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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桫椤 《山林笔记》 胡冬林 2009年9月20日，身居长白山密林中的作家胡冬林在日记中写道：“跟世界上那些不朽的自然作家比，我的日记实在不成样子，这不是思考的结果、文学的创造，而是一种素材的记录，相当于素材收集笔记。”（胡冬林：《山林笔记》（上），时代文艺出版社2020年8月版，第351页。下文引用原书中文字不再注明）当年的12月12日，他又写道：“我在写作上有个百宝囊，一个密封的罐子里装满各种各样的干蘑菇，写累了脑子不转了，心不在焉了，就打开罐子深深吸口气，让罐子里散发的蘑菇香气，也是真气，也是泉水，也是小溪、露珠、青苔、落叶、朽木、树皮，总之罐子里保存的森林之气，浸透肺腑，清润头脑，渗染心脏，融入血管。”接下来在历数各种蘑菇之后说：“啊，这个想法真好，用在《蘑菇谣》的结尾。这股清气令我心胸宁静，头脑清明，永远走自己的林中山路。”（第442页）日记中的这两段话呈现了一位作家对创作的自我理解和期许，第一段直陈记下的日记乃是素材，第二段则幻想有一种宝物能加持自己的创作——实际上，这个“百宝囊”是存在的，那就是他记下的上百万字的日记。只是，在散文《原始森林手记》《约会星鸦》《蘑菇课》《狐狸的微笑》和动物小说《野猪王》等之外，胡冬林尚未来得及从他的宝器中炼化出更多的作品就离开了人间。对于作家和读者来说，这都是巨大的遗憾；而对于文学而言，这些日记本身的价值绝不亚于他按照文体成规创作出的作品，犹如一座可齐世界自然文学经典的高峰，以独特的身姿耸立在中国文坛上，他本人则被誉为“中国少数与世界文学接轨的自然文学作家”（尹超：《胡冬林〈山林笔记〉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家网2020年8月26日）。 胡冬林去世后，他的日记被结集为《山林笔记》公开出版，这些文字起自2007年5月5日他搬去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居住开始，到2012年10月31日在长春因病住院后的第八天结束，跨度近五年半时间，由他的妹妹胡夏林做了内容上的整理（胡冬林在世时的文学创作稿也多由妹妹录入电脑并修改订正）。百多万字，上下两卷，出版社并将日记记录的九百多种自然物种制作成《〈山林笔记〉动物、植物、菌类手册》随书赠送，其中的照片都是胡冬林亲自拍摄的。此时翻阅这部巨著，我们仿佛看到作者躬坐在“森林写字台”前写作的情形，在被巨细无遗地记录下的植物状貌和动物声响所构成的森林气息中，感受到了一位深具责任感的作家对自然和文学的热爱，以及因为爱而对人类伤害动物、破坏环境行为生出的深恶痛绝，并促使我们思考日记所传递出的作者的写作方式和生态思想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创作就是用双脚行走 “愈来愈坚定去山里住上一年的想法。一年下来的日记就是一本书，即所谓的‘北方原始森林笔记’。不去考虑别人说我是不是中国的梭罗，其实，就是梭罗那样早死，也值了。那会是多么奇妙的一年！脱俗而忘忧。”这段写于2007年12月9日的话至少传递出两层意思：一是对于前往森林中生活，胡冬林的初衷是明确的，就是为了文学创作和尝试回归自然的生活，而不是去做一个纯粹的探险家或生物学家；二是他似乎担心自己的做法会让人将他与《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对比，但远离俗世的强烈愿望使他想到这种担忧时仍然表现出淡然的心态。《山林笔记》正是两重愿望驱动下的产物，从生命体验的意义上说，作者将山林生活当作了区隔于现实的“桃花源”，应当说在喧嚣的商品和技术时代里做这种想法的人不少，但绝少能够付诸行动且如此长时间过着去过隔绝俗世的生活者。对于胡冬林而言，长白山不仅是其放逐自我的精神家园，也是实现身体和生命皈依的自然家园——这带来了《山林笔记》在当下中国文学中绝无仅有的实践性：无论是其内容还是文本结构形式，都是作者在亲身行动中发现和创造的，从这一点说，长白山森林也是胡冬林的文学故乡，他在那里生发出了流淌在散文和动物小说中的文学乡愁。 翻到附赠的《〈山林笔记〉动物、植物、菌类手册》的最后一页，当我看到“938”这个数字，知道这是《山林笔记》中写到过的物种种类，并在日记正文中读到对它们的逐一描写和记述，再辅以手册中的部分彩色图片，我被作家关于自然界驳杂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所震惊。专注于对自然的观察，是胡冬林山林生活的主要内容，每天从居住地出发去密林深处探寻山野的奥秘，山川树木、花草鸟兽、鱼虫真菌等一切进入视野之物，在经过细致的观察、敏锐的感受和系统化的思考之后被记录在案，连同听闻的故事一起构成了日记的主体内容。很难想象，文中记下的野猪、熊类、狐狸、星鸦等的生活习性和琳琅满目的菌类植物的科属、形态、种属间的细微差别，如此丰富和专业的植物、动物、地理、矿物、生态等博物学知识出自一位业余的自然考察者。或许对于从事自然研究的专家而言这算不得什么，但无疑超出了社会对作家的普遍认知。而对作家来说，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众多的新奇知识所带来的愉悦感，更激发了自己的创作热情。 胡冬林对山林的观察和记录不只限于自然本身，还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类是人对动物的伤害和对自然的破坏，其中对熊和野猪被残忍猎杀的场景，以及对林地的商业化开发和对森林砍伐过程的描述最多。尤以前者最为惊心，例如2008年12月6日听王健讲打熊、12月9日拍熊掌照片、12月11日听关于小熊崽遇害的事等等，最严重的则属2012年6月间五头熊尸之案。对破坏环境的记录内容，则有如2008年8月2日记“看见许多被砍伐当柴烧的新树桩，心痛之至。尤其硕桦，去年被无缘无故锯倒，春天冒出锈迹斑斑的浆液，像是在淌血。万物复苏，而它却在哭泣……”；10月13日记“今天又看到五六年前在保护区打地板块的遗迹，多灾多难的保护区原始林，商、匪、盗全在贪、占、砍、偷、抢，越看越揪心，越听越难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等。还有一类是已经积淀为民间文化的山林生活习俗，例如猎人通过在树上刻划不同痕迹做成“兆头”以及打猎的方式等。作家反对采撷发现的上述知识一方面作为日常生活的内容而被记录，另一方面，也是作者为文学创作主动收集的素材。 对自然世界的独特发现和兼有科学性与文学性的记录，是《山林笔记》产生阅读吸引力的主要因素，联系到《原始森林手记》《野猪王》等作品中的内容、主题和写作方法，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和文学观念。《山林笔记》闪现着丰富的文学质感，一方面文字准确，语言优美而凝练，作者对动植物的细节描绘和充满画面感的场景记录中，显示出独到的白描和叙述功夫，更以超凡的功力表达出对声音、颜色、气味等的敏锐感觉，整体呈现出拙朴的美学韵味和叙事张力。无需举例，在每一天的日记中都能读到这些。另一方面，饱含着丰厚的现实主义精神内蕴。2007年12月16日他决定要在作品（当是《野猪王》）中写出“北方野猪的八大优点”，然后说：“决定了就要进行一些调查，掌握一些数据，写时眼光要高远一些，有分析，有事实依据，有科学眼光，这些都很重要。”在他看来文学需要知识和经验的内在支撑，而据以记录的内容都来自于自己的亲身见闻，这些都彰显着作者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 因此，尽管他自言只是收集素材的笔记，但《山林笔记》从一开始就是有意识的文学创作，而不是散漫随意的生活实录，日记体可看作是他结构内容的一种方式，在他去世后召开的研讨会上，这部作品被称作“日记体散文”是恰当的（康春华、李晓晨：《献给现在和未来读者的一笔宝贵财富——胡冬林〈山林笔记〉研讨会在京举行》，2020年8月26日《文艺报》）。同时，他不仅记录了在山林生活中发现的自然秘密，也多次记下了在生活现场“发现”文学的过程：“在林子里看见一头脏兮兮的野猪，听见我弄舌声以为是同伙，欣然走来，猛一见人，吓得一撅达掉头就跑，此感受可写一小文。”（2009年6月24日）“整个上午中午与老孔一起，午饭时听他开讲，七八个狼故事和家鸡斗鹰斗蛇的故事，后两个均可用于《蓝色疾鹰》的写作，再加入那个被损毁的鹰巢，至少可以写三千字呢，哈哈！”（2009年10月20日）在生活现场寻找素材并同时展开构思，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学篇章，胡冬林就像一个“文学地质调查队员”，包括《山林笔记》在内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用双脚走出来的，因而也是扎实的、厚重的和不朽的。 美与爱的情感支撑 表面上看，《山林笔记》的叙事焦点似乎是林间千姿百态的自然世界，但作进一步观察，逐渐从“物”上浮现出来的个人经验才是全书最耀眼的闪光。书中所记是作者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个人的主观感受，打上了鲜明的主体烙印。作者在对自然和人间施以悲悯、温暖观照的同时，更进行着个人生命的激情写照，细腻、深沉、浓重的情感内蕴使之成为一部激情之书。 对自然和人间之爱是全书的情感基调。在作者的记述中，对自然之美的赞叹和对人间温情的怀想是直接的、外露的，作者常常直抒胸臆，毫不节制或隐讳自己的情感波澜，在叙事风格上充满明亮、温暖与感动的调子。2007年进山不久的5月10日，凌晨两点回想一天的感受，深夜仍处在亢奋之中：“老天爷，这一天可真忙，从早到晚都在野外，美极了，幸福极了！”13日，他又说：“回来小睡不实，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躁扰，不知为何，也许是兴奋期未过？”11月22日，长白山已入冬，他徜徉在林间，感觉到的不是冷，而是美：“上山真美，心里美滋滋的，尤其走在阒无人迹的白雪小路上，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一个人。”美妙的感受也令其顿生幸运之感：“我的写作拥有一座大山，关东第一大山——长白山，这是几乎所有中国作家不具备的，有的人曾有过，但他们远离了，而我正在其中，并为此而自豪。幸甚幸甚。”2008年6月4日，他记下：“上山真快乐呀，而我绝不能远离快乐。”2009年9月26日写：“今年上山辨识蘑菇并打腹稿，想散文结构坐在林中耽于沉思，陶醉于秋天森林的美景中，多么美妙啊！阳光、空气、树木、秋叶，全都那么明澈，散发着潮润微凉的气息。”在自然之外，这段话也昭示出他对文学的痴迷。在胡冬林笔下，自然和森林一直是被歌咏的对象，而或由于相对自由的日记体表达，作者并不选择华丽的语词来藻饰自然之美，一句句饱含着“美”字的赞叹浓缩着自然意象在他眼中呈现出的所有情状，也揭示出他感到“幸福”“幸运”“兴奋”“快乐”的原因。 一个对自然深怀虔敬和热爱的人，也断不会对人类社会失去信心。尽管作者对自然极尽美化，但这并不妨碍对人间的爱与向往。作为与自然对话的延续，他常用倾诉的形式表达对已逝父母的怀念，每逢有了收获的喜悦，都要向九泉之下的父母“报喜”。例如2011年4月4日在母亲忌日这天他烧纸祭奠，先说“对自己这几年的创作成果还算满意，妈妈和爸爸如果健在，一定会为我感到自豪的”，然后转换语气继续说：“今后的几年间，我将佳作迭出，还应该有分量很重的、独具特色的书要出版，爸爸、妈妈，你们的在天之灵会为我感到高兴和骄傲。”诸如此类的记录在日记中有多处。此外，作者也记下了对妹妹、女儿的思念和团聚时的欢乐，以及渴望得到爱和温暖的心情。2007年生日这天，他写下：“想亲人，想和一个亲近的、喜欢我、理解我、善良本色的女人通电话。”2008年1月2日他去妹妹家与女儿团聚，“跟宝宝、妹妹在一起，有了家的感觉。”这些情感的抒发一方面是人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也与他长期在森林里生活的孤独感有关，2009年8月1日他记道：“二十多年来，我所有的重要日子中身边都空无一人。”尽管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但他时刻不忘关怀人间，汶川地震那段时间他正在山中，从新闻里知道消息后多次表达对灾区人民的牵挂之情。我们通过日记看到了一位坦率直爽、感情充沛而热烈、对自然和人类都保有大爱的作家的形象。 作者强大的“情感力”也从另外的方向表现出来。首先是对猎杀动物、破坏自然环境的深恶痛绝和强烈批判，这是作者所持的重要情感立场。但凡见到或听到此类事件，在痛心之余都会表现出愤慨之情，强烈的情感驱动笔力将残杀动物的场景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现场的恐怖血腥和难以言表的窒息感。2008年12月7日他记道：“晚上彦子拿小熊掌来，拍下一些小熊掌照片，并讲一些当地吃熊掌的内幕，竟有人从俄罗斯走私三吨熊掌，实在令人震惊！”随后记下的是彦子讲的冰冻小熊崽的故事；12月17日观看“寻找雪山之王”（应当是电视片）记：“想起前些天听说的那个七十斤小雪豹，是从俄罗斯贩来的，要价三万现金，觉得十分惨痛。那是个少年雪豹，还没长大就被人打死了。”随手翻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观察自然的过程中他也注重搜集与狩猎有关的故事，并详细记录猎杀熊、野猪、狍子等的过程，在为人类的贪婪“立此存照”的同时，更难能可贵的是，不顾个人安危多次亲身参与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动。在“五头熊尸”事件中，由于他在网络上公开真相引起社会关注，当地成立专案组彻查此案，盗猎者的记恨使他感受到了威胁：“晚上独自回家，喜彦叮嘱我小心，十天之内晚上不要出门。”（2012年6月25日）一个作家的责任感使其成为了一名环保战士：“将献身生态保护事业与创作完好融合，当新世纪的环保战士！”（2008年5月9日） 在胡冬林的情感中，对破坏自然环境的愤怒批判与对自然之美的拥抱是相辅相成的，是热爱自然的一体两面，也可谓是因“爱”而生来的“恨”，这使得《山林笔记》兼有了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双重特质，而在每一方面都显现出了典范的品质。与自然世界相对照，喧嚣的人间构成了日记中的另一重叙事空间，与对待自然生活的态度完全不同，胡冬林对以城市为代表的俗世生活表现出极度的厌倦，这是他选择山林生活的根本原因之一。例如，2008年1月12日记：“更深刻地感觉到与城市的格格不入，对自然漠不关心的现象非常普遍……有些沮丧，以至于没有写东西，开始惧怕人类了，只想走向更单纯的自然。”2009年9月16日记：“越来越离不开宁静的自然，越来越想离开人类社会。”10月23日记“与其在人海中孤独，不如在林海中孤独”；甚至连为自己颁奖这样的活动他都抵触。由对自然的向往到对俗世生活的厌弃，再到对猎杀野生动物、破坏环境的愤恨，进而更加热爱自然，这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逻辑链环——结合他对亲情、爱情的企盼和对友情的赤诚，我们便能看出胡冬林的情感和思想立场：欣赏一切与爱与美有关的事物，而反对生活中的庸俗、虚伪、丑陋、贪婪和凶恶。 思想者的自白书 胡冬林与天地为伍，以野生动物为友，在长白山密林里的行走和观察，的确令人想起梭罗的生活。与西方思想者将对自然和世界的关注移向对自我和生活本身的思考，其著作《瓦尔登湖》等被归入思想史中不同，胡冬林的《山林笔记》采取的是向外观察世界的视角，呈现的是以主体情感对自然进行感知和判断的审美结果。但在这其中，同样内含着独特而复杂的思想性，只不过作者的思想被琳琅满目的自然知识、新奇的生活所见和炽热奔放的情感表达遮蔽了。在山林生活中，胡冬林有着极强的反思意识，他从个人处境和具体事件出发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我等现代人面对的基本问题做出的思考深具启迪性，日记因此也是一部思想者的“自白书”。 以自然为中心的、系统化的生态观是胡冬林写作《山林笔记》的思想统摄。作为构成人与世界最基本和最直接关系的范畴，自然是人类的家园，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正是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完成了族群的进化，并在文化的积累和社会的进步中提升能力，从而坐上了“宇宙之王”的宝座。人类作为社会化的生物体，其维持个体生命和社会运行的能量来自自然界，理应重视自然、爱护自然。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呈现无度和无序的状态，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主要表现在环境污染，森林和草原面积锐减、荒漠化加剧，物种灭绝加速等方面。而在这背后，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起支配作用，认为人类是地球的主宰，人对万物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由于自然环境被破坏打破了生态平衡，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不仅包括动植物，人类也在其中。胡冬林在山林生活中深刻反思人类造成的自然生态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生态伦理观，主要有两点：一是以自然为中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在他的观念中，自然法则和自然伦理至高无上，野生动物也拥有自己生命权和生存权，他并将此观念落实在实际行动中，坚决维护野生动物的权益。2008年5月31日记：“如果人们普遍不尊重原始森林，更不尊重野生动物，下一代将怎么办？因此我更有必要走下去，写下去。”所思考的不仅是自然问题，也关涉人类的终极命运。在《狐狸的微笑》后记中，他表露出了更加决绝的态度：“当人类与野生世界发生冲突时，我永远站在野生世界一边。”（见《狐狸的微笑》后记，胡冬林著，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二是将自然界看成一个生态系统，以系统化的观念理解自然，自然万物在这个系统内互相依存、和谐相处，例如他反对采集松子，因为这将影响到松树的繁育和松鼠的生存；而一株倒木将是一个巨大的菌类培养基，原始森林里的朽木也有价值。他甚至认为：“植物与人类有共同的祖先，沿着两条线发展，一条是植物和绿色蕨类，一条是真菌与动物。”（2011年3月26日）在他看来，自然界的每一样生物都是生态链条中的一环，都有着各自的功能。如果说用自然中心主义来替代人类中心主义有矫枉过正的嫌疑，系统化的生态观则是符合科学思想的。 我们常说，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活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组成，而由胡冬林对自然的重视反思当下的文学写作，我们不难发现，自然环境几乎已经被排挤出当下的文学世界，人物只在社会环境中存活而成了只有社会属性的“单面人”；由于缺乏自然观照下的自我审视，人类的生活格局和理想境界变得逼仄狭窄，人性由此表现出庸俗化的倾向。施战军即说：“世界已经是自然与人的对话。自然才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施战军：一个作家，内心要有一个更大的地图，搜狐网2021年6月25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冬林说：“那些认为只有写人才是文学的家伙真蠢！”（2008年4月5日）在胡冬林的观念中，自然万物并非只是人类的客体和对立面，而同样是有生命的存在，他甚至视动植物为人类的兄弟：“活着的人都要寻求活着的意义，寻找各自的人生在社会中的价值，而我，要寻求我们的兄弟——各种各样的动植物，以及它们的世界，原始森林中生命存在的意义。”（2010年3月5日）从《狐狸的微笑》到《野猪王》，再到日记中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描写，完全是拟人化的表达，这不仅出于修辞的需要，深层次也反映了作者自然至上的思想意识。认真分析，这种自然观的形成既与在林区生活的现实生活环境有关，更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分不开，信奉“万物有灵”的萨满教在满族地区颇为流行，是满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研究者从文本入手详细分析了《野猪王》折射出的满族传统生存方式和精神意识，由此判断胡冬林深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当是有根据的（王平：《从〈野猪王〉管窥满族传统的生存方式与精神意识》，《语文学刊》2014年第7期）。从地理空间上看，农村生活更贴近大自然，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生态文学和自然文学成为新的文学现象，胡冬林的自然思想和生态文学创作理念无疑提供了重要借鉴，他也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 尽管对自然、生活和生命的思考多以具体的和感性的面貌呈现，但借助对西方自然文学作品的阅读，胡冬林内心从未放弃过对理想化的思想生活的追寻。从日记中记载的他的阅读生活可以看到，他对梭罗、布罗弗、缪尔、普列什文、利奥波德、约翰·巴勒斯、洛仑兹、克雷格·查尔兹等曾撰写过自然生态作品的思想家和作家推崇备至，一方面他将所读到的书中对自然的描绘和记录与自己的日记进行比较，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另一方面则在阅读中体会他们的思想。2008年6月16日记：“对照梭罗的日记再看我的自然日记，人家真是大师，思想和语言都那么深邃、朴实、准确、形象。五十三岁的我要向他学习，哪怕在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中沾上一点仙气儿。可能我的故事情结太强，且骨子里不是一个贴近哲学的逻辑思维强大的人。反观利奥波德，那才是伟大的思想者。”7月12日又记：”2008年7月12日，抽空读《梭罗日记》和《哲学走向荒野》，坚持与大师对话，对比、学习、进步。梭罗的文字和才情，还有对自然的真挚感情是我所不及的。”通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到，他阅读的重点虽然常落在关于自然的内容上，但仍然被作者的深邃思想所吸引，并以此为镜鉴反思自我，期望能够不断提升自己，这让我们想到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山林日记》堪称一位具有强烈反思精神、完成了主体启蒙的思想者的自白书。 波兰著名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将一本与自然书写并无多大关联的书命名为《猎人的一年》，他解释这样做的原因：一是要纪念自己做学童时读过的一本同名的书，那本书的作者是“从未被看作是一个作家，却在自然爱好者中间非常有名”的沃齐米日·科尔萨克；二是他将自己看作一个“猎人”：“虽然我年轻时‘追寻自然的踪迹’的梦想从来没有实现，但我的确成了一个猎人，尽管是不同意义上的猎人：我狩猎的目标是整个看不见的世界，而且我倾尽一生，在词语里试图捕捉这个世界，用语词击中它。”（见《猎人的一年》前言，切斯瓦夫·米沃什，李以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假如将胡冬林看作一个“猎人”的话，他的目标是长白山以及由此蔓延开来的自然界——那是他热爱而向往的地方，而他把握自然的方式就是由语词构成的文学，这，或许可以当作我们对《山林笔记》的判断吧！胡冬林所开创和遵循的创作道路，必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宝贵经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