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谦
    以“十三经”为代表的经书是儒家经典的核心，历代学者都希望通过校勘，确定不同文本之间异文的是非，形成一个错误较少的文本，因而留下大量校勘成果，但经书校勘与整理的工作远未终结。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早已成为学界通行本，但《十三经注疏》却始终未能出现类似的新整理本，阮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承担着通行本的任务。因此，较为完善的《十三经注疏》整理本是当下学界亟需的成果。
    注疏的整理工作必须以汇校为基础，这是学界的共识。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领导的团队正在陆续推出《五经正义汇校》，北京大学顾永新教授领导的团队也在进行《周易注疏汇校》工作，这是以团队形式进行的覆盖经、注、疏、释文的全面汇校。王锷教授的《礼记郑注汇校》则是一部以一人之力完成的单经汇校成果，校勘对象为最核心的经文与郑注，并附释文。
    王锷教授的《礼记》研究工作有明确的目标与合理的规划，此前出版的《礼记版本研究》首先厘清现存《礼记》重要版本的刊刻源流与优劣差异，为《礼记郑注汇校》的版本选择与体例安排打下基础，而《汇校》又是《礼记注》定本整理的基础与前提。正是这种合理规划与持续研究保证了系列成果的不断推出，这种研究模式对于其他经典的研究无疑具有示范意义。
    本书汇校的文本包括《礼记》经文、郑玄注文和陆德明《释文》，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本《纂图互注礼记》为底本，所用对校本、参校本及相关校勘成果多达35种，可谓网罗殆尽，极便利用。本书在手，刻本系统的《礼记》经文、注文、释文异文均可轻松检得，省去搜罗版本、反复翻检之劳。
    总体而言，本书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版本网罗全面
    阮元《礼记注疏校勘记》引据版本有经本2种（唐石经、南宋石经）、经注本2种（岳本、嘉靖本）、注疏本4种（附释音本、闽本、监本、毛本），至于宋八行本仅能据惠栋校本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转引，未见原书。本书采用的版本有经本1种，经注本6种，注疏本10种，数量远超阮校。其中，宋纂图互注本、抚州本、余仁仲本、婺州本、八行本、足利本、和珅本、殿本等皆是阮元未曾得见或未能利用之重要版本。
    此外，随着海外内古籍善本资源的不断公布以及版本学的持续发展，研究者认识到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次之间也存在不少异文。因此，校勘的对象有必要从版本细化到印本层面。就《礼记》版本而言，宋绍熙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礼记正义》现存两部，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后者的印刷时间稍早。本书将两个印本同时纳入校勘范畴，一称“八行本”，一称“足利本”，以为区别。宋抚州本《礼记释文》也是中日分藏两部印本，本书称为“抚释一”与“抚释二”。
    除了不同印本，本书甚至将同一印本的不同影印本均纳入汇校范畴。如宋本《纂图互注礼记》先后有民国《四部丛刊》影印本和当代《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余仁仲本有民国来青阁影印本和《再造》影印本，八行本有民国潘宗周影印本和《再造》影印本，本书以《再造》本为底本或对校本，其余影本为参校本。之所以采用这种处理方式，是因为作者发现《丛刊》本、来青阁本和潘本“影印之时，纠谬正误，更改文字，已不同原本，故作为他本对待”。这种改动实际上反映了影印者的校勘意见，本质上也属于校勘成果。另一方面，在无法直接使用原书的情况下，同时参考不同影印本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原刻文字的误判。
    二、充分吸收前人成果
    除了比勘不同版本，本书还较为充分地参考、汇集了大量前人研究成果，包括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卢文弨《群书拾补》、武英殿本《礼记注疏》所附考证、武英殿翻岳本《礼记注》所附考证、《四库全书考证》、《抚本礼记郑注考异》、阮元《礼记注疏校勘记》、宋本《纂图互注礼记》吴宪澂朱批、孙诒让《礼记正义校记》、杨寿祺《礼记郑注余本岳本
    对校札记》、黄焯《经典释文汇校》、吕友仁《礼记正义》整理本校勘记，以及日人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等。偶一引用而未列入《凡例》者尚有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
    三、体例安排合理
    作者在《凡例》中明确说本书“仅限于传世刻本文献，敦煌写本、出土简帛与《礼记》有关者，不纳入本书校勘范畴”，断限明确。本书对校记的安排是先唐石经（白文），次经注本，次注疏本，同一层次内再按版本的时代先后为序。《释文》校记则大致按单行本在前，分附注疏本在后的原则排列，十分明晰。与阮校仅截取少量文字作为出文的体例不同，本书将底本的经文、注文、释文全部加以分段、标点，可以看作一部不改动底本文字的《礼记》整理本。分段方面，大致依据底本《纂图互注礼记》的标记，也有少量段落是根据上下文意新分出。
    四、既校异文，又有按断
    对于各本经注异文，本书往往会给出“是”“非”按断。对于前人的不同校勘意见，也会作出判断。如《檀弓上》“呜呼！ 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为之谥”，阮校引段玉裁说，认为“其字”当作“且字”，瞿镛则以为当作“且一字”。作者以段说是而瞿说非。（第124页）
    当然，本书在选用前人成果、校
    勘、标点及按断方面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列出供作者及读者参考。
    根据凡例，黄焯《经典释文彙校》（中华书局，2006年）是本书利用的前人校勘成果之一。黄焯《彙校》以通志堂本《经典释文》为底本，校以宋本，并迻录清人及近人校语，间有本人按语。体例上与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近似，仅有出文及校记，而无《释文》全文。本书征引“《彙校》卷第几作某”，实为通志堂本《释文》文字。《彙校》本身并非《释文》的一个版本，而是一种校记。追本溯源，应直引通志堂本，以免读者疑惑。此外，宋本《经典释文》尚存，且经影印出版，利用甚便，亦应纳入校勘范畴。
    如此大体量的校勘工作，难免偶有失校之处。如第5页《曲礼上》释文“辨，皮勉反，徐方勉反”，本书仅出“徐方勉反”校记。然检宋本、抚州本《释文》，“辨”均作“辩”，《抚本礼记郑注考异》于此有说，本书失校。
    标点方面，第45页校记4引《考异》曰：“案：《正义》复举此注‘为’作‘谓’，是也。各本误与此同。山井鼎曰：‘古本作“谓”，依《正义》为之耳。’”按“依正义为之耳”乃《考异》意见，而非山井鼎之语，此处引文标起止有误。
    按断方面，第366页《郊特牲》注“此因小说以少为贵者”，校记1云：“‘小’，抚州本、余仁仲本、岳本、嘉靖本、八行本、和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阮刻本同，
    《正字》谓‘上’误作‘小’，是。”各本均无异文，而本书采纳浦镗《正字》校勘意见，刚刚出版的《礼记注》整理本（中华书局，2021年6月）也照此改字。今按《正字》所说非是。《郊特牲》说天子到诸侯国去视察，诸侯设宴用一头牛犊，而诸侯去朝见天子，天子赐宴则用牛羊猪三牲，这是天子的“贵诚之义”。郑注解释到：“犊者诚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为贵。”《郊特牲》接下来又说天子车驾，最高等级的用一组带饰，次一级的用三组，再次一级的用五组。郑玄认为，上文是以小为贵，此处接着说以少为贵，所以注中说“此因小说以少为贵者”，“小”并非误字。孔颖达《正义》也说：“此 一 节论小少及薄味为贵。……因贵诚重小，故说以少为贵也。”浦镗所见版本甚少，《正字》一书重在本校、他校与理校，故多臆断之处，卢文弨、阮元已有批评。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正字》之说不可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