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读 | 蔡元培：北大校长的人生哲学
    1月11日，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蔡元培的诞辰。
    蔡元培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其人生道路经历了从翰林学士到反清斗士、从教育总长到半工半读留学生、从国民党元老到民权领袖三次巨变。他奠定了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中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
    蔡元培身上，既有中国传统圣贤气象，又有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他认为人生价值在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义务，而不是追求个人的权利欲望；他小事以圆，大事以方，待人接物极为谦逊，但每临大事不苟且，原则问题不迁就，不与卑鄙污浊者为伍；他胸襟宽阔，气度恢弘，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毛泽东誉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今天，让我们一起感受蔡元培的人生哲学。
    
    人生在世，义务为先
    在中国近现代学者中，蔡元培是第一个论述人生观问题的。他在1913年发表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一文中指出：“世界无涯涘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数尺之地位；世界无终始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数十年之寿命；世界之迁流如是其繁变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少许之历史。以吾人之一生较之世界，其大小久暂之相去，既不可以数量计；而吾人一生，又决不能有几微遁出于世界以外。则吾人非先有一世界观，决无所容喙于人生观。”既然世界无限而人生有限，人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因此在人短暂的一生中，不应过分考虑和追求一己之利益，而应该为推动人类进步、实现大众利益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蔡元培看来，人生最重要的是处理两大关系：一是群己关系；二是权利与义务关系。在《华工学校讲义》中，他对群己关系进行了论述：群者，公共之利益也；己者，个人之利益也。从群己力量大小看，群众的力量大，个人的力量小。由于个人力量渺小，因此个人价值小于群体价值。当群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受到威胁时，个人应挺身而出，舍己为群。
    如何处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普通人看来，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但在蔡元培看来，这种将权利与义务对等实际上是把等价交换原则引进到道德领域，过于计较个人权利，缺乏对社会对他人的奉献精神，因而是一种人生的低境界。蔡元培认为，只有那些以义务为重、权利为轻，任劳任怨履行自己义务的人，才是一个高尚的人。同时，人不仅要履行义务，还要承担责任。蔡元培认为，人生应该承担三方面的责任：一是对于国家的责任；二是对于社会的责任；三是对于家庭的责任。对于大学生来讲，还要多承担一份学术上的责任。
    蔡元培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尽力多而报酬少，这是最好的人；第二类是尽力与报酬相当，这是中等好人；第三类是未尝尽力却多享受报酬，这是最下等的人。这种不愿出力却享受报酬的人，实际上就是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的个人主义者。对这种自私自利之人，蔡元培是瞧不起的。
    无所不容，有所不为
    胡元倓先生曾以“无所不容，有所不为”形容蔡元培的气度人格。
    谈到蔡元培的无所不容，人们首先会想到他在北京大学实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出任校长前，北京大学是个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专制色彩浓厚的旧式官僚机构。为彻底改变这种状况，蔡元培任校长后，一方面对北大的旧体制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另一方面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邀请不同政治派别和学术观点的教员来校任教，鼓励他们自由研究，百家争鸣，也允许学生自由选课。蔡元培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基于以下三点原因：一是体现蔡元培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和尊重他人的自由精神；二是体现了蔡元培厚德载物、一视同仁的无私胸怀；三是有利于百家争鸣，推动学术的发展。
    在平时待人接物和工作生活中，蔡元培同样是无所不容。凡是与蔡元培有过接触，特别是与他相知较深的人，都对蔡元培的宽厚性格有着深刻印象。蒋梦麟曾这样评价蔡元培的性格：“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上任。校门口，一排校工排好队，毕恭毕敬地向新上任的校长鞠躬敬礼。但令校工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新任校长竟迅速下车向他们走来，脱下礼帽，向他们鞠躬回礼。蔡元培不仅向校工脱帽敬礼，而且不坐轿和不坐人力车，他认为把自己的舒适建立在别人劳累的基础上，违反了人道主义与平等精神。
    在担任北大校长时，蔡元培提倡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组织教授会，凡是学校的重大事情，一律先由教授会讨论通过，然后交给评议会执行。他鼓励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只要你的意见有道理，就虚心接受。据顾颉刚回忆，他在北大读书时，有一次向蔡元培建议，将北大“中国哲学系”改为“哲学系”，这样可以涵盖世界各国的哲学。蔡先生不因他人微言轻而拒绝他的建议，相反认为顾颉刚的建议很好，马上采纳。
    蔡元培虽秉持宽容精神和信奉中庸之道，但绝不是放弃原则的好好先生，也不是没有主见、人云亦云之人。在蔡元培身上，还有倔强刚毅、有所不为的一面。
    傅斯年曾用“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来形容蔡元培的有所不为。蔡元培是晚清进士，并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清王朝对蔡元培可谓皇恩浩荡。按理蔡元培应心存感激，做一个死心塌地的保皇派。然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蔡元培看清了清王朝腐朽反动的真面目，他认识到不推翻清王朝就不能求得中国的独立、自由、进步。于是他毅然抛弃愚忠的传统观念，积极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22年秋，北大发生讲义费风波，部分不明真相的学生包围总务主任沈士远的办公室，要求他取消讲义费。蔡元培闻声从校长室出来，向学生解释：“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然而少数学生不听解释，继续纠缠沈士远。蔡元培勃然大怒，大声呼喊：“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对不会畏缩退步。”此举显示了蔡元培危急关头不退缩、勇于担当的负责精神，说明他有金刚怒目式的另一面。
    安贫乐道，清正廉洁
    在一般人看来，蔡元培既是社会名流，又历任要职，肯定是家财万贯，衣食无忧。但出人意料的是，蔡元培去世时，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药费是赊欠医院的，衣物棺木等安葬费用，是由王云五先生垫付的。
    蔡元培为何如此清贫？个中原因在于他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他一生投身革命和教育事业，想的是如何为国家和大众服务，而不是个人的升官发财。他历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曾担任过几十个社会兼职，要发财致富，易如反掌。但蔡元培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不以权谋私，不贪污受贿，不借自己的社会声誉敛取钱财。他担任多种社会兼职，从不收取兼职费；他为别人写书评序言，从不收取润笔费。在蔡元培看来，只要能促进中国社会事业发展和学术进步，自己辛苦一点是值得的，如果收取兼职费、润笔费，那就染上了铜臭味。除了正常的薪俸之外，他从不多拿一分钱。据李济回忆：蔡元培在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由于应酬多，开销大，每月薪水都入不敷出。经办人员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在一次发薪时，特意给他增加了200元。蔡先生发现后，不仅当场把多给的钱退回去，而且告诫经办人员，“一切要按规定办理，生活苦些不要紧，但守法必须要严格做到。”
    蔡元培的清贫，还因为他乐善好施、助人为乐。蔡元培具有深厚的同情心，看不得别人受苦，每当看到别人受苦，往往倾其所有，解囊相助。在北京大学，他拿每月600元的校长高薪，这个数目在当时很可观，全家可以吃穿不愁，生活富裕。但蔡元培全家日子仍过得紧紧巴巴，原因在于他经常给社团组织捐款和接济北大生病去世、生活困难的教职工。
    受儒家安贫乐道思想熏陶，蔡元培的人生目标不是追求个人的升官发财，而是造福社会；所向往的人生境界不是物质生活的富裕，而是精神生活的充实。在蔡元培看来，只要每天有工作、有书读就是幸福的，并把这种“日日作工，日日求学”的生活称之为“新生活”。蔡元培认为，只要“日日作工”，就能使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只要“日日求学”，就能使人的“眼光一日一日地远大起来，心地一日一日地平和起来，生活上无形中增进许多幸福”。由于把工作学习视为人生幸福，所以蔡元培对物质生活没有什么追求，过的是简单朴素的平民生活。
    蔡元培对清贫的物质生活安之若素，对科学知识、学术研究、高雅艺术和道德修养却乐此不疲，显示出丰富的精神追求和高尚的人生境界。为了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他在不惑之年远渡重洋，赴欧留学。他把自己一生献给学术研究，涉猎了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美学、民族学、宗教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伦理学和美学研究，在当时学术界居领先地位。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弥留之际，他仍断断续续地说：“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蔡元培追求真理，与时俱进，提倡教育救国、学术救国、道德救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中国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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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