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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韦敏 我不是职业作家，也不能算是那种有着旺盛的创作激情的高产的写作者，只是，从小被父辈熏陶出来的“铅字情结”，总让我惦记着写作这件事——想写一部好作品，想把文字作为自己活着和活过的生命痕迹。 距离上一次独立完成长篇作品、并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至今已有17年。 生活中，我是个没有什么嗜好的人，不事烟酒不喝茶、不爱歌舞也不喜户外锻炼、除了工作关联的人际之外几无社交；我的第一要务是照顾和教育我的三个孩子，读书、听音乐和看电影是我业余时间里几乎全部的娱乐。但是，看的书越多、经历的事件越多，却越是谨慎着思量着去动笔，怕是自己不够用心或者不够水准，糟蹋了故事，也降低了本心里对写作这件事的神圣感。 在少年时代，曾做过作家梦。上大学那一年，作为保送生、在可以任意挑选专业的前提下，我执意选择了并不是报考热门的中文系。 进大学后，有老师提醒我们，中文系并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这句话有多重解读方式，但无论论据有多么详实，也不妨碍我在大学四年的时光中继续做着作家梦。尤其是一提到大学生文学，大家都会说到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而我所栖居的武大桂园宿舍，就是这篇小说的原型所在。这种“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的创作暗示，无疑是在引导我对“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这一说法进行抗辩。担任过我的任课老师的，有德高望重的陆耀东先生，有年富力强的易中天老师，於可训教授作为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他们都在我追寻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上，不遗余力地给予了无私的提携。 年岁渐长，越来越务实，以为梦该醒了，就忙忙叨叨地投入到一些看起来与时俱进的时髦的生活。大学毕业那一年，我放弃了保送本系研究生的机会，风风火火地参加工作，急急忙忙地想把自己做成一名自强自立的职业女性。几十年过去了，单看我的职业履历，恐怕我真要算是好折腾、不安于现状的那类人；但我这人干任何事情都很投入，一段时间里也相对的心无旁骛，写小说、当作家这件事在我的日常生活排序中就越来越边缘化了。2000年前后，我怀孕、待产、第一次当母亲，终于得以从外面热闹的世界中抽身出来，在异地过了两年安静的离群索居的日子。那段时间，儿时的梦又回来了。我静下心来，本着要和孩子一同成长的初衷，开始用电脑写作，并申请到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文学博士候选人资格，研究方向是亚洲女性的文学创作。 做学问、尤其是用非母语的文字工具来从事文学评论，终究没有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亮点——我的博士求学之路半途而废。原因很多，但事后回想，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在于那时的我过于现实，也不够心静。2000年前后在昆士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华人学生，多半都是学理工科的，他们有奖学金和生活费补贴，而且大多比我年轻。我当时的情况是不用交学费，但生活费还是要自理的——所有硕士生、博士生的津贴都来自于他们导师的科研经费，像我入门的这种纯文学学科，不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很难获得澳大利亚国家财政的科研补助，也没可能得到企业的赞助；我的导师自己搞研究都囊中羞涩，就甭提惠及到我了。那时候我参加一些中国留学生的社团活动，跟一群学理工的学弟学妹们在一起，听他们讨论奖学金的多寡，心里没想法是不可能的。适逢其时，我在一档电视节目中看到了一个对电影演员陈冲的访谈，她谈到自己为什么在美国没有攻读博士，原因之一是，一个学电影的文科博士在海外是不太好找到工作的，其二是，拿到硕士学位时她30岁了，她不希望自己在这个年纪上还在盲目地为下一个学位而消耗生命。陈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她说的学电影的博士和我在读的文学博士，异曲同工。而我那时，年纪也正在奔三的门槛上。于是，我问自己，你真的是充满激情地喜欢用英文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吗？你拿到文学博士的学位后能在英语世界里找到心仪的工作吗？你的未来需要这个博士的头衔来加持吗？就算你想捡起作家梦，念完这个博士就能让你梦想成真吗？——当我清晰地知道自己给出的全是否定的回答后，我向导师提出了无限期休学。我跟导师说，如果能够选择，在文学领域，我愿意从事创作，而不是评论；而在我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我还是更愿意做一名积极的社会建设的参与者，而非只是用纸笔来旁观和记录时代的写作者。导师说她理解我，也鼓励我说，写作是件越年长越有价值去尝试和探索的事情，趁你还年轻，就多积累些写作素材吧；说不定会有那么一天，你写出一部好作品，你就成了其他博士候选人的研究对象了。 导师善解人意的说辞，像是对我的宽慰，而我更愿意把它当成是一种美好的祝愿。虽然不再是昆大的全日制学生，但我依然住在昆大校区的catchment，而且一住就是十余年。昆士兰大学主校区内有着全澳洲最美丽的蓝花楹盛景，每年11月底是蓝花楹的花季，也是大学的考试季，民间有种说法是，被飘下来的蓝花楹花瓣砸中的学生考试会挂科——估计我就是那个看花看得忘了形、最后浑身披满了飘落的花瓣的学子吧，足够浪漫，也足够遗憾。我把我在昆大的学籍号好好地保存了起来，思忖着要用自己的方式弥补这份遗憾——在终止学术研究生涯的这一年，我构思动笔长篇小说《米卡》，从文学研究回归文学创作。 《米卡》写了个偷渡到巴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故事，小说标题就是女主人公的名字。在武汉话里，“米卡”就是极言其小的意思，取名“米卡”，寓意她卑微如尘埃的生命。小说中，我以一位出生于武汉、在巴黎工作的心外科医生的视角，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和倒叙追忆的方式，讲述了“我”这样一位高知精英和市井顽女“米卡”之间的爱与哀愁。小说最开始是在海外华人的门户网站《文学城》上连载的，面对着一群忠诚的读者每天催更，我完成的速度很快。我曾在巴黎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这个故事的大背景和人物的生活细节，有着扎扎实实的现实基础；而人物的设定和故事的推演，既是我的个人创作，也不乏读者朋友每天给我的留言带来的些许影响。小说连载过程中，有位身在美国的笔名为“飞鱼”的读者朋友，直接用我名字的汉语拼音全拼为我注册了一个国际一级域名的网站——www.weimin.org，并利用她的业余时间，积极地把网上能找到的我的一些作品都放在了上面。两个爱文学的女生惺惺相惜，这个网站她义务帮我维护了好几年，直到后来她回到北京主持一家大型基金的工作，网站才关闭掉。我们至今没有见过面，她回国后，我们逐渐失联，但我相信，如果我坚持写作，她一定会在或远或近的某处关注我，而我的文字，便是回应她的最好方式。 海外的这些同胞读者们的认可，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创作热情；像我这样一个用母语写作的创作人，自然更希望能够回到母语的文学世界中，与更多的母语读者们探讨分享。我认同作家陈村的那句话，中国最好的文学期刊中，《收获》杂志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位踞其首。所以，我决定向《收获》投稿。 为了靠拢我向往的《收获》杂志刊发水准，我对《米卡》初稿又数度进行了大量篇章的更改，完善了细节，润色了文字，把在海外网络上连载的急就之作，认认真真地修理成细节、场景、人物关系上都经得起推敲的文稿；然后，我把它打印出来，厚厚的20多万字的稿件，投递到上海巨鹿路的收获杂志社。一个当过外资出版公司首席编辑的人，在她30岁时，作为一名自由投稿者，心怀忐忑、惴惴不安地把自己心仪的作品交给邮局，信封上写着的收件人是“杂志编辑部老师”；然后，数着日子期盼着遥远某处的编辑的回音——回想起来，因为自己在业余时间的文学创作而经历着这样的反差与错位，究其根本，源自内心深处对文学的那份虔诚。 从投稿的那一刻起，我似乎又开始做起作家梦了。 我在写给编辑的信中留下了我的电子邮箱地址。几个月后，在几乎以为小说石沉大海时，我收到了编辑老师发来的邮件。编辑老师的邮箱前缀是“鲁滨逊”的汉语拼音，这个充满了文学幻想和漂流联想的邮箱号，带给了我朝思暮想的惊喜——根据“鲁滨逊”老师的修改意见，我再度增加了一些人物的矛盾冲突，同时适当压缩了文稿的篇幅，之后，《米卡》发表在2005年《收获》的长篇专号春夏卷卷首。发表后，“鲁滨逊”老师又给我转来一些读者来信，有家影视公司很快买走了小说的影视改编权，小说随即也作为单行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面世。出版的新书封面题字和扉页画都是我的长子韦斯理设计的，那时他才四五岁光景，他以能和妈妈一起出书为荣，而我总记得自己怀孕时的初衷——要和孩子一起成长。“鲁滨逊”老师借此鼓励我趁热打铁继续好好写作，但那时我刚得到一份新工作，兴师动众地从澳洲回到祖国、在深圳的一家国企里当高管。本着要对自己负责、对工作负责、对雇主负责的宗旨，写作这事，在我的生活重心中再次被边缘化了。 直到2016年，韦斯理突发重病去世。韦斯理是一个在数学、文学及音乐领域有杰出成绩的天才少年，他中学时连跳两级，12岁成为“门萨”俱乐部成员，既是澳大利亚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国家队的选手，又是昆士兰州最年轻的专业钢琴家，15岁时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精算系录取。他撰写的研究金庸作品的古典文献的论文作为IB考试高级汉语类的A+论文，被其母校图书馆收藏。在他去世后，澳洲本地的英文报纸以《罕见的天才的告别》为题，整版报道和追思着韦斯理的故事。他所毕业的小学专门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Maths & Arts Award”奖项，在每年的应届毕业生中嘉奖一位像他一样在数学和艺术领域齐头并进的优秀学生。韦斯理离开后，很长时间我都闭门不出。我的心理医生用各种方式启发我要学会Move on（朝前走），但心里的负荷太重，我动不了——这个让我起心动念要和他一起成长的孩子，在最灿烂的花季离开了——我看不到Move on的希望。 我一遍遍地翻阅从前写的日记、为韦斯理记录的博客文章，里面的一则小故事，让我醍醐灌顶—— 韦斯理问，妈妈，你说，这个世界上买得起宝马奔驰的人，和能够出版一本有分量的历史小说的人比起来，哪个数量会多一些。 我笑了，回答说，当然是前者。 然后，他坚定地说，是啊，妈妈，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这一年，他不过14岁。 ——韦斯理去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和遗书，他在昏迷的最后时刻有一度清醒，喊了声“妈妈”，这是他临走前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的回声。我常常回忆那天清晨的那个场景，回忆着韦斯理的那声艰难但无比清晰的呼喊，我更愿意去相信，这是召唤，不是辞别。我们没有道别，我们还要再见——而文字，是我们隔着时空交流的方式。 整理韦斯理的遗物，面对的是他未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蓝花楹》的手稿、提纲和庞大的各类历史资料、素材。带着对他的思念Move on，我决定沿着他的思路，帮他把这部小说完成。 《蓝花楹》是部三部曲的长篇史诗，讲述的是第一代澳大利亚新移民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拓荒建国的故事。荒疏多年的写作，再度提笔，尤其是驾驭这种宏大叙事的跨越百年历史的题材，总觉得有些力不从心；既要尊重史实，写得有分量、有内容，还要尊重读者，写得好看、吸引人，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但我坚持了下来。 独立成书的第一部，有40多万字，2019年6月由武汉出版社出版；首印面市即告罄，两个月后再版加印。2019年岁末，马不停蹄地在中国和澳洲数个城市完成了《蓝花楹》第一部的全球巡回签售活动后，我计划是从2020年春节后，顺着韦斯理留下来的素材和写作大纲，一鼓作气地动笔写第二部。出版社也申报了出版计划，一切都在从容地推进中。 我有三个孩子，韦斯理走后，底下还有年幼的弟弟妹妹需要我照顾。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爆发前，我的生活状态是空中飞人似的——我的工作地在武汉，孩子们在澳洲上学，所以我的时间分配是中国和澳洲、一边一半，每个月至少会有一次往返中澳。每年12月是澳洲的圣诞新年大假，我都会带着孩子回国探亲、在武汉住上个把月的时间，然后赶在次年一月中旬，送他们返回澳洲上学。2020年1月19日，我陪同护送孩子们乘机离开武汉，原定的计划是我在澳洲待两周，待孩子们安顿下来后、于2月5日返程回国。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也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一种闻所未闻的冠状病毒打乱了全人类的生活节奏，我的返程目的地武汉成了全世界第一个被封锁的城市，我回国的航班被取消，我的中国签证被宣布作废，澳大利亚和中国边境封锁，而我所居住的昆士兰州宣布对澳洲的其他州封锁州界，学校停课，全城宵禁……武汉成了一个被妖魔化的城市，我这个来自武汉始发航班的武汉人，只得以不变应万变——识趣地闭门不出，做好了蜗居在澳洲家中打持久战的准备。 原以为2020年一月份在澳洲的停留是如常般的两周时间，所以，所有的写作素材、历史文献、包括我的笔记本电脑，都留在了武汉。《蓝花楹》的第二部暂时是完成不了了，但这禁足的日子，是最好的不被打扰的写作机会，于是，隔离在家的我，构思来写这部《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 这是一部记述我们这一代“70后”成长历程的现实题材小说——在“文革”的后期出生，粉碎“四人帮”后进了小学，赶上改革开放，是最后一批小学只念5年的孩子，1989年秋天考进大学；又是最后一批统招统分、在大学里还有伙食费和粮票补贴的大学生，也是第一批要交宿舍生活费、要严格参加军训、没有英语四级证书就拿不到学士学位的学生……大学生活中，我们这些中文系学生的学习内容就是要把其他人的兴趣素养当成专业来钻研，古汉语、甲骨文、民间戏曲、外国文学，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就是你的基本功；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心甘情愿地在张爱玲和亦舒的文字中分辨有情与无情，在三毛的沙漠故事和金庸的武侠世界中寻找自由，听崔健和赵传的歌，背海子和舒婷的诗，跳《友谊地久天长》伴奏的交谊舞……那是一个刚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向市场经济的时代，“ 70后”们经历了从“天之骄子”的踌躇满志、到面向社会时、脸先着地这条必经之路——这群人的成长，和整个社会的进程一样，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深切地打上了大时代的烙印。我们的故事，就是这个时代的足迹。我想叙述的是，有些人在不可逆、不可言、也无法对抗的各种现实境遇下，面对着信仰与背叛的拷问而挣扎，在责任与梦想的纠缠中，经年累月，终于成长为远离理想、成熟世故的那种他们年少时并不喜欢的样子。这也许是个哲学范畴的悖论吧，我总记得塔拉·韦斯特弗在《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这样写道，“无论你成为谁，无论你把自己变成什么，那就是你本来的样子。”——距离我们上大学那年，已经过了30多年了，是时候在回望中自省了。站在今天的年岁和阅历上，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智慧来提炼和再现这一代人的悲欢。 我构思了6位有着不同成长背景的主人公，每个人都有自以为是的使命、责任和信念，而“自由”，曾是他们共同追求的理想。本来计划写的这部长篇小说分为上、中、下三卷，每卷以10年的一个阶段性的故事为划分：第一个十年是1989到1999年，主题“破土”，讲述的是大学校园里的故事和刚踏入社会的一些周遭；第二个十年是2000到2010年，主题“绽放”，讲述的是这几个年轻人面对新世纪的新思潮做出了决然不同的人生抉择；第三个十年为2010到2020年，主题“果实”，6个人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人生长河中，或收获了梦寐以求的成功，或面对着无能为力的凋零，或彻底放飞了自我、从心所欲……我以王尔德的一句话作为整部小说的精神提炼：“每个圣人都有不可告人的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洁白无瑕的未来。” 记得我刚进大学时，有位高年级师兄曾推荐我看三本书，它们分别是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杜拉斯的《情人》和记载萨特与波伏娃传记人生的《心心相印》。这三本书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讲述了男女之间跨越几十年的爱情。无论读者如何理解诠释，三个故事里的男主人公都能让故事里的女方相信，“我对你的爱，至死不渝”。我想，这是艺术创作的神韵，也是这世间女人的命门——我也是信的，无论是在少年时阅读这些作品那会儿，还是我年近半百、百毒不侵的今天。所以，我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把这三部作品作为了故事发展的暗线：女主人公的人生轨迹，从憧憬“心心相印”的初恋开始，经历了成为“情人”的迷茫，后来又在2020年的新冠病毒这种类似霍乱的时期中，朝花夕拾……而故事的主线，是一群名校大学生，从进校开始军训时要理发、美其名曰“从头开始”，到他们经历了求学、北漂、辞职、出国、海归、创业这30年的风雨之后，在夜雨敲窗时聚首，中年人回望来路，期待“从头开始”。 我是1989年9月11日那天到武汉大学入学报到的，十多年后的9月11日那天以独立技术移民的身份从北京飞抵澳洲，这一次在2020年9月11日这一天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我信奉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当仪式感来自天意的时候，就更加让我相信，有些事，有些人，是有宿命的。 这部小说的标题——《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来自美国诗人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句，这句话深邃地解释着岁月与个人成长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以此文向写出这样金句的诗人致敬。我们的故事，和这个时代勾连得如此紧密；甚至可以说，要不是因为那些具体年份的具体事件，我们都长不成今天这样具体的样子。比如我在小说开篇时写到了一个来自真实生活的细节：1989年9月12日那一天，武汉大学所有入校新生在学校的“九一二”大操场集合，接受主题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第一次训话；而这个操场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字，源于1958年的9月12日毛主席曾在此接见过武汉的大学生代表。这是个很有仪式感和历史意义的巧合，而在我们这群人的成长中，还有不少类似的经历，所以，我把这些以小见大的细节，都编织到了小说的故事中，用这部小说来复刻了一群“我们”——所谓沧桑巨变，不过是死去的时间在我们的人生中长出了世故、玲珑与腐朽。岁月是否有脚，谁能证明？谁需要去证明？ 把文稿发给了《收获》杂志社的“鲁滨逊”老师，一个月后，接到编辑老师的电话，他认真看完了小说，就一些细节处理的问题，和我长谈了两个多小时。老师的修改意见是，压缩篇幅，精简人物，强化主角；如果想突出女性意识，就把重点放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上。老师还专门强调说，“我能从小说中读到你对武汉的热爱，你写的每一次吃饭的场景都很有武汉特色，每一道武汉菜的来龙去脉都写得特别用心。你就要用这种写饭菜都能写出故事和人性的心思，让女主人公身上所带有的时代符号，更具象、更灵动。记着，好作品是要慢工出细活的。” 放下电话，记取了编辑老师的意见，我大刀阔斧地推倒重来，重写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篇章。“慢工出细活”，我在对文字的打磨中，一点点地回到了大学时代，回到了我们住的桂园宿舍的桂花香气中，回到了珞珈山和东湖的山水秀致里，回到了小儿女情长地相互依偎在露天操场里看《喜宝》电影的那些细节上……那些气息、味道、场景、颜色，促使着指尖与键盘的勾连，故事从脑海呈现于电脑的屏幕，又萦绕弥漫了我所有的思绪，让我沉迷于文字带给我的宁静与满足。记得韦斯理曾经告诉过我，弹琴弹到一定境界后，手指的肌肉神经是有记忆的，也就是说，指尖会自然顺着旋律的流淌来落键。这次的写作，仿佛就体会到了这种手指肌肉的记忆。 在我因疫情困守在澳洲时，我的父亲于2020年8月在武汉突然病逝。父亲曾用大仲马夸小仲马的一句话来表达过他对我的期待，他说，“你是我最好的作品。”父亲曾把我当成是他的骄傲，但在他告别这个世界之时，我却无法陪伴左右。我把韦斯理当成是我此生最大的荣耀，期盼他有着无比辉煌灿烂的未来，但他匆匆走完了16年短暂而非凡的一生。一次再次地面对至亲的逝去，向死而生，我需要更加谨慎地走完人生已进入倒计时的辰光。我常常用叶赛宁的诗句提醒自己，“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我的父亲，还有我的长子，他们已飞升到天空。大地上，剩下的是我，正带着他们无处不在的祝福，走完余生。写作，会让我回到从前，回到那些场景和细节之间，回到那些爱与被爱的故事里，把从指缝中流淌掉的光阴又用指尖的敲击抓取回来，这些肌肉的记忆，其实来自血脉，来自生命。 深爱与虔诚，是活下去的意义——时至今日，我看到，写作会是我未来的前程。 感谢《收获》，感谢我的责编“鲁滨逊”老师。在大地上我们都只过一生，但若能在《收获》上留痕，也是文学人生中的极大收获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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