去发。《人类简史》《北纬40度》一类书籍到底算历史著作还是算文学著作?《时间简史》到底算文学著作还是哲学著作?有些写人记事的笔记体,到底算散文还是算小说?在距1999年过去20年之后,电视上也开始出现了《典籍里的中国》这样的节目,主持人开始与古人同台,共同梳理历史脉络,甚至可以告知每一个古人他的前世今生。
    38
    把简单说得复杂是学问,把复杂说得简单是智慧。大道至简,大乐必易,大音希声。大多数经典作品都具有“简单”的特点。雪莱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仿佛说的就是一个连老农民都知道的气候常识。顾城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不过就是特殊时期发出的一种特殊感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不过就是一个老人,一条破船,一片大海,一尾大鱼。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有英子那个小女孩就已经足够了。
    39
    对时间必须有效利用,但也必须要注意一点,那就是为了确保对时间的有效利用,必须舍得用大量时间去呆坐或无所事事。让孤独成为一种能力,通过孤独不断产生出新的力量。每隔一段时间,对大脑、情绪、信息等等进行“格式化”,或处于“闲置”状态,十分必要。
    40
    生活就像一个不显眼的纸箱盒子,而只有作家知道,在盒子的隐秘一角,会有一根药捻引线,只要能准确地找到它,只要自身能带有火种,足以点燃它,那么不显眼的纸箱盒子里就会不断绽放出绚烂的烟花,它们会像一顷星空那样美丽。
    41
    虚构是抵达真实的最佳捷径。生活原料和小说的关系,与布料和裁缝的关系类似。如果谁拿块布料披在身上,那应该不叫衣服,最多算是床单。
    42
    所谓小说的结构,就是结构小说的时间,尤其是短篇小说。所谓小说的布局,就是布局人物的命运,尤其是长篇小说。所谓小说的营造,就是营造小说的人物关系,尤其是中篇小说。所谓小说的反转,就是反转你之前的铺垫,尤其是小小说。
    43
    生活永远都是新鲜的,但你永远保持住新鲜感不容易。生活永远都是超乎你所想象的,但你永远保持住想象力不容易。生活永远都是有痕迹的,但你想真实地记录下这痕迹不容易。生活永远都是有道理的,但你想找到这其中的道理不容易。只能百年孤独,只能似水年华,只能未来简史,只能家春秋,只能人间喜剧。为什么人类一万年以前就已经解决了定居问题,一万年之后心灵仍然无处安放呢?好奇害死猫,但好奇成就作家。
    44
    野性,诗性,神性。民间性,传奇性,荒诞性。至少,这六性让我着迷。天体宇宙,上古神话,心灵土壤。至少,这三种东西让我着迷。春花秋月,细雨蒙蒙,大雪纷飞。至少,这三种场景让我着迷。
    45
    你即使能把现实社会的底裤完全扯下,也无法阻止它的向前裸奔。它的一去不返,永不回头,让人生成为一个尴尬性的存在。唯有文学是最好的“倒带机”,是最好的“慢放器”,一部分未来科幻作家的手里,还握着最好的“快进键”。
    46
    最后,存两则忠告。一是《纽约客》对小说写作概括出了8条准则:不要讲述,要描述;塑造立体的角色;选择一个视角;为你的角色设定动机;写你了解的东西;要想感动读者,先要感动作者;修改,修改,不断地修改;相信自己。二是萨拉·沃特斯给写作者提出了十条建议:发疯般阅读;发狂般删节;把写作当成一件工作;写小说并不是“自我表达”或“疗愈”;尊敬你的人物;别容纳过多的叙事;别写过头;节奏很关键;别慌张;才能胜过一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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