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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伊甸的逃难记》 早前，在我个人有限的阅读经验里，关于战争与童年这一主题的作品，动人心魄的只有两部，一部是匈牙利女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恶童日记》，另一部是美国小说家耶日·科辛斯基的《被涂污的鸟》，它们所讲述的内容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在极端战争环境下的求生与流落，因此都格外沉重。正如科辛斯基曾说过“童年是人类最早、最敏感的时期”，一旦它与全人类的梦魇——战争相遇，个体性与历史性综合后的残酷不言而喻。 眼前的《伊甸的逃难记》并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历经岁月洗礼却保存完好的私人手札，它来自于一位鲐背之年的老人。老人姓汪，名为“伊甸”，这是一个流露出浪漫主义底色的女孩名字，如今放在书名里本身便是一种隐喻。取名者是老人的父亲汪静之——中国湖畔诗派的代表人物，曾以清澈、炽烈的爱情诗给当时陈腐保守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缕清风。这本日记分为两个部分——“在浦东”和“逃难记”，整体记叙了伊甸和她的家庭自1937年初到1946年秋的生活经历。其中，“在浦东”篇幅不长，主要记叙了1937年春天这一时段，通过十岁的小伊甸简单却生动的笔触，勾勒出了战前闲适生活的美好画卷：书香门第的兄弟姊妹三人（伊甸为长姐），尽情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烂漫童年，也时刻受到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读童话、画图画、做游戏、制手工、吃馄饨、学吹箫……彼时的浦东杨家花园，就是“伊甸园”的缩影。 “傍晚，杨小姐第一个听见了炮声，我们都到后园去听。炮声响起来了，一夜不安”，“八·一三事变”令这个普通家庭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戛然而止，长途跋涉的“逃难记”就此拉开序幕。乘车、乘船、徒步，各种状况接踵而至，与伤兵共处一室的溽热，一等再等令人几乎丧失所有希望的船票……从浦东到宜山，到定番，到贵阳，到独山，再到贵阳，到重庆，到宜昌，十年间辗转多地，归乡的路途迢遥，无法摆脱的却是敌机偷袭的警报和骇人的枪炮声；年幼的孩童囿于简陋的医疗条件，沾染到伤寒或是疟疾便会被无情地掠去性命；咸菜和腐乳堪比山珍海味，一口糯米或酒酿更是令人眼穿肠断。阴影之下，人们还是在生活，还是要生活，伊甸的家庭试图以洋溢的欢快事物取代紧张的战事和艰困的处境。供职于军校图书馆、具有士人风骨和诗性坚守的父亲，勤俭持家、善解人意的慈母，他们竭力为孩子们开垦出一片温柔与鼓励并存的隐秘天地，通过文学和艺术的启蒙抚慰他们幼小的心灵，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律、自尊、自信的性格。所以，苦难并没有湮灭伊甸和弟弟妹妹们的志气，他们发愤图强，在困顿与匮乏的境遇中顽强成长，不断地蜕变、自省，更加从容、勇敢地面对生活，在家中孝敬父母，在外面与同学友人互帮互助，发自内心地同情弱者，不遗余力地痛斥侵略者，满怀一腔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伊甸超越年龄的认知在“八·一三事变”三周年之际的日记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切一切，离开了家，弃了财物，走了几千里的路，遭炸了十来次，穿着破衣，吃着烂菜，读着破书，都始于这一炮。同时，祖国地位提高了，祖国同胞团结了！也始于这一炮！” 除了成长的全速变化外，伊甸的视角中并没有忌讳死亡，毕竟战乱造成命如草芥、山河凋零处处可见。但她对生死却有着多维的认识：木太幼子积食后殇夭，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普遍缺乏卫生常识所致，是无奈的痛心；看到日本侵略者残忍杀害同胞的画面，是难以抑制的悲愤之情；街头流离的老人漏尽钟鸣、旦夕就木，她触目便觉悲悯之意。这些对于现实的直视，真实、动情，又恰恰体现了少女战时强大与脆弱相交织的复杂心绪。 值得一提的还有日记中彰显的“游戏精神”，逃难的生活对孩子来说，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的苦闷。善良的伊甸和兄弟姊妹们在后方的栖身之所，收留过小猫小兔以及受伤的斑鸠，用所有能够获取的材料包括蛋壳、洋铁皮等制作出布偶和房子，甚至用拣拾到的子弹壳造出了一支钢笔，伊甸充满巧思的绘画作品、手工图纸让读者得以领略到战时儿童惊人的创造力，富有浓厚的童话意味，他们仿佛是天生的、斗志昂扬的浪漫主义者，即使整个世界都是危机四伏的黑暗森林，童趣却似层层蔓蔓的叶缝里漏下的天光，弥足珍贵。 著名作家李敬泽先生评价该书是“属于中国人的《安妮日记》”，的确，东方的伊甸与西方的安妮同样纯洁率真，都以其出色的洞察力，聚焦时代罅隙下的个体，生活琐碎、悲欢离合、人情世事透过她们的文字仿佛近在咫尺，为那段影响深远的特殊历史赋予了人性的面孔。相比起《安妮日记》里折射出花季的敏感与忧郁，《伊甸的逃难记》高昂着人性的倔强和可贵的“游戏精神”，呈现出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家庭对抗苦难的朴茂力量、对待生活的巨大善意，它让被错过的记忆得到悼念，对于战争中的生者与逝者而言，无疑是一种不可估量的慰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