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往》写于2020年疫情期间，原来的生活节奏被打破了，有一种整个世界停止转动的感觉。面对疫情，自然会有很多思考。我记得有一位印度女作家说：疫情像一束光照见我们以前不曾注意的被遮蔽着的世界的另一面。这句话说的好极了。疫情让我们有了对这个世界重新认识的机会。既然哪里都不能去，那就写作。我不知道《过往》这本关于一个家庭内部的故事有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对于家庭之于个体生命的重要意义，我肯定会有更深的理解。说到底，生命是如此脆弱和无常，微小的病毒就可以轻易把人的肉身击垮，我们更要彼此原谅和珍惜。事实上，这也是《过往》的一个主题。 《过往》写了一位“自私、说谎、逃避责任”，但又是一位可以为孩子舍命的母亲。这位母亲在我们通常的关于母亲的想象中显得另类，这是一位有“自我”的母亲，她一生都在完成那个“自我”，也因此，在传统观念上这位母亲看起来不怎么合格。话说回来，“母亲”这个词为什么就一定意味着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我觉得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任何人都应当有“自我”，要努力表达“自我”并完成“自我”。我觉得在现代社会，这样的母亲其实并不算另类，可能是我们固有的想象把“母亲”这个词框死了，或者说把“母亲”道德化和理想化了。 这首先是一部关于母爱无私与人性自私之间相互矛盾的作品，同时我也试图探讨亲情的本质，探讨血缘、爱以及彼此的宽宥。母亲是这部小说的出发点，相当重要，但我觉得《过往》不仅仅是关于母亲的，里面还有一个父亲，还有三个孩子以及剧团中的一众人等。小说较大篇幅书写了秋生和夏生的关系、夏生和庄凌凌的关系、庄凌凌和母亲的关系，并且这些关系是成长的，连结着他们的前尘往事。这些关系上面有一位母亲，母亲看起来像所有一切的因，其他人物的命运是母亲行为结出的不同的果。我对自己在这个篇幅内塑造了一批各具个性和特点的人物感到满意。 我喜欢萧耳一个说法，是关于《过往》中的母亲和父亲的。小说中父亲留下两出戏，一部叫《奔月》，另一部戏的名字我们不知道。萧耳说，两出戏中戏，一显一隐，母亲和父亲，也是一显一隐，彼此呼应。父亲和母亲最美好的时光是在一座海上孤岛上的琴瑟和鸣。父亲觉得哪怕他和母亲在海上的沉船上一起死了，也是幸福的。而代表着复杂社会的陆地，将要吸纳他们，成就他们，也诱惑他们。虽然我写作时不曾如此想过，我喜欢这样的阐释。 舞台世界是一个相对特殊的世界，也是个颇具戏剧性的场域。《过往》写了一群生活在舞台上的人。对演员来说，舞台就是他们的命。这也是人物行为的一个最基础的逻辑。在这部小说里，母亲如此，庄凌凌如此，王静也是如此，她们天生属于舞台，她们需要舞台提供给她们“氧气”才能活下来。但现实是，曾经辉煌的越剧在现代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处于衰落之中，这更让她们的行为体现出某种伤感和悲凉的底色。她们依旧爱戏如命，但社会已经不在乎她们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