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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短篇小说 每每听到唱衰短篇小说的声音，让人颇感不悦。短篇小说又不是为我们家所私有，我犯不着为它辩白，护短。我只是觉得，短篇小说并没有衰落，而是还坚韧地存在着，活泼地生长着，持续地繁荣着。看看北京及各地的文学刊物就知道了，写短篇小说的作者群还是很大，所发表的短篇小说的篇目数量还是最多。我每月都能收到若干本不同杂志社所惠赠的文学刊物，从刊物上，我时常能读到一些别出心裁、让人眼前一亮的短篇小说，得到不错的艺术享受。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一次关于短篇小说创作的研讨会上，陈晓明先生说过一句话，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说：短篇小说的存在，证明着中国文学文学性的存在。贺绍俊先生也亲口对我说过：短篇小说创作，是一个作家创作水准的试金石。这表明，评论界对短篇小说创作仍然很高看，很重视。话说回来，有人对短篇小说的现状流露出一些悲观的看法，并不是真的要唱衰短篇小说，很可能是出于对短篇小说的热爱，出于对短篇小说衰落的担心。听听这样的声音，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从积极的方面理解，或许对短篇小说的写作是一种鞭策。 怎么说呢？说实话吧，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确比较难侍候。谁都不敢说自己的短篇篇篇精彩，越写越出色。实际情况可能是，有人在写过一两篇或三五篇不错的短篇小说后，就开始走下坡路。我打一个比方也许有些绝对，好比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年轻，只能越活越老，一个人写短篇小说也不能保证越写越好，永葆青春。通常我们愿意把写短篇小说说成是手艺活儿，其实两者还是有所区别。比如编筐捏篓，或做箱子打柜子，时间长了，因经验的积累，技艺的娴熟，篾匠会编得捏得越来越好，木匠会做得打得越来越漂亮。写短篇小说就不同了，写得时间越长，越对所谓经验保持警惕，并对熟能生巧的说法产生疑虑。这是因为匠人做手艺活儿是从实到实，编筐是筐，捏篓成篓。而作家写小说是从实到虚，从虚到实，从实又到虚，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写到后来，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微妙的心灵世界，真的很难把握。沈从文早就说得清清楚楚，社会一般事业都容许侥幸投机，作伪取巧，用极小力气收最大效果。唯有写短篇小说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费力而不容易讨好，擅长政术的人绝不会摸它，天才不是不敢过问，就是装作不屑于过问。在从事写作的同道者中，沈从文说道，有人不愿把写短篇作为终生事业，是因为它经济效益不好。除了沈从文所说的这些，还有一些情况，影响了作家的短篇小说写作。有的作家用短篇赢得了声誉，打下了“江山”，后来就不再写短篇了，用长篇守“江山”。有记者问一位知名作家，为什么不再写短篇了？那个作家回答得很坦诚，他说，短篇太难写，他对写好的短篇缺乏自信。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文学声誉，他不愿因一篇不好的短篇小说而砸锅。作家上了岁数之后，一般也不再碰短篇小说。福克纳被有的西方评论家说成“缺乏短篇小说创作才能”的作家。在我看来，他的短篇小说的确难以让人恭维。到了晚年，他一篇短篇小说都不写。晚年的托尔斯泰，看到窗外翩翩走过的妙龄女郎，一声叹息，说再也不需要她们了。老作家不碰短篇，与托翁的叹息，内里恐怕有着同样的道理。个中原因，有创作资源匮乏的问题，敏感度下降的问题，集中精力的能力式微的问题，还与个体生命的激情、爆发力、想象力、创造力等的丧失有着直接的关系。落花流水春去也，这真是没办法的事。也许莫言是个例外，获得诺奖后，他所写的第一部书《晚熟的人》是短篇小说集，集子里的小说篇篇扎实厚重，意味深长。这表明莫言写短篇小说的底气和自信。 沈从文那么热爱短篇小说，写出了那么多短篇小说佳作，他后来怎么样呢？1951年冬天，沈从文去四川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团期间，以革命大学厨房的一个炊事员为原型，写了一篇名为《老同志》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他先后改了七稿，历时近两年，还向丁玲求助，说发表时不用他的名字也可以，到底未能发出。这篇小说的遭遇对沈从文的打击可想而知，以致他怀疑自己失去了写短篇小说的能力。这件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写短篇小说要不要反复修改的问题。从表面看，是改和不改的问题，实质上，是怎样看待和处理初衷和非初衷、内驱力和外驱力、天性和非天性的关系问题。有人说好小说是改出来的，我一直不赞成这个说法，我写完小说，极少改动。我们写每一篇小说都会有一个初衷，这个初衷是从个人出发，遵守的是自己的天性，是内在的驱动力在起作用。而把小说改来改去呢，往往是外界的指导性、干预性力量在起作用。小说修改的过程，无疑是妥协的过程，改得越多，离初衷和天性就越远，改到后来，甚至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和天性，哪里还有什么个性化的文学性可言呢！ 我不认为是沈从文丧失了写短篇小说的能力。一个作家长期养成的基本写作能力，不会轻易丧失。创作水平可能会有起伏，但差得不会太多，不至于连小说都不像，连一般的发表水准都达不到。实际情况可能是，不是沈从文的写作态度变了，是写作的环境变了，不是沈从文的写作水平降低了，是衡量文学的标准“提高”了。还有一种可能是，当时的文学刊物以人划线，先看人后看作品，一看到沈从文的名字，先就画了问号。 真想看看“老同志”写的《老同志》，以得出一些自己的阅读判断。可我找来找去，到底没找到《老同志》在哪里，也许它永远消失了，变得不可寻觅。出于对“老同志”的尊重和信任，每每看到别的一些“老同志”所写的短篇小说，我都要读一读。也许是期望值过高，有的小说不但不能满足我的阅读期待，还让我多多少少有些失望。比如：我曾先后在上海的文学刊物和北京的文学刊物上，读到过两位前辈知名女作家所写的短篇小说，前者写的保姆的故事，后者写的是老人养生的故事。她们都写过颇具影响的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写个几千字的短篇小说，当然是小菜一碟，不成问题。可他们的短篇小说为何让我失望呢？我的感觉是小说过于小了，是意思过于小，境界也过于小，不能扩大读者的视野，给读者以广阔的联想余地。这就牵涉到短篇小说小与大的关系问题，也是收与放的关系问题。我们通常说，小说要小声地说，也要小心地说。所谓小声地说，是说要静下心来，说得心平气和，不可剑拔弩张，大喊大叫，一上来就要摆出一副一鸣惊人的架势。所谓小心地说呢，是指对小说创作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说得小心翼翼，爱惜每一句话，珍惜每一个字，把每句话都说得恰到好处，把每一个字都安排得熨熨帖帖。小说是从小处说，从细处说，但小说不止是小说，还是大说，真不能太小。我所说的大说，当然不是说大话、官话、空话、套话、时髦的话，而是指小说背后的时代、社会、历史和世界，也是指一个作家要有宽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世界性的目光。短篇小说写到最后是要收，不收就不完整，就构不成一篇完善的作品。但收不是关门关窗，不是封闭，在收的同时还要放。这个放是放飞，是升华，是不确定，给人以无限的联想。王安忆在《我看短篇小说》里就说过这样的意思，她说：好的短篇小说是有窗口的小房子，你可以不朝窗外看，可是有窗口和没有窗口就是不一样。 弹指间，我也成了“老同志”。我不甘心从此搁笔不写，还在继续写短篇小说。北京市召开北京市文联成立七十周年座谈时，王蒙老师也去参加了。在格非的提议下，我们两个到王蒙老师座前向他问好，说他的状况真好。王蒙老师以他惯常的幽默口吻笑着说：垂死挣扎。王蒙今年都八十七岁了，仍笔耕不辍，我们比他年轻得多，为何不继续“挣扎”呢！现在我写每一个短篇，都是在学习和探索，都是知难而进，向自己发起新的挑战。我有意在看似无小说的地方写小说，力争每一篇小说都有一点新意。最近我给《人民文学》写了一个短篇《雪夜》，已发在该刊的2021年第12期。这篇小说是向绘画学习，尝试用语言文字绘画。小说几乎没什么故事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写乡村夜间下大雪的情景，传达的是宁静和洁净的审美意境，以抵抗信息爆炸带给人们的喧嚣。在各种艺术门类中，音乐看不见，摸不着，是最虚的一种。正因为其虚，才如风如云，超越地域、国界、种族，不用翻译，即可为全人类所共享，所感动。语言文字能不能向音乐学习，并捕捉音乐，表现一下音乐之美呢？我给《芙蓉》写了一个短篇《挂在墙上的弦子》，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所做的试验。小说写一对青年男女以音乐生情，并以音乐联姻，音乐主导着他们的精神生活。小说是设置了简单的故事情节，但故事情节不是我的主要着力点，我把着力点放在描绘音乐上。音乐由声调、音节、旋律、节奏等因素构成，一样比一样来无影，去无踪，怎样才能捕捉它们呢？我的办法是借助与弦子有联系的竹子、梨花、奔马、高粱等实的自然物象比喻音乐，承载音乐，使音乐在幻想中飞扬起来。我的试验不一定成功，但试验总比不试验好一些。试验也许会失败，拒绝试验永远都不会成功。 前不久，我还给《长城》写了一篇稍长一点的短篇小说《妻子是年》，借助这篇小说，我想谈一谈短篇小说创作中关于远与近、紧与松、雅与俗、软与硬、审美与反思、感性与理性、自然性与社会性、大逻辑与小逻辑之间的关系。我说了这么一堆关系，好像把事情复杂化了，其实这诸多关系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只用一两种关系概括也不是不可以。小说写过年期间夫妻之间发生的故事。留守在家的妻子，听说在外打工的丈夫找了“小姐”，为了向丈夫表示抗议，拒绝跟回家过年的丈夫亲热，与丈夫打开了冷战。丈夫为避免伤害到妻子，坚决不承认在外头的所作所为。妻子本人在村里受到过别的男人的骚扰，也憋了一肚子的委屈。故事就这样在夫妻间的矛盾冲突中展开。这样的故事比较难写，因为它离俗世生活太近了，越近越俗，或者说近就是俗。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尽量与俗拉开距离，写的雅致一些。我们都知道，小说的主要功能是审美，但从感性出发的审美须有理性的参与，须对社会生活进行反思。这就说到软与硬的关系了。我们想把小说写得柔软一些，但没有反思也不行。而一反思，一批判，就容易发硬。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偏软，林斤澜的短篇小说偏硬，沈从文则软硬兼施，软硬结合，做得比较好。我自己不写太硬的小说，是不愿写，也写不了。根本原因是自己的心肠不够硬。官场小说是硬小说，我从来不写官场小说，那种勾心斗角，让自己的心脏先受不了。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是大逻辑和小逻辑之间的关系。我们写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这一对关系，或者说我们每写一篇小说的过程，都是在处理大逻辑和小逻辑之间关系的过程。大逻辑是思想的、抽象的、形而上的逻辑。小逻辑是日常的、具象的、形而下的逻辑。没有大逻辑的引导和提升，小说就不能飞翔。没有小逻辑的支持呢，小说就不能成立。大量的农村青壮男人常年外出打工，只能把妻子留在家里，这就造成了夫妻生活的严重缺失。这是反自然的，反本能的，也是不人道的。小说的大逻辑是人文关怀，是人道主义理想。小逻辑是日常生活的细节，是儿女情长，是文化心理。我让大逻辑和小逻辑有机结合，最终让一年难得一聚的夫妻达成了和解。他们的和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一系列合情合理的情节和细节推动下完成的。他们和解在哪里呢？和解在情感和自然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地是实的，天和道是虚的，那么最高的境界自然是什么呢？自然有实又有虚，是实和虚的结合。 2021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于怀柔翰高文创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