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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潘灵 《太平有象》 “如果没有那在深山峡谷里生活的十几年，我根本不会写作。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我的写作导师就是我的故乡——那逼仄的，像地球上一丝小皱纹的地方……我惊异地发现，笔已成为我手中的魔法棒，它只要在纸上滑动，我的面前就有了活灵活现的故乡。”作家潘灵“活灵活现的故乡”在他的新作《太平有象》里。 潘灵，布依族，1966年7月生于云南巧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边疆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云南省委联系专家。曾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云南文学奖一等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民族文学》年度大奖等。 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太平有象》是潘灵近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包括《太平有象》《豹子》《叫了一声》《偷声音的老人们》《偶回乡书》《一个人和村庄》6篇作品。其中的《太平有象》是一篇扎根乡土，将现实主义和奇异想象相融合的少数民族叙事风格的小说，颇具哲思和寓意。哀鸣的野象群、一头受伤的幼象，易地搬迁后宁静祥和的太平村……“太平有象”，潘灵以一个作家敏锐的视角和纯熟的写作技巧，用这个一语双关的词语，完成了悬念迭出、扣人心弦的小说叙事，同时直抵小说的精神内核——天下太平。 潘灵作为著名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太平有象》就是一本云南民族风味浓厚的小说集，反映了时代变迁中发生在身边的一些典型事件，生态、环保、扶贫、移民、故乡等主题在书中均有呈现。潘灵在这些故事中注入爱，让故事迸发出感人至深的力量，最终体现的是国家民族发展中脱贫攻坚的魄力和决心，人民群众在这个过程中激发出巨大的凝聚力，并完成了精神的成长与蜕变。 新作出版之际，潘灵接受山西晚报独家专访，他说“自己不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写作者，不过是一个试图纸上还乡的归人”。  山西晚报：“太平有象”是中国传统吉祥纹样，您当初在写《太平有象》时考虑过这层寓意吗？ 潘灵：我写这篇小说时，取《太平有象》这个名字，确实是动过心思的。世间万物和谐共生，才有天下太平，才有大吉祥。 山西晚报：小说里的确是“有象”，是阿嘎和木呷两个彝族青年进山途中救的一头落入陷阱受伤的初生小象。两个青年还很辛苦地喂养它，并帮它回归象群，从中可以看到他们朴素的生态文明观念。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是不是有许多基于生态文明的民间文化？ 潘灵：人神共生，万物有灵，这几乎是云南多个少数民族的共同观念。树可以是神树，兽可以是兽灵。原始宗教崇拜，让我们的少数民族对自然有敬畏，由此产生了最为朴素的生态文明，他们也成为环境和生态的守护者。在少数民族地方，竭泽而渔，过度开发的事情很少发生。 山西晚报：这篇小说和去年“云南亚洲象群的北移南归”有关系吗？ 潘灵：这篇小说构思了好几年，创作灵感确实是在亚洲野象北移南归的那段时间。亚洲野象当时一路北上，差点就进了我生活和栖居的城市昆明。 山西晚报：救助小象体现了人与动物的和谐共处，但象群不会懂得善良的彝家人为小象的付出，它们带着回归的小象到太平村破坏了阿嘎的婚礼，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并不像人类想象得那样顺利，是吗？ 潘灵：亚洲野象充满了野性，在云南的南部，亚洲野象的活动范围与人类的栖息地犬牙交错。它们毁坏村庄、糟蹋农田的事时有发生，保护野象与守卫家园，在一些地方成了生态的矛盾体。我的小说，意在将这个问题展示出来，人与动物和谐共处，并非易事。在很多时候，弱势的并不一定是动物，而是人类自身。 山西晚报：《太平有象》还侧重讲述了太平村的几次异地生态搬迁，从不适宜人生存的苦寒之地——乌蒙山区大包山的太平村，到滇南湿热之地的太平村，再到即将搬进县城、打造一个美丽的彝族文化特色社区的太平村。写这样一个几经变化的太平村，您想表达的是什么？它承载着您什么样的愿望？ 潘灵：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云南各族群众易地搬迁的事并不鲜见。他们为生态文明的付出不应该被忽视，更应该被我们作家们“看见”。如果他们的付出和牺牲被遮蔽，被省略，成为写作盲区，我以为，我们的写作者是有罪的。我真心地希望读者朋友们从我的小说里，读出我们各民族兄弟对生活的执念和热爱。 我的愿望简单而朴素，就是希望那些为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而搬离故土的人们，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并记住乡愁。 山西晚报：这样的付出在您小说中有所体现，比如彝家太平村的人们将因为采矿变得面目全非的大包山修复成了美不胜收的高山草场，然后为了让弱小的黑颈鹤有更好的生存之地，他们又把这里让出来，移民他处另辟新家园。这种奋斗精神和无私奉献很打动人，家乡人在您心目中什么样儿？ 潘灵：我的故乡在云南东北部磅礴乌蒙的山中，也在我的胸膛里。我的家乡经济落后，民风剽悍，而它却又是云南开发最早、文化积淀最丰厚的地区。我的那些灰头土脸的乡亲隐忍、善良，习惯了外界的偏见和白眼，他们是小人物，活得死皮赖脸。如果你因此看不起他们，那你就会暴露自己的无知。如果你给他一支笔，他就能提笔进厅堂；如果你给他一把刀，他就能握刀上沙场！ 山西晚报：《太平有象》里的村主任沙玛和毕摩（彝族传统宗教中的祭司）乌火让人印象深刻，沙玛带着全村人搬迁，用双手坚韧地打造新家园，而乌火传承传统文化，懂彝文、是彝医，成为村里人的精神信仰。这样两个人物的结合是不是有更多的意义在里面？ 潘灵：他们一个主地，一个管天。他们有冲突，有配合。他们一个带领村民打造美好现实，一个守护村子、传承民族文化。他们是普通人，但却干着非凡之事。在少数民族地方，二者不可或缺。 山西晚报：荞麦酒、彝医、草草药、古彝文非遗传承人、火把节……这些词贯穿小说，彰显民族特色；而沙玛带着村民在湿热之地种出品种优良的甘蔗、阿嘎这个小年青又在树上种石斛，这些又是新气象。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更多地是想表达什么？ 潘灵：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在新时代，也有着步履的匆匆之声。他们要守护传统，同时也正在主动与现实链接，发展与变化，同样也是他们的时代主题。 山西晚报：虽然小说取材于云南民族地区，但它要表达的却不是一个民族与地域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类文明的重大主题，对吗？您怎样看待家乡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潘灵：我曾说过，所有的作家，都是地方性作家，但一个作家，不能被地域所缚所困。我可以自信地说，《太平有象》触及的是一个属于人类的大主题，那就是生态文明。我生活的云南，是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的样板之地。它是植物王国，也是野生动物王国。它偏居祖国一隅，却因其丰富性和独特性而备受世人瞩目。彩云之地，自是吉祥之地。守护好美好家国，保护一方净土，越来越成为云南人的自觉。 山西晚报：小说集中的《豹子》和《偷声音的老人们》里重点写了几位社区干部和扶贫干部，有起早贪黑想把移民村建设好、但方法有些欠缺的夏晓峰；有能真正理解移民心声并为之不惜每天学公鸡打鸣的韩家川；也有整天想歪主意要打只豹子取豹子胆来向领导邀功的李小东……这些人物有原型吗？ 潘灵：我在十几年前有过挂职经历，跟挂职干部有交往和交流，我的小说人物中的挂职干部，有原型。但这原型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这原型里，甚至也有我自己的影子。我塑造他们，一方面是我的故事需要，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读者他够“看见”他们，理解他们。 山西晚报：《偷声音的老人们》这篇小说看过后有些沉重，老年人移民后的思乡之情以及各种不适应让人看得心疼，他们在楼房里睡不着，想着以前的吊脚楼和山里的各种声音。书中“自救自五人小组”中的五个老人，就是为了一个听到公鸡打鸣才能睡好觉的老人而走了很远的路去偷偷录鸡打鸣的声音。老年人是最难走出故乡的一个群体，但为了大局，这样的牺牲又在所难免，对吗？ 潘灵：我的故乡在金沙江畔，那里刚修好一个世界第二大的水电站——白鹤滩电站。前些年，我亲眼目睹了移民搬迁。说心里话，每个搬离故土的人，都值得我们尊重，都值得我们作家去书写。我不否认，在搬迁中各级干部的努力，他们急移民之所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移民移的，除了自己的身体，除了房屋，他们还想将文化、乡愁从故土移来，但我们都知道，这恰恰是移不来或不能完整移来的。这里面产生的心理纠结和情感苦痛，是我们这些非移民不能体会的。我写《偷声音的老人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不尊重乡愁的地方文化的搬迁，这种移民方式不会周全。 山西晚报：乡愁的确是最难割舍的，有人就是不愿意离开，比如书中另一篇小说《一个人和村庄》的主人公包伍明。他一个人生活在村子里，镇里几次来人劝他去镇里生活他都不去，他忙着给全村的坟头烧纸，给自己养的一群羊表演节目，却“越忙活越寂寞、越忙活越孤单”，但就是不愿意离开。您来给解读一下这份情感。 潘灵：包伍明这个人物，是我很喜欢的人物。我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同时也在塑造自己。中国广大的农村，特别像西南的山区，这些故土的坚守者是农村依然活着的动力。正在“空心化”的农村，坚守之难之不易，不是我们轻易能想象的。不愿意舍弃故土，是因为有牵挂，是因为有斩不断的精神联系，是有一份生命中重要的东西不能被割裂，被抛弃。对于人本身，执拗不仅仅是一种性格，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品格。 山西晚报：书中《偶回乡书》这篇小说就写到了故乡、故居、乡愁等内容，书中人物何独被人笑话没有故乡，因为他认为是故乡的那条街道拆了，他借酒浇愁，并问“有个故乡就那么重要吗”，您怎样看待这句话？ 潘灵：何独这个人物是真的有原型。有一次，我参加一次诗歌讨论会，一个著名诗人在讨论会上唾沫横飞大谈乡愁。大家起哄，说你故乡都没有，谈什么乡愁。原本是为了活跃讨论会气氛的玩笑话，没想到却让这位著名诗人哭了。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样子，委屈极了，哭的样子难看至极。他抹着眼泪问：“有个故乡就那么重要吗？”他的这句话是一个疑问句，进了我耳朵却变成了肯定句。故乡，也许就是那个你最想回去，却又回不去的地方；或者，是你能够回去，却发现并不是你朝思暮想的那个心里的家乡。你在变，故乡也在变，不变的，唯有乡愁。 山西晚报：《偶回乡书》中的主人公、来自乌蒙山在城里当作家的小林是您吗？ 潘灵：三分是我，七分不是我！ 山西晚报：小说围绕拆不拆老家的宅子展开，但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个给小林指路的少年。因为地震路不通，小林回老宅受阻，少年让小林开车走他家菜地。小林觉得这个善良的少年是天使，还给了钱表示感谢。没想到这教会了少年生财之道，小林返程时，少年正在菜地忙着收其它车辆的过路费。这也是您经历过的事？ 潘灵：我有一个老屋，在前些年鲁甸地震中有损毁，我的故乡在巧家县与鲁甸县交界处。但我写的老屋，不是我自己的老屋。《偶回乡书》的故事，完全是因为故事里那个拦车收费的放牛小男孩。那男孩确有其人，那男孩的故事，也确有其事。我是经历者。这个经历我讲了近十年，一直没写，被云南作家胡性能捡去写了，上了《小说选刊》，叫《石头里的老虎》。我不知他把我经历的故事写了，又把它写进了《偶回乡书》，同样又被《小说选刊》转了。后来，云南作家里就有人说起这事。胡性能认真地说：“请转告老潘，给另一个作家讲故事是危险的！”其实，同样的故事，我们写了不一样的两个小说（笑）。 山西晚报：在全书的序中您说“要感谢小说，这种虚构的文体，让我能够最真实地活在一个最真实的世界里”，写作于您来说意义是什么？ 潘灵：小说于我的意义就是回到真实。现实太假太虚伪，我只能靠小说去找寻那个真与诚实。小说不是说谎者的教科书，恰恰相反，小说是要教育人类归真。 山西晚报：您说“自己不过是一个试图纸上还乡的归人”，还说自己的小说不是乡土小说，只是乡愁的乌托邦。您能进一步解读一下吗？ 潘灵：纸上还乡，是我解决乡愁的唯一途径。我离开故乡三十多年，但故乡对我的影响，没有一天离开过我。我的自尊与自卑，我的真实与虚荣，我的挣扎与躺平，都与故乡有关。故乡，深刻地作用了我的思想与行动，它塑造我也解构我。我说我写的不是乡土小说，是因为我对乡对土都越来越陌生。我写的不是乡土的现实，仅仅是个影像。它不存在于我的目光中，它深藏于我心灵深处。所以，我的小说是乡愁的乌托邦。 山西晚报：“我写作，还有一个秘密的动力，那就是回到我的族群中去”“我发现自己的基因中存有本民族的文化密码”……这些都是您说过的话，族群、基因、密码对您来说是什么？ 潘灵：是一种既玄虚却又真实的存在。它会在一个特殊的场合或时间表现出来。我的女儿偷偷地去做了一次基因鉴定，结果是汉族成分占86%（她妈妈是汉族），而布依民族的成分占比才6.8%。从生理层面她是汉族女孩，但从文化民族层面，她依然是布依女儿。我想，女儿如是，我也许也如是。一个丢失了语言、风俗的少数民族，就像一只折了翅膀的鸟，看着天空飞过的鸟群，他知道，他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所以他孤独。写作，是我对抗孤独的方法，但这法不灵，它使我更孤独。 山西晚报：虽是纸上还乡，但为故乡书写依然是您的使命，对吗？您的下一部作品主题是什么？ 潘灵：不是使命，使命是受人之使，我想，更多的应该是宿命。我下一部小说，也许不再纸上还乡。我想借助这一页素笺，把它当一块“飞毯”，用我的想象之力，在文学的浩瀚里，来一次激情漫游。我的下一部作品，将是一本长篇小说，它的名字叫《幻域》。我想带我的作者，做一次奇幻故事之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