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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陈思 我想给你介绍一个朋友，按年纪算，也可以称之为一个男人。 首要问题是，我该如何描述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姓陈名思（据说渊源来自三国时期曹植的陈思王的名号），青年批评家（货真价实，虽然自称“批评家首先是走私犯、说谎家和催眠师”），前鼓浪屿岛主（大学宿舍封的，那是他长大的地方，还有个外号是西毒，原因请各自脑补），二十年没碰过琴的小提琴十级（二十年我估算的，但大概差不了多少），北师大文学院足球队曾经的主力队员（号称有空中三换腿的功夫），文学院一二九合唱召集人（毕竟学过音乐，对音准什么的把握得好，而且嘴够大，声音洪亮）…… 如此看来，要想准确描述这个男人，是有困难的。但真正的困难并非他身份的多重性，也不是时间久远而造成的细节模糊，而在于如何把握他的“陈式”气质。他戴着眼镜，是个白面书生，擅长用严肃的面容讲笑话，或者用无厘头的方式谈论学术问题，不管是哪一种，你都无法忽略他眼里交替闪烁的狡黠与真诚之光。同时，你得仔细分辨这光芒和他眼睛镜片之间的“互文关系”，以防被他的“话术”绕晕，或被他的“笑话”给蒙蔽。 说起来，从本科到硕士的七年时间，我们几乎整天厮混在一起，但自从我工作、他去读了博士之后，交往日少，我对他近些年的了解主要通过朋友圈（微信朋友圈）和朋友圈（共同的朋友）来实现的。这又造成了另一个困难。为了回避上述困难，我想把“如何描述这个男人”的问题转换为“这个男人来自哪里”的问题，答案大概如下—— 这个男人来自一个笑话。 我对陈思的最初也是最深的印象来自二十年前——北师大西北楼（我们说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楼，因为“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432宿舍。开学时，大家一进宿舍，就看见他母亲在给他整理床铺，并且叮嘱同宿舍的同学：我儿子从小没离开家，生活能力……大家都很懂很社会地频频点头，心里想“来了一个公子哥”。然而，其实这个男人——在当时，姑且可以算是男孩吧——的生存能力比其他人丝毫不弱，甚至在许多方面超出我们甚多，比如在跟同学们尤其是女同学打成一片这方面，他就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此处省略两千字）。宿舍四张上下床，八个人，他刚好在我的斜上铺。不管是躺在床上，还是坐在床上，我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他，以及他床头挂着的大大塑料袋，里面盛满了过敏性鼻炎的产物。这个袋子就挂在他下铺同学的头上，我们劝他掉过头来睡，他如此睡了一夜又调了回去，“我已经不习惯看不到塑料袋的日子了，没有它，我很难进入梦乡”。 因为时间久远，许多细节已经无法准确想起，但是有一个情节在我和他的记忆中始终清晰无比：多年以后，面对冰啤酒，这个男人和我都将回想起他第一次在大学过生日的那个下午，想起斜下铺的兄弟送给他的那件生日礼物。那是一个网络正在兴起的年代，大部分人甚至还买不起手机，上网也只能去学校的网吧。在陈思生日前一天，出于自身的困顿和迷惘，我游走在师大北门那条小胡同里，命定一般遇见了那个推着小车卖各种盗版书的小贩。我驻足，翻看盗版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之类的书，忽然瞥见了一本黄色封面的小册子，名曰《网上夜笑话》。那是书商从网络论坛上收集的各种笑话集锦，“各种”在这里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形容词，而是一个实词。我买下了这本小册子。 当众人唱完生日歌，我把这件礼物送给陈思，他只看了一页，就哈哈大笑着说：太懂我了。生日之后，秉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精神，这本充满语言智慧和伦理陷阱的小册子，开始在整个西北楼4楼的男生宿舍流转，那些笑话则通过口耳相传蔓延到更远的地方和更多的人群。然后，它消失了，不知被谁私藏或遗落在哪个角落。我们遗憾很久，对它充满怀念，甚至多次去书摊上寻找，但都一无所获，从此这本笑话书只能存在于传说之中了。 多年以后，当这个男人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为博士论文做什么题目而苦思冥想时，或许偶然间想起这本小册子，然后灵光乍现——为什么不以幽默为题呢？当然，这是我的臆想。他的论文是正儿八经的学术话题，名为《“新时期”的自反性“杂音”——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谐谑话语研究》，其中的“谐谑”是关键词，这其中或多或少包含着“幽默”的因素。他的论文以高晓声、王蒙、王朔的谐谑话语为视角：“考察其对农民、知识分子和待业青年主体的特别想象及其各自背后隐藏的三种作家主体，借此挖掘‘新时期’内部的自反性杂音。”看不懂就对了，因为这个家伙在学术话语的挟持下，已经背叛了“网上夜笑话”，他研究的甚至不是“笑话为什么好笑”，而是“笑话”的背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构成机制，这种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由此探究八九十年代“主体”如何在谐谑话语和意识形态的纠缠中间实现构成的问题。 我不知道陈思是如何把不同角色的自己区分开来的：他本身是一个幽默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有趣的人，当他面孔严肃地研究“幽默”时，他灵魂中有趣的那部分藏在哪里了呢？当然，他很可能像周星驰一样跟人们强调：作为喜剧之王，私下里他其实非常无聊。或者相反，或者二者交替出现。正是这种悖论，让他表现为某种复杂性——总有两种相反的东西在他的身上交融，时间久了，它们便造就一种风格，他或许身处窘境，但随时能靠自嘲摆脱窘境，而自嘲极可能是他故意为之，目的是降低你的期待，然后出其不意地祭出大杀器。正如他的自述：“这种成为大说谎家的冲动，或者刚刚撒了一个漂亮大谎的得意，仍旧时常涌入心海，激荡澎湃，鼓噪不安。”这是一个批评家的真，也就是狡黠里的真和真里的狡黠。“给你讲个笑话吧。”许多年前，这曾是他的口头禅，他讲的可能是一个段子，也可能是一个历史秘闻，或者学术逸事，总之这笑话的背后隐藏着某种坚硬的东西。那才是他的底色。 这个男人来自和青春有关的日子。 2003年春天，人们置身于和此时极为相似的境况中，“非典”袭来，北京人心惶惶，全国人民神经紧张。我们身处校园，恐慌的情绪里带着听天由命的坦然，意外地获得了此生最为自由的一段人生：每天吃饭、看闲书、睡觉、打牌，无需上课，不用想明天。非典疫情开始不久，陈思本想趁“五一”假期旅游，然后后来目的地变成了疫区，他趁机坐飞机回了鼓浪屿，惹得宿舍的兄弟们隔着一大块陆地和一小片海水鄙视他。鄙视在这里不是一个动词，而是一个动作——竖起大拇指，然后翻转指尖向下。 学校封校，我们困在城堡之中，他则困在鼓浪屿的家中。不知是什么机缘，某一天，我们两个人说要不一起写个小说吧，一个人开头，然后另一个人写一段，再然后第一个人接着写。没人知道前面的人会写什么，你必须接纳这个故事，并且继续下去。 十几天之后，我们一起完成了小说《致命水》，一年后，这篇小说发表在了《十月》杂志。那篇小说的开头是他写的：“大概多少水能把一个人淹死？”“两滴。一滴左鼻孔，一滴右鼻孔。”这是典型的陈思式开头，一个貌似严肃的问题和包含着某种戏谑的答案，答案指向更多问题，于是故事有了蔓延的动力。我不知道他后来是否看过这篇小说，我隔两年就会重温一下，不是重温故事，而是重温在那个特殊时期，两个人“故事接龙”时的神奇感受。这应该是我也是他这辈子唯一跟别人共同创作、联合署名的文学作品，说实话，我们当时应该继续写下去，说不定能创造中国文学的第一个双人组合，类似于小说界的“twins”。 后来非典结束，他飞回北京后，我们的兴趣很快便转移了——他要写网络小说，而我写起了诗。我记得他在网上连载了一个幻想小说，名字叫《××××历史教材》。大家一听，立刻说：你这名字太土了，搞得跟考研辅导资料一样。陈思立刻说：这你就不懂了吧，来来来，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这个网络小说也悬停在了半路上。还有段时间，他翻看一堆有关葡萄酒的书，口中都是产地、季节之类的术语，信誓旦旦要写一本有关葡萄酒的书。当然，这本书也没有写，甚至葡萄酒也没怎么喝，我们喝的都是最便宜的“普京”——普通燕京啤酒。 那时候，西北楼的楼道潮湿昏暗，每个宿舍门口都排满空啤酒瓶子。如果哪一天所有人的生活费都提前耗尽，口袋空空，我们就拎一堆空瓶到楼下的小卖店，换几瓶啤酒、一包花生米，继续举杯消愁愁更愁和为赋新词强说愁。 那时候，不知有多少次，我们在学校旁边的小饭店聚会之后，于午夜时分晃荡在学院南路，路边的每一棵梧桐树下，我们都扶着呕吐过，其中的一部分，甚至还表白过，它们摇动枝叶，不知是表示拒绝还是表示不解。 那时候，大家脑袋凑在宿舍唯一的一台电脑面前，一遍又一遍地看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几乎每栋楼里都有几个宿舍的人在模仿电影里的台词：I服了you。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早餐放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直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如果非要给这份早餐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再不吃就凉啦。 那时候，我俩还和另外两个朋友参与过一个影视剧——他有个光头叔叔，是个导演，问他要不要写个校园剧，他就拉了几个人，隔三岔五到学校的合利屋快餐厅去聊剧本。一段时间后，聊出来一个几万字的大纲，具体情节忘了，反正就是常见的校园剧剧情，你爱我我不爱你，我爱他他不爱我之类。那年冬天，我们一起去光头导演家里过圣诞，那是我第一次坐地铁13号线。回学校时，已经是末班地铁，车厢里除了我们再没有其他人，城铁穿过深夜的北京，仿佛穿过时光隧道。若干年后，这次末班地铁的感觉被我写在了小说《神友记》之中。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矫情点儿说，那时候就是我们一起度过的叫“青春”的日子。前一段，在武汉工作的舍友来京出差，与驻京的四个人又在学院南路吃饭。我们已不同于当年，吃得起海鲜、喝得起啤酒，但大家吃得小心翼翼、喝得文文静静，已经是一派背负着体检指标的中年人的样子了。我们之所以还能相聚，还会在繁重的工作之后举杯，不正是因为当年曾一起干过荒唐事、曾在同一棵树下呕吐过吗？ 这个男人来自现代和后现代。 读硕士时，我们都是文艺理论专业，偶尔在一起上课，大家口中理论话语和唾沫齐飞，学术大师与港台明星一色，什么含混、原型、新批评，什么海德格尔、弗莱、布尔迪厄，从柏拉图的洞穴理论到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我们看到的一切事物都会用理论来个大卸八块。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某公司贴出来的商业广告，都要驻足抡着“殖民主义”“文化批评”之类的斧子分析一番。此种情景，陈思早已有了定义：拉斯蒂涅式的渴望。后来想想，除了课堂上老师正儿八经的传道授业，私下里的这种毫无界限的学术大乱斗，也给了每个人非常有效的思维训练。 硕士毕业后，陈思去北大继续自己的学术事业，又到哈佛大学的东亚系访学交流，也进入“北大评刊”论坛，理论转向批评，学术目标和学术风格渐明，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也越走越深。他出版了《现实的多重褶皱》《文本催眠术：历史·主体·形式》等著作，把习得的十八般武艺，应用到了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上，自然显得游刃有余，且常有新颖的视角和发现。比如他在分析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时，抛开已经滥觞的“无厘头”和解构、狂欢这类解读方式，而是借用文学研究中的叙事学理论，提出了《喜剧之王》的跨文本问题，通过对文本具体分析，阐发它的叙事结构和互文性。这种视角下，电影在一定程度上被“祛魅”了，也就是尽可能遮蔽掉作者的个人情感，侧重于文本自身所包含的社会文化信息。再比如他分析毕飞宇的小说时，引入叙事学中格雷马斯角色模式，提出“力量关联场”，通过结构图的方式，对小说中的“权力”问题做了精到的分解。还比如论须一瓜的小说时，也绕开一般研究者所侧重的“城市经验”或“人性”等角度，在反思现代性的框架下提出了“弱主体”的概念，等等。尽管他自己警戒作批评要“直面文本，徒手肉搏，不许夹带理论武器入场”，但以我的看法，陈思的批评中，理论的位置仍不可或缺。这并非说，他的每篇文章都必须来上一套理论，或者和某些术语对应，理论不过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先于文章的背景而存在。这犹如张无忌学了九阳神功，有神功护体，后来再练其他功夫自然事半功倍，即便是打少林长拳，那拳头的力量也是不同的。又如庖丁解牛，必须目无全牛，眼中只有牛的筋骨结构，但之所以能切中肯綮，前提也还得是胸有成竹。也因此，我读他的批评文章，为很多洞见折服，这洞见绝非来自直觉，也不是文献和知识，而是来自理论的穿透力。这也让陈思规避掉时下很多批评文章的“读后感”色彩，那些“读后感”通篇“我觉得”“我以为”，忽略了文本自身的独立性。 他现在把重点转向社会史的研究和学习了，文学批评写得不多，看似已经部分放弃了那些来自现代和后现代的理论武器，但我猜想，刀枪并未入库，只是如今他自设的“敌人”不再那么具体，而是变为更宏大和深沉的东西，在将来的某一天，自是会“重新想象文学‘生成’的现场”。我挺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这个男人来自东南西北。 博士毕业后，陈思到社科院当代文学研究所工作。那段时间，我们见面不多，甚至网上的联络也很少。我忙于生计，也正暗中复习准备考博士——读博是因为本宿舍内卷太厉害，硕士毕业四年后，432宿舍八个人，除了我和在海南工作的一个哥们，其他人都是博士了，这口气谁能咽得下去啊，必须奋起直追。 2017年，北京连续十天严重雾霾。那年春节我们没有按习惯回老家，而是去了厦门。腊月二十八的白天，走在鼓浪屿的街道上，我给陈思发消息：阿思，我正走在你少年时走过的路上。他说：你不会在鼓浪屿吧？我告诉他正是。他说了他家的地址，我们绕来绕去，也没有找到，但我相信离得不远。鼓浪屿号称琴岛，这里除了美丽的海景、有格调的老房子，更有全国顶尖的小提琴教育。出生在这个地方，不会拉琴简直就是原罪，于是陈思从小学琴，小提琴十级。读大学时，他跟同班一个北京的女孩经常会一起表演。但是后来他便很少拉琴了，因为他发现用小提琴去吸引女孩子太麻烦了，远不如去足球场上踢球，更不如在课后给她们讲讲笑话。更关键的或许在于，他发现琴声既不能帮他解决生活问题，也不能帮他处理学术问题，但是我总想，当有一天他遇到困境，所能求助的便不止有诗和远方，还有琴声。 我知道陈思在社科院参加了“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读书会，后来又听说他研究的东西，不免心生敬意——他正在跳出纯粹的文学研究的窠臼，开始关注社会学、历史学、思想史等相关学科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的学术触角向更广阔的空间敞开了。他在成长阶段肯定不算受苦的孩子，家境不错，人又聪明，还会弹琴、写文章，讲话风趣幽默，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并且，据他所说，他的父母在他的教育方面是自由派，任他的兴趣来。这样的人容易养成一种对世界过于美好的心态，也容易养成矫情的文艺青年。但陈思绝非如此，他文艺，又善于用戏谑的方式解构文艺；他过得顺风顺水，但眼光也看到“无数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或者说，享得了福，也受得了苦。 不久，得知他去了西北地区某个乡镇挂职副镇长，丝毫不觉得吃惊，甚至心里生出一丝羡慕——生活厚待他，把这样一个出生于中国东南端的人抛到西北端去，两年吃风咽沙的异地生活，对一个文学从业者来说，简直是天赐的良机。截然不同的地域文化、民俗风情，肯定会帮他拓展全新的现实经验，这些经验将作为另一根支柱，和文学一起支撑起他的精神大厦。 而且，乡镇是了解中国社会的最好的样本，往大了说，它是一个国家行政运行最好的缩影；往小了说，它能接触到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最原生态的民间形态。西北的风沙吹着他习惯海风的脸，西北的羊肉和烧酒热着他消化海鲜的胃，于是，他身上就有了“东南西北”，也就从现实经验上具备了完整性。文化和生活的交错相容，常常能催发人潜在的精神向度，既引入崭新的观察，又重新唤醒过去的认知。正如他自己所言，这段挂职经历：“回头再看文学，‘世界’像幽灵一样出现在‘纯文学’文本的背后，就如同一张灵异底片。”文学变得立体的同时，曾经明确的意义受到新的话语结构的撕扯，不论是学术认知还是人生体验，都必然在这种不破不立的互相撕扯中涅槃重生，就像南方的海子抵达西北之后，写下了“今夜我在德令哈”等名篇。我相信，陈思的心里也一定在酝酿着自己的“德令哈”。 这个男人来自健身房和厨房。 几年前的某一天，我去健身房运动之后，发了一条朋友圈。陈思在下面留言：是英派斯健身？我回：是。陈思留言：是牡丹园店？我说：是，你该不会也在这里吧？他说：就是这里。然后，我们才发现两个人的住地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到一千米！仿佛心有灵犀，两个人并没有立刻急切地奔现，而是相约在健身房偶遇。是的，对如此熟悉的老朋友来说，没有什么比偶遇更有趣的了，何况是健身房呢？我知道他一直有健身，尤其是他因为膝伤无法踢球之后，就开始折腾自己的胸大肌和腹肌，肌肌复肌肌，陈思在健身。 这个男人现在热衷于厨艺，尤其是因疫情而不得不长时间在家隔离后，他厨艺大长，隔三岔五就在宿舍群里发一堆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图片。人人都热爱美食，但不见得人人都喜欢做饭，一个喜欢做饭的人，相当于给自己设定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就像我们的母亲曾经叮嘱过的——学会做饭，将来就不会饿死。 写到这里，我已经把自己所知道的陈思和盘托出，对他的描述也可简短总结如下：上得了课堂，下得了厨房，讲得了笑话，写得了文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