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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虚构的讨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但是关于非虚构的概念、定义及其边界的模糊不清、模棱两可，依然是中国文学不可忽视的问题。新时代如何重塑中国非虚构话语体系是一个十分有必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2019年7月，在中国作协于北戴河创作之家举办的“新中国新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我提出新时代的中国文学进入“非虚构时代”。“真实总是比虚构更精彩，生活总是比文学更热闹。作家的想象力有时难以解释这个世界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变化。不是想不到，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因此，非虚构作品所讲述的真实故事及其带来的意义，将越来越超过虚构作品对这个世界的变化所作出的理解或阐释，并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从而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生活的当下，就是这样一个“非虚构时代”。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我们的文学创作，能不能承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和诠释世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这是当代中国文学面临的最大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有目共睹、迫在眉睫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对中国经验的漠视、轻视和无视，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迷信。这是导致文学迷茫徘徊的一个重要因素。君不见，言必称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动辄即是西方的某个主义、流派，乱花渐欲迷人眼。 如何对待西方文学理论，如何认识西方作家和作品，仍是当下中国文学界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已经过去100年，但我们至今仍笼罩在“五四”命题之下。如何对待西方？如何对待传统？正是“五四”时代所提出的两大命题，我们迄今并未走出这两大命题。其实，无论是对于西方，还是对待传统，尤其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必须本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本着“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的智慧，不断地学习、吸收、借鉴。但是这个学习、吸收、借鉴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就像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一样，必须进行“中国化”、必须进行“时代化”，才能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用、能用、善用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机械、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其本质也必须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一种崭新的国家叙事或中国话语。而既往的国家叙事，或许已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和平崛起这一当今世界最为重大的变动，许多作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比如在有关“非虚构”写作的问题上，某些打着“非虚构”幌子的作家、评论家，甚至认为可以在“非虚构”作品中可以自由地飞翔，可以虚构人物，完全混淆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混淆了视听，这是极其危险的。 近五年来，我在坚持报告文学创作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理性思考，对打着“非虚构”幌子搞虚构写作的现象进行了批评，目的是激浊扬清，正本清源。“非虚构”并不是虚构剩下的东西，而优秀的“非虚构”作家则是更能够把事实证据与最大规模的智力活动、最温暖的人类同理心以及最高级的想象力相结合的人。比如，我们可以从作家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得到启示，它对今天我们讨论非虚构、非虚构文学、非虚构写作，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因为我们现在研究以报告文学为主的非虚构写作的目的，就是要秉持学术正义、伦理良知、文学价值来重塑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国家叙事”。如何重塑？第一，在概念上，要明确“非虚构”不是一种文学体裁，“非虚构”是相对虚构而言的一种叙述方式、叙述形态；第二，在原则上，“非虚构”写作必须坚持不虚构，必须坚持真实性原则为第一要务；第三，在内容上，“非虚构”和虚构的内容是有界限的，“非虚构”绝不能包含虚构的一切元素，但虚构可以利用和使用“非虚构”的内容进行再创作；第四，在创作技艺上，“非虚构”可以大胆借鉴和运用虚构的一些先进方法，比如叙述方式、修辞方法、语言技巧和表达方式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辨识度。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同世界各国文学家、艺术家开展交流。要重视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拓展风格流派、形式样式，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因此，我们必须要站在这个政治高度、政治站位上来重塑中国非虚构话语体系，来看待中国报告文学事业，来看待中国文学的“国家叙事”，为新时代的非虚构写作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价值。在我看来，构建中国非虚构话语体系，就是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体系，中国文学事业不忘初心再出发的重大时刻已经到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