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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当代文学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经历了70余年的发展，在时间密度、历史厚度和思想深度上构筑了自我标识和主体认同。但在长时间的演进和阐释过程中仍然有一个核心问题没有梳理清楚和清理干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如何借鉴西方文化资源，并在与西方文化资源对话中展现自身的文化独立性和时代合理性。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处理与西方文化资源关系时呈现出一种失衡状态，西方文化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借鉴的主要资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单向度地向西方文化资源倾倒，并被其遮掩和覆盖，成为西方文化资源的中国实践表述方式。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如何突破西方文化资源的拘囿和围困，如何找到本土化的精神资源，并主动“走出去”，参与到世界多元文化的建构中，显得极为重要。 西方文化资源大规模进入中国文学研究视域，集中发生在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时期对西方文化资源的借鉴有着历史语境的共通性和意义旨归的相同性，都发生于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对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宏观设想中。中国当代文学对西方文化资源的追逐被设置在这一框架之中，与政治、经济的现代化诉求呈现出相同的面相。对本土文化资源“前现代性”的心理认同，推动文学研究对西方文化资源的反向认知。20世纪80年代大量西方文化资源和文学研究方法涌入中国，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自由主义、存在主义、历史主义等众多西方文化思潮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框架和精神资源，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涌现出多种西方化的研究方法，主体论、向内转、形式批评、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双向同构、新批评、原型批评等各种研究方法众声喧哗。 实际上，这种以西方文化资源作为思想核心的文学研究情境和文学研究模式掩藏了深刻的危机。由于对西方文化的推崇和迷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受到激进的怀疑、否定和解构，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诉求始终以颠覆传统经典和本土文化为起点，加之消费文化的兴起，文学研究逐渐走向功利化、商业化，文学研究所应具有的本土精神意义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功能逐渐减弱，文学研究呈现出主体精神空洞化、姿态化和潮流化的特征。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和乡土文学思潮的本源和终极诉求，是想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翻检—重现—批判—重建中寻找中国现代化的传统和本土精神资源。甘阳在《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中讲道：“一九八五年以来，所谓的‘文化’问题已经明显地一跃而成为当代中国的‘显学’。从目前的阵阵‘中国文化热’和‘中西比较风’来看，有理由推测八十年代中后期，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讨论很可能会蓬勃兴起。”“‘文化讨论’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本身所提出来的一个巨大历史课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1）但对“寻根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批评却集中在对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和国民性的批判上，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本土文化似乎只剩下猥琐、蛮荒、封闭、斗狠、残忍、愚笨等非现代因素，而韩少功、阿城、贾平凹、郑万隆等小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文明的复杂体验和多元的现代性认知，以及对乡土空间中的风物、习俗、人物、故事的真诚讲述，都被文学批评在中/西、传统/现代、旧/新、民族/世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驱使下忽略和遗忘。“寻根文学”讲述的中国故事成了西方视域下的猎奇故事，或者说，“寻根文学”显现出来的批评样态和基本格调，并不完全是作品本身讲述的经验内容，而是经过文学批评实践的重新塑造和加工，而这背后是研究者自身对西方文化精神资源和价值观念的无条件认同，在西方文化资源的压迫下，研究者表现出极度的无力和虚妄。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文学边缘化和人文精神的衰落，文学研究逐渐躲进学院和书斋，文学研究参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热情渐渐消退，文学研究走向专业化、技术化和个体化。但这种语境似乎并没有终结研究者对西方文化资源的追逐，文学批评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的中国实践，各种西方文学理论术语在文学研究中集体操练和缠绕，文学研究成为专业化的学术生产，只剩下冰冷的理论话语和自娱自乐式的知识炫耀，丧失了文学批评应有的思想温度和精神热度。正如南帆在《90年代文学批评：大概念迷信》中所说：“诸如后现代、后新时期、后寓言、后乌托邦等等，种种大概念蜂拥而来，炫目一时，形成了一种奇异的理论景观。许多人毫无节制地滥用大概念，进而热衷于在自己的理论作坊里炼制大概念。”（2）福柯、阿尔都塞、韦伯、马尔库塞等人的西方文学理论主宰了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精神空间。但是，不论文学研究是一种理论繁殖，还是一种知识生产，都无法回避西方文化资源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挤压这一事实，都无法避免一种本质化思维，即把西方文化资源作为一种具有普世色彩和恒定价值的评判标准。 在这种情境下，我们需要思考的不是西方文化资源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要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如何摆脱西方文化资源的魅影，如何进行自我纠错和确立自己的文化根基，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对接、融合，进而为文学研究寻找到新的精神资源和思想支撑的问题。而要想实现这一诉求，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对西方文化资源进行重新辨识 以西方文化资源为工具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整体阐释，是跨文化视域下不同文明和异质经验间的交流和对话。1978年以来，开放的环境为文学研究者营造了必要的知识生态，西方丰富的批评方法促使文学研究迅速走出了单一标准的桎梏，而以众声喧哗的姿态掀起了文化热潮，但同时也使当代中国的文论话语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20世纪90年代，曹顺庆提出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的重要议题，他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在起点上就存在着先天缺失：“西方文论话语从一开始就成为现当代文论表述的基本规则。中国现当代文论从她诞生的那天开始，便注定了其先天不足的失语症。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当文坛上到处泛滥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象征、颓废、感伤等西方文论话语时，中国现代文论就已经失落了自我。”（3）这些“主义”和“热词”作为意识形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迅速赢得了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中符号意义上的争夺战，此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逐渐形成了追逐西方文化资源的惯性。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西方文化资源的构建及其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是在西方复杂而独特的历史语境、时代诉求和社会指向中生成的，因此，西方文化资源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间先验地存在一种裂隙，西方文化资源并不完全契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在语言运动、道德伦理、文学审美、思维方式、行为方向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如果强行将二者嫁接在一起，就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同时，西方文化资源仍然存在理论的抽象性、文化的偏执性等特性。某些西方文学理论并非是从具体的文学实践中产生的，而是从心理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横移过来的，文学研究成为其他学科理论的现实表征。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心理学的概念，用精神分析来阐释文学人物心理虽有一定价值和意义，但文学人物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学审美性就会被压抑和掩盖，从而偏离了文学研究本身，落入了为验证某种理论的正确性而研究文学的窠臼。 从目前的情况看，“西方文论+中国资源”的杂糅式研究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压倒性的研究范式。有的研究忽视文本经验和历史文化语境的，进行牵强的理论嵌套而导致误读或过度解读；有的研究将西方文化资源视为溯源标准，削足适履，建构背离历史语境的、莫须有的文学传统。近年来，类似“论《论语》中的生态美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屡见不鲜，这样的研究成果既没有详细考察先秦时期的文化风貌，也没有明确生态美学的阐释条件，便匆匆安排中国文本与西方文化资源“相互印证”，其结果只能是一种“从结论到推论”的本末倒置。上述两种研究方法的不恰之处在于：没有遵循“循环—修正”的文学阐释的基本理路，缺乏对历史—文化结构、作者经验、文本空间中整体与局部关系的细致考察，从既有理论结果出发，刻意弥合中西方文化的异质性，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疏离导致批评本身流于空泛。 从西方文化资源本身来看，继后现代主义之后，主要强调文化、种族、性别的差异与对立，缺乏对同一性、主体间性及超越性的追问，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具体的对象而言，这些强调差异性和异质性的西方文化资源无疑是一种“非我的建构”，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是西方进行自我认知和自我批判时召唤的他者，并且这种召唤是建立在西方单方面的想象之上的。正如张隆溪所言：“就其标志着当代西方文化批判的一种愿望而言，并不具有普遍合法的权力，它也不应该成为一个终极性的词汇。”（4）当下，我们需要对西方文化资源进行重新分析和辨识，哪些文化资源与中国当代文学是相互适用的、有效的，哪些是脱离的、无效的，我们要奉行理性化的“拿来主义”，而不是非理性的全盘接受，我们要做的不是对西方文化资源进行单方面的引进和移植，而是要以“他山之石，为我所用”的立场，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追本溯源，重新衡量中西方文化现象产生的哲学基础。张岱年对中西方哲学之“本根”的对比具有启发性：“印度哲学及西洋哲学讲本体，更有真实义，以为现象是假是幻，本体是真是实。本体者何？即是唯一的究竟实在。这种观念，在中国本来的哲学中实在没有。中国哲人讲本根与事物的区别，不在于实幻之不同，而在于本末、原流、根支之不同……西洋哲学中常认为本根在现象背后，现象现而不实，本根实而不现，现象与本体是对立的世界……中国哲人决不认为本根实而不现，事物现而不实，而以为事物亦实，本根亦现；于现象即见本根，于本根即含现象……在中国哲学，本根与事物的关系，不是背后的实在与表面的假象之关系，而是源流根枝之关系。”（5） 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中国学界经常借鉴的西方文化资源是在西方哲学的基础之上生发而来的，而西方哲学习惯使用“现实/理念”“现象/本质”“主观/客观”“理性/非理性”等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事物，这种哲学传统直接作用于西方文化资源对研究对象的勾勒，如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就是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直接体现。而在中国道家的哲学传统中，“道”是最高范畴，虽有“天道”与“人道”之分，但“天人合一”的终极目的决定了中国人的主体思维是“从主体内在的情感需要、评价和态度出发，通过主体意识的意象活动（包括直觉、体验），获得人生和世界的意义”。（6）在此种哲学基础的比较中，我们可清晰地看到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很多互补与修正的空间，延伸至文学研究领域，中国整体性、动态性的思维模式能够弥补西方文化资源中对主客体绝对强调的局限。 二是实事求是，重新辨识西方话语与中国当代文学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以针对“现代主义与先锋写作”而展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为例，面对先锋小说所表现的精神分裂、晦涩的潜意识、离奇的梦境等内容，以西方文化资源为武器的学者高度赞扬先锋小说的实验性特点，认为先锋小说实现了“语言反叛”，实现了现实主义束缚之下的语言和叙事的决裂；（7）无视西方文化资源的学者则指责先锋作家沉溺于个人的奇想之中，偏离了历史和人民大众。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批评话语时，会发现一种对美学原则画地为牢的倾向：批判者评价先锋小说是脱离了现实的“文字游戏”，遮蔽了先锋小说在形式上的创新和突破；赞扬者则高度评价先锋小说叙述手段的新颖和高超，钝化了先锋小说内容中的政治锋芒。 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我们并非要完全抛却和剔除西方文化资源，但我们需要对以往过度依赖西方文化资源的研究方式进行矫正和纠偏，我们需要对西方文化资源进行重新辨识，进一步考察被译介后的同一语汇在不同文化背景和历史时期中的差异和同构性，即使部分地采用了西方文化资源中的术语作为分析工具，但我们研究的重点和焦点应该始终是中国语境。 二、以中国当代文学本身作为本源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有着鲜明的独特性，是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文学隐喻和表征。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革命文学”，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抑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写实文学”“消费文学”“世俗文学”，都是中国社会具体问题的文学表述，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学讲述的是一个从中国内部滋生出来的“中国故事”，构建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形象”，提出的是一个无法复制的关于中国现实的“中国问题”。 从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上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其发轫期便带有先天不足的倾向，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同为东亚的日本作为比较对象。鲁迅发表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写实小说的发端之作，而日本开现代写实小说先河之作被公认为是发表于1887年的二叶亭的《浮云》，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写实小说的发端比日本晚了近30年。郁达夫发表的带有日本私小说风格的作品《沉沦》（1921）比公认的日本第一部私小说田山花袋的《棉被》（1907）仅晚了14年。此后，两国文学创作上的时间差急剧缩小，如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都是紧随日本之后发生的，而中日的“新感觉派”更是几乎同时登台。文学的发展有着自身的逻辑，日本的私小说作为一种反结构、反知性的“反现代”小说思潮，“是在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发展比较充分的基础上以叛逆者的姿态出现在日本文坛的。而在五四新文学中，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私小说，是在鲁迅初登文坛，而其他写实主义小说还未成熟的时候从日本‘越界’而来的”。（8）也就是说，按照文学发展逻辑，“现代”和“反现代”的小说思潮本应相继发生，“反现代”应该是在“现代”充分发展之后登场，但在中国，“现代”和“反现代”的小说思潮却几乎同时登上文坛，其后果是导致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在发生之初看似众声喧哗，实则先天不足。 20世纪40年代前后，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开始有意识地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乡村生活相结合的创作模式，文学表现的重心由“新感觉派”时期的大都市上海又回到了乡村，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大发展的一段时期。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呈现三种面相：一是囿于历史惯性，继承五四传统，对沉重历史进行批判的“伤痕—反思”文学；二是受拉美文学与欧美现代主义的影响，追求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内容上呈现出“地缘写作”特征，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苏童的“枫杨树系列”、莫言的“高密乡系列”等；三是源于对本土性与传统文化自省的“寻根文学”。进入21世纪后，“新左翼”和“底层文学”延续着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探索之路，陈应松、迟子建、曹征路等人的创作触及了对改革本身的反思。 中国现当代文学从其发生之初就带有“现代性”的特征，因此，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批评话语的关键，一方面在于从整个世界文学的视野出发，而更重要的则是围绕中国自身的现代性经验，以回应中国当代文学中现代性的“召唤结构”。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必须以具体的中国当代文学作为本源和根基，而不是以西方现成的文学理论，来生硬地解读中国当代文学。这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才能够带着“中国故事”“中国形象”和“中国问题”与他者文化进行沟通、交流和碰撞，让他者通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能够真正地解读、认知和体验中国当代文学，进而通过中国当代文学来认同中国本身，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西方文化理论的注脚，正如张江在《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一文中所提出的，中国文学研究需要“重新校正长期以来被颠倒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抛弃对一切外来先验理论的过分倚重，让学术兴奋点由对西方理论的追逐回到对实践的梳理，让理论的来路重归文学实践”。（9） 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要确立一种核心价值观 百年前，当西方“现代性”强势进入中国之时，梁漱溟抛出了“东方化可否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之问，与其说这是他针对“西方化对东方化斩伐”的回应，不如将梁漱溟之问视为五四知识分子突破民族狭义，转向对“中国—世界”进行整体化改造的探索自觉。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同样面临着“突围西方语境”来言说自身的挑战。对比百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更需要树立更加明晰的精神指向，确立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念，以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复兴为使命，针对百年前中国学者提出的命题，做出掷地有声的当代回应和回答。“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设立了完整的价值观框架和指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也要从价值谱系、价值目标、价值准则、价值取向四个方面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文学研究不仅仅是文学理论的演练、专业知识的生产和技术性的实践活动，文学研究还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效用和现实价值，文学研究需要对人们的精神取向和价值观念进行引导，需要具有生命的温度、精神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核心价值观要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明确的政治立场，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批评话语要从本民族文化内部产生，直接体现本民族的精神信息，在现代国家观念、民族认同、人民话语、道德伦理、思想诉求、个体理想、艺术趣味等方面呈现出独特气质，并牢牢把握住文艺与时代的关系，引领社会的审美风尚，促进国民文化素养的提升，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首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要坚守社会主义文化批评的底色。如前文所述，20世纪40年代前后，以赵树理作品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对社会主义文学进行的初期探索。而文学批评的主要功能在于考察文学表现或再现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文学生产机制与文学生产的互动关系，文学文本与作家主体性的关系，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等。针对如何评价文学作品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10）的重要论断。其中，“历史的”是针对当下文艺作品中“反对崇高”“调侃历史”等问题提出的，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要遵循唯物史观，正确看待历史，评价历史，避免踏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误区。“人民的”要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要关照到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要对商品化时代、消费社会的精神惰性保持警惕。当下，人类社会逐渐步入了“机械复制时代”，在网络媒介的助推下，传统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界限正逐步消失，此时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就需要与时俱进，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在研究中注重以人民为本。“艺术的”聚焦文学的内在属性，提示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不应以畅销与否为尺度，而是要以艺术价值，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首要标准。“美学的”则强调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断提升审美趣味，发现美，阐释美，倡导美，准确反映中国人的审美诉求和审美理想。 其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要进一步加速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打通新时代的“中国文脉”。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具有宝贵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是“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塑中国当代文化认同，重建中国当代美学自信的作用。与西方文化资源相比，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更注重“关注生命情理的揭示和生命精神的形式表现，已经建立起神思、虚静、妙悟、虚实等创作范畴，情志、文质、意象、意境、气韵、形神等形式范畴和知音、美丑、趣味、风骨等批评范畴。”（11） 自五四西学东渐以来，受到西方与苏联学科划分体系与研究范式影响，中国文学按时间线索被分割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实际上，二者绝非艺术与价值上的全然割裂，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始终受到中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滋养。例如，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诉求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感时忧国”的精神流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注底层民众有着内在关联。这种核心价值准则及其形成的思维逻辑、情感取向、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对文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文学研究呈现出来的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内涵，能够为人们提供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文化认同方式，重新激发人们对于理想、信仰、爱国、奉献的认同。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要积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养分，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系统转化，建构以“中国文脉”“中国话语”为主导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范式。 最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要以独特的民族性参与世界文论的话语建构。中国有多位当代作家获得过国际文学大奖，说明汉语写作能够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艺术交汇中进行自我更新，中国文化精神不仅能在中国民族空间内完成展演，也能赢得世界性的认同。全球化进程将世界联结成了一个接受差异、相互依存的有机的文化共同体，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创新，将形成新的文化表征，也为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大发展迎来了历史性机遇。中国当代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也理应积极参与世界文论的话语建构，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通过参与世界性对话，来获取自身前进的动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批评话语要从本民族文化内部产生，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抛弃西方文化资源，而是将西方文化资源作为平等的参照体系，以“诗意精神的深浅有无”的高度进行整体观照，吸收、融合西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达到思想性与感知性的统一；发掘作品中人物的人生起伏和命运际遇背后的历史厚重感、仪式感和庄严感；从中国现实出发探寻文学的精神旨归，弘扬人在面对现实苦难时呈现出来的乐观、顽强、坚韧、不屈的精神；在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历史、人与时代关系的追问中回答“人可以是什么样”“人应该是什么样”这一时代命题。 注释： （1）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文化：中国与世界》第1辑，第35-3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2）南帆：《90年代文学批评：大概念迷信》，《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10期。 （3）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4）张隆溪：《道与罗格斯——中西文学阐释学》，冯川译，第1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5）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40-44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6）蒙培元：《中国哲学的主体思维》，第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7）李坨、张陵、王斌：《“语言”的反叛——近两年小说现象》，《文艺研究》1989年第2期。 （8）于九涛：《近代日本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9）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1）高奋：《论新时代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立场、导向和方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