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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审美生态 鄂伦春族文学 摘 要 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以狩猎民族文化传统、个体的审美体验及生态审美观为核心，定位于民族身份与森林审美文化记忆、日常生活审美体验与绿色书写、生态审美理想与民族精神传承等层面，建构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史。生态全球化视域下，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表达人类对自然界的信仰与依赖，提醒人类应站在生命共同体的立场善待家园与万物，观照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互惠共存关系，建构生物共同体的生态审美伦理。鄂伦春族作家文学的生态美学研究有助于挖掘狩猎民族文化传承的根脉、生态意蕴和价值，推动鄂伦春族文学创作。 关键词 鄂伦春族；生态审美文化；记忆；书写；传承 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是以汉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化交流艺术，创作主体扎根于民间文学，以敬畏生命的萨满信仰、生态伦理与审美意识跨文化地传承与弘扬唯生态至上的民族精神。作家由听故事的人到写故事的人，他们通常使用汉语言文字进行创作，本着传承狩猎民族文化的宗旨，在日常生活中承继生态审美意识，进而通过非虚构创意写作重新认识生命的神圣、平等与自由，表明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的跨文化认同、生态性、包容性与传承性。此外，长篇小说的缺位昭示宏大的生态叙事的缺失及可能性。 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初，其传播的主要渠道是文学季刊《鄂伦春》（原刊名为《鄂伦春文艺》），如第一篇散文即敖长福创作的《出猎片断》，原载于《鄂伦春文艺》1981年第1期，第一首诗歌即孟淑珍创作的《杯中的喜悦》，原载于《鄂伦春文艺》1983年第2期等。此期刊于1980年创刊，至2017年12月停刊。因无刊号，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均受影响。鄂伦春现当代文学作品也发表于《民族文学》《骏马》《草原》《黄河文学》《塔哈河》《中国民族报》《呼伦贝尔日报》《黑河晚刊》等，如第一篇小说即阿代秀创作的《星》原载于《骏马》1981年第4期。2016年3月，敖荣凤主编的《鄂伦春族文学作品选》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涵盖鄂伦春族的第一位作家敖长福到当代青年作家群体的作品，见证鄂伦春族文学的起点与发展。在鄂伦春族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组成鄂伦春族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民族身份与森林审美文化记忆 鄂伦春族生活在兴安岭的密林深处，作为森林游猎民族，鄂伦春人创造具有生态特色和地域特征的文学艺术。鄂伦春族文学分为口述文学与作家文学，即民间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鄂伦春族口述文学的语言包括鄂伦春语与汉语，体裁主要有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民歌、谜语、谚语等。鄂伦春族作家通常使用汉文进行跨文化写作，其创作成就主要集中于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等。从广义上说，凡是书写鄂伦春族历史、社会、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作品均属于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的范畴；从狭义而言，唯有鄂伦春人书写的鄂伦春族文化的作品才是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据此，鄂伦春族作家的身份决定了鄂伦春族书面文学的本质。 鄂伦春族人口稀少，作家群体也不够壮大，除敖长福、阿代秀、空特乐、白兰、白剑等创作颇丰以外，其他作家的作品相对较少，突出创作主体在鄂伦春族文学史中的地位，凸显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的主体性问题。同时，作家的署名权区别于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口传性与匿名性。 兴安岭为北极寒区生态环境的冻土带泰加林类型，森林成为鄂伦春族作家诗学想象的审美空间场域，象征狩猎民族万物有灵的世界和生活界，隐喻无处不在的自然精灵，指向鄂伦春民族精神居所。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创作源于森林审美文化记忆，鄂伦春族与森林美的渊源如同蒙古族与草原美、赫哲族与江河美。鄂伦春族文化记忆以生存为根基、以生活为寄托、以生命为载体、以体验为动力、以情感为依据，一代又一代的鄂伦春人从口耳相传到文字表达，传唱鄂伦春族血脉相承的森林审美文化之歌。 鄂伦春族第一代作家群体发轫于短篇小说，包括阿代秀、白石、孟松贵、敖长福等，代表性作品主要有《星》《爱》《阿尔塔》《猎人之路》《那都里河畔的日夜》《在密林里》《孤独的仙人柱》《第一场雪》《我是放火犯》等。其中，敖长福创作成绩斐然。审美创作主体承上启下地开创了鄂伦春族生态文学文字表达的新篇章，描述以信仰为中心、以森林环境为条件、以狩猎文化为语境的鄂伦春人是如何生产生活的，饱含深情而悲痛于狩猎文化的渐行渐远。鄂伦春人不得不充满痛苦与矛盾地迎接陌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如敖长福在短篇小说《猎刀》中描写了拿着父亲的猎刀出猎的猎人舍勒门根的失落、自责与反思，这个铁杆的神枪手在酒精的魔力、电视的吸引力、跑山人的饥饿、父亲的自杀、猎狗的受伤和工作的变动中只是觉得“林子里湿热，透不进阳光”，表征走出森林的第一代鄂伦春人在定居后的思考、迷惘、挣扎与绝望，揭示鄂伦春人在向畜牧业、林业、农业、商业转变过程中的痛苦、无奈及无所适从。鄂伦春人与自然环境是整体统一的，人们对森林怀有崇敬和信仰，林中高大的树被猎人尊崇为山神。敖长福在短篇小说《黑色的森林》中描述猎人伦布仁门根在一棵粗壮的大树上刻出山神的头像，他向鄂伦春人敬拜的神灵哭诉：“山神白那查啊！你知道吗？山林没了，猎枪没了……我们还能活吗”。主人公面对着生态传统、文化记忆与当下自然环境的不和谐。事实上，鄂伦春族自治旗自1991年禁猎以来，无猎可狩的猎人承受着生存、心理与文化的多重压力，在生态的失衡中迷失了自我身份、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从书中可见，第一代鄂伦春族作家描绘生态系统、天空、森林、河流、雪、夜、仙人柱、小屋等审美意象，山神、萨满、猎刀、猎枪、猎马、猎犬等皆令猎人难以割舍，同时又转变为森林叙事得以重现活力的民族文化符号。鄂伦春族作家的创作难免形成创伤、冲突与差异的隐喻综合体，继而产生富有狩猎民族气息的创造性文本，表明鄂伦春族作家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兼具自然力和文化力。 散文是鄂伦春族第二代作家群体创作的主要体裁。作家在塑造民族性层面有所开拓。毋庸置疑，每种民族文化必然由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塑造，鄂伦春族具有如同青松一般抗寒坚强的性格，仿佛白桦树般的丰饶圣洁。正是神秘兴安岭的一片大森林铸就鄂伦春族的生存方式和民族性格。孟松林像鲁迅先生一样曾在日本学医，后弃医从文，现主要从事蒙古族历史文化研究。在散文《家乡的小松林》中，孟松林怀念且悲伤失去的童年天然乐园，森林民族用其根深蒂固的家园意识感知自然生命、个体生命和民族生命相互融合的生态文化基因。 消失的不仅仅是我家门前的小松林，就是那浩瀚无比、郁郁葱葱的大兴安岭森林不也在逐渐地缩小减少吗！倘若让我现在有什么祈求的话，我最希望的是家乡的森林，恢复它美丽、浩瀚、健康。家乡的河流，恢复它湍急、宽阔、清澈。向世界证明大兴安岭森林是呼伦贝尔草原的保护神。大兴安岭的河流是松嫩平原的母亲河。 此外，鄂伦春族女作家空特乐创作理念空灵，专注萨满之美、信仰之美与女性之美。空特乐的散文《母亲的声音》通过白桦树的审美意象传递鄂伦春族女人的神圣、创造与纯洁。树木是大森林的孩子，树木亦是人类的母亲。空特乐的森林美学思想表明生态女性主义的全球化立场，她将鄂伦春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定位于自然环境。 在鄂伦春母亲身上看到她们就是一株株白桦，白桦作为鄂伦春人的栖息之所，象征着生命和繁衍，鄂伦春人才得以沿着桦树枝丫的风光之中生息着。 白桦树表征生命的源头、民族之家与母亲的形象。空特乐曾研读过霍金的黑洞理论，在追问宇宙的源头与生命的起源中将不朽的女性与用之不竭的白桦审美意象合二为一。作者所关心的已不再是自我，而是他者：其他母亲、其他女性、其他人、其他民族、其他物种、其他生命甚至宇宙本身。鄂伦春族女作家致力于提倡生态保护，反对以进步的名义猎杀自然界中的非人类物种，致力于改变人们对女性与生态环境的态度，期望能够改善人类、其他生物及整个地球的生存状况。 鄂伦春族第三代作家群体的创作成就在诗歌。青年诗人站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中吟诵祖先创造的狩猎文化，缅怀昔日族人与自然生命相互交织的峥嵘岁月，想象当初的原始森林不像现在的资源枯竭。如今，自然的了无生机隐喻狩猎文化逝去的无奈，“森林美的真谛，即宏丽壮大和精致入微的美终于抛弃了诗人”。白剑的诗《镜中的林子》再现被采伐殆尽的变形的森林意象，悲恸不复存在的生态和谐景观，昭示狩猎文化的荒寥落寞。鄂伦春人曾经生活在大森林里，依靠猎取动物存活，而今人们不得不离开森林。 走过西山的高坡/像家里/镜子中的林子/是陌生的景色//失去了每一片叶子/而叶子叶脉的走向/弯弯曲曲/镜中的林子/正经历着真正失去的寂寞/在夏天多情的镜子中/承受一种弯曲的生存/没有了滋润的空气与/阳光的河流/镜中的寂寞/是永久的寂寞/这绝对是一种痛苦/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都完成了孤独/在夏日镜中的妩媚中/走过弯弯曲曲的叶脉//走过西山的高坡/我看见夏天的镜中/除了寂寞的林子/还是寂寞的叶子/是弯曲的生存// 鄂伦春族文化为森林所培育，又以保护森林为回报。在地球上，兴安岭的森林是独一无二的，兴安岭的美以森林为基石。如果诗人得见往昔茂密的森林，那么诗人歌咏的本该是浪漫主义的自然诗篇，而今满目疮痍的森林让赞美失去了立足之地。白剑武的诗《小鸟》哀悼森林的死亡和鸟类的悲剧，乱砍树木、烧毁森林、开垦农田、捕杀小鸟的主体虽然不是鄂伦春人，但鄂伦春人犹如小鸟一样失去家园，小民族终究难逃大环境，狩猎民族的文化之根将被斩断。 挣扎着/用/稚嫩的翅膀/飞往/天空//飞往天空/却发现/自己/还在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里飞翔//终于/从森林里飞向了天空/却发现天空/没有了/蓝色/空气也没有了新绿/满是/铜臭/血腥/肮脏/火药的/气味//它/挣扎着飞/飞到了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等它清醒过来/却发现自己在一个/鸟笼里// 诗人哀悼惨遭工业文明破坏的绿色森林和自由的生灵，直击鄂伦春人生态敏感的神经。鄂伦春人纵横千年依然向往兴安岭、林间小路、仙人柱、河畔、密林、白桦林、夕阳、鸟兽、山神和神圣的篝火……诗人从远古的神话时代向猎人再不是猎人的当代走来。白玉龙在诗歌《鄂伦春》中追溯历史、叩问灵魂、直击现实，诗人感同身受祖先的声音与呼吸，志在传播鄂伦春族崇敬森林的生态思想，激发世人能够挚爱森林。 历尽亘古岁月/纵横千年沧桑/挣脱外寇的魔掌/尽显你的铁骨脊梁/可记否/猎人的命运是那么的哀伤/一块块附着青苔的巨石/重重地压在你的身上/把你的身心折磨得千疮百孔/你就像一片被寒风吹落的绿叶/随风飘荡/身不由己地遭受撕裂与践踏/几经风霜几度枯黄/仰天长叹/何处是猎人的归宿/你曾一度地迷茫/你不停地呼唤/呼唤中带着悲腔/你的声音在空气中荡漾/风是你的信差使者…… 历史的跨越、文化的碰撞、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现实语境承载鄂伦春人的怀念、痛苦、挣扎、愧疚与回忆。鄂伦春族世世代代的家园呈现一派煞风景的荒凉状态，狩猎民族徒留森林审美文化记忆。 二、日常生活审美体验与绿色书写 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文本是循环利用、重组、建构、提升生态传统文化与个人日常生活审美体验的创新形式。鄂伦春族森林文化史也是审美观照的历史，鄂伦春族作家在信仰之美、祖先之美、女性之美、动物之美、植物之美、生命之美中发现森林之美与民族精神之美，遂在回忆、感悟日常生活审美体验中执着于绿色书写。因此，鄂伦春族文学归属于绿色书写或生态书写，承载狩猎民族的生态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审美体验，一如阿芳在散文《珍爱家园》中坦诚公布的那样，“我生性酷爱我的民族。我曾不止一次地表白过，我珍爱自己的民族，珍爱自己家园的每一寸土地，一如珍爱命运所赐予我的生活经历一样。”鄂伦春族作家在古与今、内与外、身体与精神、人类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中，以千年狩猎文化的历史积淀与自己亲历的审美体验相互印证，“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徘徊在获得认同和保持距离所构成的一种无法化解的张力中。然而恰是这一点使得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具有创造性。”鄂伦春族作家文学的绿色书写指的是生存书写、生命书写、生活书写和生态书写。毕竟，鄂伦春族文化是绿色的、鄂伦春语是绿色的、萨满信仰是绿色的、森林是绿色的、母亲是绿色的、生命是绿色的、生活是绿色的。 鄂伦春族绿色的生存书写即森林书写、狩猎生产方式书写、立体空间的审美书写。自从有了大自然，人类的生存才有依托，生存不过是人类与自然之间达成的默契与承诺。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人类对森林的破坏是别无选择的、微乎其微的，狩猎生产生存方式是绿色的、生态的、简单的及取之有度的。鄂伦春人认为生存场域就是本民族自身，鄂伦春即兴安岭的代名词，森林就是自然或生态的代名词。 兴安岭伸出了巨大的手臂/揽住了鄂伦春美丽的家乡//兴安岭风光迷人幽静/群鸟在树枝上歌唱//春天的鲜花绚丽无比/迷恋的蝴蝶翩翩起舞//兴安岭是温暖的手掌/把幸福的鄂伦春人民托在掌心上//（额尔登挂诗歌《兴安岭，伸出臂膀》） 事实证明，只有进入经济时代，当一切变成商品之后，人们才开始为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而快速地破坏掉森林。森林的减少给人类带来无限的苦痛，人们不得不追忆远古的森林，并热衷于护林和造林行动。然则，天然林无法再造，人工造就的森林弊端很多。就狩猎民族而言，持续了三百多万年的狩猎生产生活方式并不仅仅是追逐与杀戮动物，人们在神话传说中奉献给自然以超越自身之上的神灵崇拜，鄂伦春人甚至忽略自身的存在。猎人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是《动物世界》，因为这里没有人，所以意味着自然不会再度被破坏。对于今天的鄂伦春人来说，自然仍然是由起死回生的神灵主宰的诸神之天堂，人类唯有向神灵祈求、与万物和解。 生命书写明证鄂伦春族作家文学的生物中心主义思想，亦是新世纪作家的政治生活与社会存在的终极价值。生命是适应、竞争、生存与灭绝的过程，是宏观世界与微观之间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与共同存在，也是个人与民族、肉体与精神、生与死、时间与空间的载体。生命即生灵，鄂伦春人对生命的呵护一半靠信仰，一半靠艺术，在北方民族广泛流传的《尼山萨满》神话中略见一斑，女萨满通过昏迷死去、阴间夺魂、复生之术拯救孩子的性命，此举让她没有经过孕育而成为伟大的母亲。由此可见，生态伦理指涉万物生命，身份取决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在一片雪花之上，心灵流出的歌声，融化了，不知是歌声融化了雪呢还是雪融化了歌声。雪花，她是一种生灵。生灵这个词汇从我的笔中静静地流出，用心轻轻一唤，她的灵性全部显露出来了！（空特勒散文《在一片雪花之上》） 人类的终极追问在于生命的意义，海德格尔说过人要为自己立法，那么生命的意义在于繁衍、养育、拯救与保护。哲境在散文《生命》中反思生命的本质与价值，叩问生与活、灭与亡的悖论：“如今，我依然不明白生命的真正含义，接着走下去，生活会告诉我什么是生命，但我知道，生老病死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只要活着的人就应好好地活着，去珍惜生活、珍爱生命。”作者站在生命共同体的高度善待生命，这一点似乎与狩猎民族生存方式的本质相矛盾，实则呈现鄂伦春族超越于人类共同体之上的生命理念，“人类物种消失之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命共同体会逐渐恢复到它们以前的健康状态。”由此可知，没有人类的自然将依旧存在，没有自然的人类却注定消亡。 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原则是以真实性为基础，不仅有艺术真实性问题，更有民族历史的真实性、情感的真诚与日常生活的真实性。生活书写就是作家在自然的生活中把握生活的自然，作家的非虚构写作源于幼年的生活记忆、老一辈人讲述的经验故事、个人成长的经历及审美体验，此种森林审美境界是非狩猎民族所虚构不出来的，同时验证鄂伦春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性。阿芳的散文《留住美的瞬间》中森林生活的共鸣堪称生态良知的佐证：“高高的兴安岭——只有用真诚的心灵去感受她，才能发觉她的博大、她的壮丽、她的宽广、她的纯洁和她的美丽。”此种非虚构文学创作表征人类与自然界的本真关系。阿冬的小说《这山，这林子》赞叹放下猎枪的猎人对山林的无私眷恋，“鄂伦春人与这山这林子的关系好比鱼水之情。”主人公根据生态环境确定自己的存在感和归属感，祖祖辈辈生活在森林中的民族，内心向往自然，渴求与森林生死与共。生活中的事情犹如森林的四季有时可以循环往复，有时却一去不返，自然如是，文化如是。鄂伦春人希冀回归美丽的自然家园，梦想重回狩猎生活。这绝非单纯的倒退落后思想，而是鄂伦春人的精神追求，也是鄂伦春人的天性使然。鄂伦春人对森林的依恋和爱森林的思想从未荒废，生活模式的转变对民族文化而言至关重大。更何况，重新开始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至少需要三代人的努力尝试。 每当这时我就惭愧得很，每吃一顿别人送来的肉时，总是咽不下去，一块块的肉就像一块块木头似的。直卡嗓子，因为我也是猎手，可是——还好，今天没有提起我，也许他们对我已失望了。我觉得坐立不安，脸在发烧，心在跳，强作镇静地走进厨房，向大娘不自然地点了一下头。厨房堆满了我出猎的用具。狍皮被、狍皮衣、吊锅、桦皮盆、铁碗。这些用具多么陌生而又多么熟悉呀！（阿代秀小说《第一场雪》） 绿色书写就是生态叙事，它是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的导向与坐标。鄂伦春族作家在生态文学创作中将森林审美体验根植于东北地域性的审美空间，字里行间渗透出审美主体对狩猎文化与自然家园的赞美、歌颂与留恋。 站在小猎村的远处，站在夜的小猎村外，我突然感觉到当我凝视灯光微微闪闪，我就觉得它像一个奇怪的魔笼，这就是外婆和母亲的诞生地，是爱与苦难的源泉，是我祖辈们的根基。她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藏身其中，依照一定的习俗和程序在这里编织着不同的绮丽的梦，写着写不完的故事，唱着唱不尽的赞达仁。（阿芳散文《三代女人三个梦》） 鄂伦春人世世代代以兴安岭、林海、阿里河、呼玛河、诺敏河、刺尔滨河等为家，敖荣凤在散文《漫话鄂伦春》中指明鄂伦春族的森林性：“说起茫茫的林海，兴安岭与鄂伦春族几乎是同一个词，这苍老的山脉正是鄂伦春这个民族的象征。”森林和草原、大海不同，森林构成立体式景观，森林也保护景观。森林给人以神秘、神圣、森严、庄严、崇高、诗情画意之美，令人恍然与自然融为一体，陶醉于万千情趣的绿色之中。狩猎民族与游牧民族、海洋民族的生活环境不一样，故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也各不相同。 这里没有地平线，所有的道路都挂在树上，独行的猎人在树荫的庇护下，行走了几个千年之后，至今还在行走，在这棵树和那棵树之间，都随时可能出现想不到的惊恐或者惊喜。（敖长福、敖荣凤散文《走进鄂伦春》） 此外，鄂伦春族作家的绿色书写是利用汉语的跨文化写作，虽然鄂伦春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但作家借用汉字尽可能多地记录鄂伦春语，力争让汉语言文字烙印鄂伦春族文化的影子。作家用汉语词汇建构狩猎民族的神灵世界、情感世界、艺术世界和生活世界，诸如“恩都利”（神）、“白那恰”（山神）、“满盖”（魔鬼）、“萨满”（通神的舞者）。“乌力楞”（氏族）、“阿娇儒”（祖先）、“阿讷玛认”（出猎）、“门根”（神枪手）、“莫日根”（好猎手）、“阿亚那勒罕”（好狗）、“太贴”（奶奶）、“阿玛”（爸爸）、“嫫嫫”（妈妈）、“鄂讷赫”（大娘）、“阿玛哈”（大伯）、“阿恰黑”（叔叔）、“加牢贝牙”（年轻人）、“乌娜吉”（姑娘）、“空特乐”（啼哭不已的孩子）、“斜仁柱”（木杆搭建的原始而简陋的帐篷）、“恩克那利纠哈汉”（产房）、“古伦木沓”（篝火节）、“摩苏昆”（说唱艺术）、“赞达仁”（鄂伦春族民歌）、“朋诺哈”（口弦琴）、“孙”（狍皮缝制的皮大哈）、“哈拉其”（短襟光板狍皮衣）、“苏恩”（皮袍）、“靠浩洛”（皮手套）、“其哈米”（袍腿皮靴子）、“波索托”（鲜肾）、“昆毕”（柳蒿芽）、“阿素木”（把熊肉剁成细块用野葱花拌成的食品）、“查木”（骨髓油与犴蹄、鹿蹄、胸脯骨等炖成的肉汤）等。其中，敖长福、阿代秀习惯于将其写成注释；空特乐、关红英等则愿意混合在作品里。从这个立场上分析，其目的是将鄂伦春语与汉语合二为一，达成萨义德所谓的混杂性文化。或者说，鄂伦春语把汉字染成了希望的绿色。由此可知，当代鄂伦春人传承的原始时代朴实的生态观不同于其他非森林民族，鄂伦春人早已与生态环境合为一体，借助生态审美文化之力量与自然万物相通相融。 三、生态审美理想与民族精神传承 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承袭民间文学的自然家园意识、万物伦理与生态正义，作家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进而彰显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尊重、自由与平等。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之美源自生态理想与审美追求，生态审美理想是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创作的根基与源泉，即天然之美、永恒之美、无欲无争之美和互换之美，因而促生鄂伦春族敬畏自然、尊崇生命、勇敢豁达、自由平等的民族精神。作为中国最后的森林游猎民族，鄂伦春族文化根源于狩猎活动，其狩猎生产生活方式曾为人类所共有。猎人们绝不会在狩猎活动中将动物赶尽杀绝，更不会肆意地践踏万物共存的生态家园。阿芳的散文《说树》实则在谴责人类的自作自受，控诉人类的短视与无知，所谓的文明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自杀式掠夺罢了。 森林无病，其他依附于大森林的各种动植物就会完美无缺，地球上的人就会在由森林控制下的天体下高歌猛进，人类是大森林绝对的寄生物，看不到这一切的那种狭隘的目光也是地球上的病，谁能意识到这万事万物的世界所各有的长处呢？万事万物产生的每一处是否都是一种生态呢？ 纵观人类文明史，所谓的进步与发展是以脱离森林为代价、以人类为中心对待自然的结果。人类在恶劣的环境中自食恶果般地面临生存的困境与危机，而今，人类理应审视自身的生物性、生态性和环境性，也要充分考虑大自然的美好就是人类自身的美好。 天然之美即为自然之美、素朴之美、本真之美。人们不仅生活在自然之中，而且以自然为邻。自然家园引发亲密感，在森林中求生存的狩猎民族最容易了解与感悟自然之美，主体的审美方式自然而直接，不需要雕饰与中介。鄂伦春人认为自然的而非人为之美才是美本身，欣赏自然之美通常伴有道家提倡的静观和康德所谓的非功利的功利性。换句话说，生态审美不需要知识与算计，只需要真诚的爱和环境责任。鄂伦春族女性作家以母亲、孕育、故乡与归乡的方式纠正了自然环境的被边缘化。 在我心最深处，她始终好好存封着呢，就像资深摄影家一样，最好的底片，贮藏在心灵的最深处，永世不忘。世上还有比童年、故乡、蓝天、绿野、河流、森林更动人的字眼吗？（黛红散文《古里，我的古里》） 此类描述的重要作用在于作者以森林居民后代的外来者地位珍视濒临绝境的自然，文本的核心在于表白作者的生态文化责任。鄂伦春族狩猎文化注定与自然生死相依，两者之间只能结合，并不相互对立或独立。另一方面，天然之美不仅是自然的，更是被创造、被发现与被保护的，作家通过修辞模式、对话模式、记忆模式与重新构建世界的模式思考文本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 永恒之美寄托着森林恒在的表征，日东日西、月圆月缺、花开花落，自然自始至终地存在。当然，自然的永恒之美也会逝去，关键在于人类如何对待自然。鄂伦春人赞叹且感恩大自然的创造与赐予，人们不必种花、采花、摘花、戴花，就可以与花之美相融。在鄂伦春人心中，人为之美不过是短暂的，自然之美方为永恒。森林可不是什么恐怖可怕的地方，而是提供食物、健康并带来欢乐的地方，“地方的形象是通过对感觉敏锐的作家的想象力形成的。通过他们的艺术光辉我们才有幸品味到那些人们原本已经淡忘的经验。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即思想创造了距离，从而破坏了直接经验的即时性，然而，我们通过认真的反思性在当前的现实中又找回了过去那些难忘的时刻，并使其有了永恒的意义。”另外，宇宙万物在信仰和感恩中达成永恒。刘晓红的散文《从前有座山》将读者带入自在自为的曼妙的自然审美境界。鄂伦春族作家最擅长表达自然美的多元和情趣，兴安岭的森林提供丰富的审美内涵，山石、树木、花草、湖泊、小溪互为映衬，人与自然互不干涉的和谐景致无处不在。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狍子和野鹿在小溪边饮水，如果人和兽能平静如水地相处，我必要骑一匹健壮的野鹿，在大自然中快乐地奔跑，与兽一同长啸，做一个一生一世浪漫无悔的森林仙女。 作家捡拾古代传说中的森林趣闻与故事，表达鄂伦春人对森林的由衷赞美。自然景观的神秘、崇高与诗情画意融入鄂伦春民族精神生活。诗歌也多取材于生机盎然的自然界，其中大部分与森林相关。 篝火通亮，通亮，/都柿酒醇香，醇香。/夜空那闪闪的繁星，/也愿投影于杯中徜徉//好客的主人，/举起酒杯叮当碰响：“远方的贵客哟，尝尝！山里特产赛蜜糖”。（孟淑珍诗歌《杯中喜悦》） 无欲无争之美表现在鄂伦春生态文化传统与家庭生活现状中。森林民族在绿色自然的拥抱之中心灵经过洗礼，此种唯森林提供的知足与享受可以涤除荡尽物质文明的穷侈极奢。从前的鄂伦春人基本上没有财产的概念，人们不贪婪、不破坏、不攀比、不积蓄。然而，过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文化经济催生的过度的欲求与精神压力导致欲望无度、神经紧张、心理病态，唯一的解决办法即回归大自然的怀抱。 天边的山脚下，有道流不完的小河，每夜天上的星都掉在这小河里，如果谁能把这个小河弄干了，就能捞起那颗最亮最亮的星，把那颗星挂在山顶树梢上，世界上所有的瞎子就能重见光明，一切疾病立即消除了，人们就永远过上太平日子。（阿代秀小说《星》） 虽然作家可以作为一个环境主义者去书写，表面上也可以为地球和宇宙代言。实际上，人类根本无法代表自然环境与其他生物，思想或行动反而被自然、环境及其他生物所影响或塑造。作为生物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确实没有自以为是地肆意剥夺他者的权力。 互换之美根植于鄂伦春族民俗文化与生死观。鄂伦春人不过生日，也不畏惧死亡，生死不过是以命抵命的交换过程。作为生命共同体，鄂伦春人仅仅是为了活命而狩猎，绝不为猎杀而猎杀。每一次出猎不过是一场以命抵命的游戏，猎人在未知的命运之中奉献或得到生命，衍生为鄂伦春族勇敢豁达的民族精神。所有的狩猎活动皆被认为神在此，猎人通过祭拜山神而遵行。猎人平安归来之时，人们团聚在一起感恩、欣喜、庆祝，此类仪式与享乐皆笼罩着神圣的审美意味。 闪亮的星星爬上了黑色的天幕，叠连的群山都睡下了。忙碌一天，行猎归来的猎民们，围着篝火，吃着别有风味的肉粥，细细地饮着醇酒，像在品味狩猎中的乐趣。猎狗啃着主人恩赐的骨头。他们被火烤得暖洋洋的。（孟松贵小说《猎人和狗的故事》） 人们不能无视少数民族美学思想而断言自然美的享受是近代才有的，西方环境美学家忽视东方美学而妄言20世纪60年代之前，世界唯有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做斗争的口号。古希腊从苏格拉底即信奉自然神灵的神话传说，中国道家千余年来不懈追逐天人合一。鄂伦春族生命互换的审美理想以萨满教信仰为前提，萨满以诗、歌、舞的三位一体创造综合性艺术，敬畏促生的万物有灵思想即审美之始。鄂伦春人借助崇拜以生命感知兴安岭之美，涵盖神灵之美、天象之美、森林之美、山岭之美与动物之美。 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扎根于自然家园与生态审美文化双重语境中，传承且弘扬狩猎民族精神。孟松林的散文《关于市花征集的随想》赞美游猎民族如兴安岭杜鹃花般热烈而赤诚的品性，鄂伦春族凭借“万物至上”的生态理念与狩猎文化传统被称为“兴安岭之王”，鄂伦春民族精神凸显生态自觉与文化自信。 兴安杜鹃花是勤劳、智慧、勇敢、淳朴、善良的呼伦贝尔人的真实写照……历史上，生活在呼伦贝尔大地的古老的游猎、游牧民族更是具有传统的“崇尚自然、保护自然、自觉维护生态平衡”的淳朴的自然观和生态观。 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寄寓鄂伦春人的生态观与审美意识，表达作家的追忆、情感和想象，再现鄂伦春族在新中国东北地域的社会生活和狩猎民族文化传统，传承鄂伦春民族精神和美学思想。总之，鄂伦春族作家文学创作以生态思维为方法，以生态理想为目标，以民族精神为根本。当我们捧读作品时，仿佛打开一部狩猎民族的生态审美文化画卷，它引导读者参与到鄂伦春族生态审美理想与民族精神传承的动力、活力与魅力之中。 四、结语 生态全球化视域下，保护生态、敬畏生命、维护环境平衡的文化传统成为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鄂伦春族民间文学源于兴安岭的生态环境，鄂伦春族现代文学承继民间口头文学传统，作家将追思狩猎生活、敬畏自然、保护生态放在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文学揭示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生态伦理关系，作家在自我与他者的相通与差异中执着于对生态环境的喜爱与眷顾，并且有意识地承担起呵护自然的使命与义务，“至少有两条道路可以提示他们：有两种话语或体裁，通过它们，当代少数民族社团的环境正义想象问题可以被放置于更普遍的环境写作内部，以便阐明两方面的问题。”鄂伦春族文学即生态文学，生态文学在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承担起人类应当担负的生态责任，在文明批判、审美理想和生态预警中传承民族的生态审美文化。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的至高境界在于继承先祖的生态观，否定人类的优越性与中心论，确立生态环境的主体性与神圣性，并将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追随先祖的生态信仰与审美记忆，进而歌颂鄂伦春人尊重自然、尊崇生命、热爱万物的生态审美理想和民族精神。可见，人类只有把自己当作宇宙生命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方能与其他生物平等而自由地共在。 毫无疑问，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也包括网络文学。在数字化时代，鄂伦春族青年一代多以互联网为载体发表文学作品，包括QQ空间、博文、网站帖子、微信公众号等。当下，网络文学通过新媒介传播影响文学创作方式，又通过转化为出版物的方式进入纸媒传播领域。在创作与传播方式上，网络文学与时俱进地展示鄂伦春人的创作才能和狩猎文化传统，亦为读者提供更为快速便捷的阅读空间。希冀研究者能关注鄂伦春族网络文学，鄂伦春族现当代文学在生态危机的文化语境与现实困境中将会大有作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