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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忏悔与“平庸的恶”及其他——关于王彬彬随笔《吃肉》

http://www.newdu.com 2022-04-11 收获(微信公众号) 王春林 参加讨论

    关键词:王彬彬 《吃肉》
    前不久,曾经专门撰文评价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收获》专栏“尘海挹滴”的开栏第一篇《废墟与狗》,没想到,读完第二篇《吃肉》(载《收获》杂志2022年第2期)之后,却觉得还是有话要说,这样一来,也就有了这又一篇肯定是“狗尾续貂”的批评文字。
    如果说王彬彬的上一篇是关于“狗性的剖析与批判”,那么,到了这一篇,他的笔触就转向了自己关于“吃肉”的记忆。吃肉?在当下时代的年轻人看来,这个题目的确没有什么好写的。想吃肉了,上街去随便买几块,或者干脆到饭店里去点来吃就是了,这还有什么好写的?但或许因为我和王彬彬也算是同龄人(尽管他比我稍微年长几岁),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的缘故,出现在他《吃肉》里那些饥饿时代与“吃肉”紧密相关的一幕幕场景,总是能够在我这里产生强烈的精神共鸣。
    首先是那个年代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过滤掉的饥饿记忆。比如,“㸆着了”这一语词的释义与由来。不知道别的地方的具体情况如何,反正在王彬彬的家乡,肯定会把“一个人极度缺乏油水而身体出现病状,称作‘㸆着了’。”何以为“㸆”:“字典上说,‘㸆’的意思,是用微火把鱼肉的汤汁变浓或耗干。人是血肉之躯,过日子便如受微火煎熬。煎熬久了,身体内部的油水都耗干了,便浑身不适。”人“㸆着了”怎么办?用那位黄埔军校曾经的毕业生的话来说,一种立竿见影的治疗方式,就是“吃点肉就好了。”在王彬彬的记忆中,与“㸆着了”发生关联的往往会是岁数大了的女性。之所以会是如此,“我想,这是因为岁数大了的女性,在家里是主妇,终日劳累,而在餐桌上又特别谦让,稍好一点的东西,总让长辈、丈夫、儿子吃,进不了她的嘴。久而久之,身体就亏欠下了,就‘㸆着了’。本来,‘㸆着了’不用找人看病,自己就能感觉到。但不找医生看病,没有医生的药方,一个家庭主妇,怎么能够独自吃肉,何况往往还要借钱买肉呢!其实,不只是妇女,任何人,都不能仅仅因为想吃肉便吃肉,必须是肉成了药,才能让家中特意去买一点。”人为什么只有“㸆着了”的时候才可以名正言顺地想方设法吃一点肉,很显然是因为那个时候物质特别匮乏的缘故。连肚子都吃不饱的时候,又怎么可能去理直气壮地吃肉呢?如此一种情形,再加上买肉时一定要花五毛一分钱去买七两肉,通过这种方式占国家一厘钱便宜的精打细算方式,正是那个饥饿时代留给王彬彬的深刻印记。
    很大程度上,那些一直到现在想起来都令王彬彬羞愧自责不已的难堪“吃肉”记忆,都是拜那个饥饿时代所赐的结果。一次是,王彬彬曾经和一个同学,合伙掏出三毛七分钱,在一家小吃店买了一碗粉蒸肉,两个人当街分而食之。但到了时过境迁之后的回忆中,王彬彬却为此而颇感羞愧:“当时,应该恨不得把那钵里面也舔一舔吧,但幸亏并没有舔,否则,后来回忆起此事,会更为难堪。但即便当时没有舔那钵里,回想起这件事,我仍然有着羞愧。”因为当王彬彬和同学一起“大快朵颐”的时候,父母都在家中“㸆着”呢!还有一次,王彬彬到同学家去做客。晚餐时,上了一盘做样子的荤菜猪大肠闷黄豆。按照当地那个时候一种不成文的规矩,这盘荤菜只能看,不能吃。但由于肚子里馋意严重作怪的缘故,他尽管也曾经一忍再忍,但最终还是抵挡不住猪大肠的诱惑,把筷子伸向了某块猪大肠。既然是馋意战胜理智与毅力的又一次记录,那王彬彬当然会为此而倍感羞愧自惭。
    但与这些令人羞愧的吃肉记忆相比较,更令王彬彬难以忘怀的,是另外两件居然可以让他联想到阿伦特那著名的“平庸的恶”的命题的陈年往事。一件事,是全村人的吃牛肉。虽然在当时,杀牛是严重违法的行为,但由于一头水牛已经过去年老,无法继续耕田犁地的缘故,却最终还是落入到了全村人的肚腹之中。但只有在成年之后回想往事的时候,王彬彬才明确意识到了其中的确存在着“平庸的恶”的问题:“大家偷偷杀了它,并非是出于对它在饥渴中受煎熬的怜悯,而是出于对它身上的肉日渐变少的痛惜。我们相信一定是这样。我相信那些大人,没有一个人为刻意让这头劳作了一辈子的老牛忍渴挨饿而有过一丝丝的愧疚。当然,他们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也是那个时代‘平庸的恶’吧。”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如何都逃不掉的,也还有王彬彬自己:“后来,我一次次审视那时的自己:每天看着那老牛时,心中是否有过难受?是否有过哪怕些许的哀怜?但我无法从那时自己的心灵中找到一点点我希望找到的东西,我不能确认我对这头老牛曾经生出过丝毫可怜之心。”关键还在于,“我没有。其他的孩子也没有。”也因此,王彬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那个时代的孩子,怎么如此冷酷无情?”是啊,到底为什么呢?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把王彬彬提出的这个问题,和那个总是强调冷酷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具体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加以思考。
    然而,与杀牛一事相比较,更能凸显人性深处潜藏的恶,也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是1970年代前期那个看山佬特别残忍的吃猫肉事件。其实,我们都知道,除了广东的个别地方,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的一个饮食禁忌,就是不能吃猫肉。王彬彬的家乡也同样如此。但,令人发指的一件事情却是,在当时,那个看山佬竟然什么也不管不顾地把他们家喂养的一只麻猫(“所谓麻,就是灰色的毛上有着黑色的条纹”)给活生生地剥皮后吃掉了:“他也绝对没有想到猫的主人会找上门来。外公推开小屋的门,肮脏的油灯下,看山佬正坐在小凳子上剥猫皮。”肯定是因为当时的那个场景过于刺激的缘故,“快半个世纪了,我一直忘不了家里那只皮被剥了一半的猫,也忘不了看山佬那张丑陋脸上的一双惊恐的眼睛。”虽然说置身于一个空前饥饿的时代,但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却依然约束着人们不去逾越一般的饮食禁忌:“没有人想到杀猫吃肉,更没有人会为了吃那几片肉而偷杀别人家的猫。”究其根本,正是从这样的一种基本前提出发,王彬彬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到如今,我坚信这个看山佬本就是一个内心极其凶残的人。能够以这样的手段杀猫,就能够以这样的手段杀人;能够这样平心静气地剥猫皮,就能够这样平心静气地剥人皮。”更进一步说,“到如今,我坚信,能够这样地吃猫的人,就也能这样地吃人。”关键问题在于,面对王彬彬这一看似有点极端,有点石破天惊的结论,谁又能说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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