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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飞 李壮  李 壮：青年评论家、诗人。现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有文学评论及诗歌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曾获《诗刊》陈子昂诗歌奖2018年度青年理论家奖、第五届长征文艺奖文学评论奖等。出版诗集《午夜站台》、评论集《亡魂的深情》。  海 飞：小说家，编剧。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等刊物发表小说一千余万字，曾获“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等多个奖项。著有小说集《麻雀》《青烟》《像老子一样生活》，散文集《丹桂房的日子》《没有方向的河流》《惊蛰如此美好》，长篇小说《惊蛰》《花雕》《向延安》等多部。曾任《谍战深海之惊蛰》《麻雀》《旗袍》《大西南剿匪记》《隋唐英雄》等多部影视作品编剧。 李 壮：海飞老师你好。我最近集中读了几篇你的城市题材小说，感觉非常有特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点，是你对故事发生——或者用一个更符合城市文学气质的词，“滋生”——场所的选取。在你的小说里，故事滋生的场所基本涵盖了私人空间（例如家宅或朋友聚会场所）、公共空间（例如餐厅或街道）和人工化的“反人工空间”（例如城市里的公园景区，我称之为“仿自然”或“反城市的城市构件”）等几种最典型的城市空间类型，并且让它们相互交织、循环出现。这些空间非常自然地同故事及人物的理路交织融合在一起，不同类型空间背后的气质和逻辑，非常微妙地呼应着人物不同阶段的情感起伏及内心活动；它们既充当了情节发展的平台装置，也呈现了城市生活自身的经验层次，可以说是对城市以及城市里的人构成了双重的阐释。 我意识到，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多半会对不同类型的城市空间有不同的感知和认同。比如现在年轻人里面有大量的“宅男”“宅女”，他们对城市里的私人空间格外依赖。在形式上最贴合城市、被称为“社交达人”或“交际花”的那一类人，多半会比较适应公共空间。更多的人情况或许比较复杂，比如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咖啡馆；我在家里写不出东西，必须要去咖啡馆坐着，心才能静下来。对我来说，只有在一个敞开的、公共的、充满陌生人气息的空间里，自我独立的精神空间才有可能搭建起来，“主体的溶解”与“主体的确立”在此构成了莫比乌斯环式的对立统一。这种习惯很怪异，很难用惯有的逻辑去解释，但我的确觉得，这种习惯和状态背后，似乎暗藏着一个人与世界相处的潜意识，也暗示着城市经验内在的复杂性。而写作者，往往是对这种潜意识、对经验复杂性最为敏感的一类人。我想知道，你是否对城市里的某类空间、某种场所，有着特殊的兴趣或迷恋？ 海 飞：我迷恋着私人空间，愿意把自己封闭起来。我在我自己的空间里写作和思考。但是，有时候我又迷恋公共空间。无论是咖啡馆、茶室，甚至候机室，高铁和飞机上，很多时候我也在潜心写作。这是两种不同的状态，相当于周伯通的双手互搏。这可能跟我超强的适应性有关，我适应在这些空间里工作，我对所有陌生的城市充满着好奇，同时也能很快地适应每座城市的生活。哪怕是海外的城市，我置身其中时，也没有违和感。 就像适应生活与写作，我适应城市。私人空间里的写作，会让我很快地进入状态，密集或者高强度的写作，更适合这样的空间。但是在公共空间，适合快速阅读，整理资料，考虑大纲，处理一些工作或生活中的杂事。必须承认，公共空间让我感到惬意。但是不管是哪种空间，都需要充裕的时间来支撑。 从生活的角度而言，我喜欢那种大开大合的空间。比如有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的空间，我把自己敞开，站在玻璃前踱步，思考，喝茶，看风景，打电话……同时又希望有的时候用巨大的窗帘，挡住所有的光线。我置身黑暗，在心理上，黑暗中大概更容易拥抱自己的灵魂。 仔细想来，这样矛盾或者说兼容的状态，可能意味着一种对世界的接纳。我的小说中，也经常会有这种状态。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空间可以是一条河，也可以是乡村之上辽远的天空。我觉得这一切的空间，都不是我的，但又都是我的。因为我在其中，因为我在享用。 李 壮：在《我们生活在城市的迷雾中》这篇文章里，你对自己居住过的几座城市做了速写。我想起我年少时居住的城市，青岛。那是一座很神奇的城市，它的老城区遍布民国时期的欧式老洋房，看着特别像博物馆或者文物保护建筑，但一直还在被使用。落漆的红木窗框底下常常挂着海尔空调外机，茂密的爬山虎下往往撑出一副伸缩式的不锈钢晾衣架，上面晾着破洞的花内裤和老头衫。再细看的话，你多半还会在玻璃后的窗台上发现囤积的青岛啤酒绿玻璃瓶。最诗性的想象和最世俗的生活痕迹纠缠在一起，产生了很特别的城市性格特质和审美感受。这种特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性情与写作。在你的这些城市文学小说背后，有没有哪一座城市的影子是特别根深蒂固的？ 海 飞：从写作的角度来说，离我心灵最近的城市是上海。我觉得这是我的故乡。我所说的故乡，和传统意义上的故乡不是同一种释义。我说的故乡，是让我心灵熨帖的地域。当然，我的母亲是上海人，也可以说上海是我的半个故乡。 我的童年与上海密不可分，在我的记忆里，大半的时光在这儿度过。我的外祖母家不在繁华的地域，我在那儿度过了烟火气浓郁的弄堂生活。弄堂从某种意义上，是十分有故事的地方，同样是更接近文学的。我的出生地是诸暨的农村，村庄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在血脉里生成了最初的根深蒂固的世界观。我现在生活在杭州，却始终有漂着的感觉，仿佛是一个城市的借居者，或者说是过客。我觉得我的内心，更依恋上海和诸暨。那是有根的地方。 而影响着我的写作的，一定是上海。在上海短暂生活的时期，我开始接触阅读与写作，甚至开始迷恋上海的过去。一座城市的变迁是巨大的，没有变的是黄浦江和苏州河，一百年前是怎样的流向，现在还是。我最喜欢的是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的地方，江和河的交汇，就是一种碰撞与交流，文学也是一样。那儿有一座铁桥，叫外白渡桥。这座桥是标志性的地标建筑，是影视剧中经常出现的上海符号。我喜欢在这座桥上停留。在新小说《醒来》和《苏州河》中，做了大量的对这座桥的描述。 李 壮：你小说里面的人物，常常处在一种犹疑、飘荡、不确定的生命状态之中。《猜谜语》自然不必多说，这本身便是一篇关于身份、命运之多重可能性的作品，分裂和悬疑的气质贯穿始终。《像老子一样生活》《我叫陈美丽》似乎温和一些，但“不确定”依然是小说的内在气质，它塑造了小说人物的形象魅力，也构成了故事发展的叙事动力。据我了解，你正在创作“迷雾海”系列小说，我是否可以理解，“迷雾”这个词，同样指向了城市生活和城市性格那种巨大而迷人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海 飞：《像老子一样生活》《我叫陈美丽》是我早期的作品，相对写实，写人生，写人生之中无穷尽的可能，写城市人在欲望、情感与平淡生活之中的挣扎与徘徊。我其实有很久没有写短篇小说了，大概有十年时间，现在开始抽空写一些，是因为我对一类小说开始充满了好奇。它不是侦探与推理小说，写的同样是人在城市里的状态。我把这组小说命名为“迷雾海”系列，是因为这些小说，带着悬疑的气息，涉及时空的转换，涉及人类的精神疾病，涉及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一些写法，涉及城市最深处的一些秘密。 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打量杭州这座城市。我看到楼下蚂蚁一样的人群，看到有人开着豪车，有人骑着电瓶车；看到有人进出高消费场所，有人在底层烟熏火燎地生活。他们社会身份不同，而相同的是，各有各的秘密。除了觉得人各有秘密，我甚至觉得城市有城市的秘密，一幢建筑，有建筑的秘密。一个机构，一家公司，一所学校，甚至收费站，物管处……都有秘密。这些秘密的存在是合理的，甚至对于小说家来说，有着些许的美丽。就像微生物，占据着我们的身体，有好有坏，存在共融。另外我对岛城也有着迷恋，一半是因为陌生，一半是因为岛容易发生一些故事。 在我生活的杭州，密布着用于监控的摄像探头。但我想岛城的摄像头会相对少，远离市区的岛域会更少。那么，秘密就会藏得更深一些。我正在创作的《13间房》就是这样来的。至少有一半，是因为我对岛始终怀有好感。 李 壮：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话：“每个人，无论是最高贵的还是最卑贱的，心里都揣着一个秘密，假如这个秘密被公众所知，他就成了大家痛恨的人。”本雅明在这本书里对波德莱尔与十九世纪巴黎之关系的分析，是我们今天讨论城市文学时依然绕不过的“经典文本”。围绕着“秘密”，本雅明重点分析了“密谋家”“游荡者”等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在城市文学中看到的那些最诱人、最具光彩的人物形象，依然很难溢出这两种经典的形象谱系。你所迷恋的“迷雾”，是否同样深具“密谋”“游荡”的气质？在你看来，二十一世纪的北京或上海，同本雅明/波德莱尔意义上十九世纪的巴黎相比，又有哪些理应被文学捕捉到的异同？ 海 飞：“密谋”“游荡”是美好的词，我相信我所迷恋的“迷雾”中，拥有一部分“密谋”与“游荡”的成分。世界多元而精彩，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陈述故事时应有的气息，这种气息因作家而异。我甚至觉得，不是“迷雾”之外还有别的种类的小说，而是“迷雾”可以放大到适应大部分小说。但是我想，这和本雅明眼中的“密谋”“游荡”是不同的，我眼中的“迷雾”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如雾里看花，有诡异，有神秘，有邪恶，有太阳底下能照见的谜底。更多的，是人性最深处那种复杂性，它永远存在，美丽而邪恶，清纯而庸俗。 我对本雅明只有十分粗浅的了解，以他的年龄建立的理论，我想是宏阔的。如同波德莱尔意义上的十九世纪的巴黎，也是宏阔而多变的。这座著名的城市，忧郁、诗意、浪漫，同时又是欧洲资本主义狂飙突进、资产阶级风起云涌的风口。这好比浙江地域上经常可以看到的台风来临前的景象，云层飘移，风吹门窗，天光白亮而阴沉，树叶和飘带的舞动有一种不确定的美丽…… 我特别喜欢这种多变的状态。它是生动的，活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有时候我觉得这很像海市蜃楼。但是同时，二十一世纪的北京和上海不是海市蜃楼，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不能以科技变迁来说事，但是现代化城市有着专属于它的秘密，它的触须深长，有胡同弄堂和摩天大楼，当然也有天空与地下，甚至时空隧道、折叠空间、四维空间和外星人，当然还有梦的成像师，梦的制造者。更有甚者，也许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场…… 这些都只是想象，当然也许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没有改变的，永远是那种明亮、高光、阴郁、纠结、欢畅、恣意、病态……的人生。而大城市里的人生，永远和小城市里的人生不同，有时候甚至会相反。除此之外，我甚至还觉得，城市本身就是一种可以书写的载体。比如先有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接着叶兆言老师和邱华栋老师分别写下的《南京传》《北京传》。在几年之前，我也想过开启五座城市“谍战之城”的写作计划。 李 壮：我在许多文章中都谈到过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一九九〇年前后出生的这一代写作者，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在“作为常识”的都市经验中集体成长起来的作家。我觉得这很微妙也很重要，城市对我们来说从来都不是一种震惊性的冲击经验，不是我们观看的对象或他者，它变成了我们自身，相关的经验和动作变成了无意识，变成了肌肉记忆；进而，从我们睁开眼睛的第一天开始，城市经验就已经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地褪色、折旧。我们面对玻璃巨厦时的感受，就如同老一辈写作者面对他们的麦田和大山，那样亲切，而又那样厌倦。因此，在我的同龄人笔下，城市和城市中的生活，不仅不再刺激、危险，充满未知和希望，甚至还正在变成衰颓和怀旧的表征，这正在与写作者自身的衰老同步出现。这是我所观察到的城市文学的小小新变，它看似不起眼，但背后关联着许多值得关注的话题。 因此，我对你《像老子一样生活》的结尾特别感兴趣：一个筋疲力尽的女人，开着最后一趟即将停运的公交车，像举行某种仪式般驶出了这个故事、驶入了永无尽头的生活。这忽然让我想起了九〇后作家王占黑的《去大润发》，那篇小说里也专门写到了即将停运的巴士车以及巴士车背后已然衰落的大卖场。我觉得这非常有趣，以往提到“废墟”“怀旧”，肯定绑定着乡土书写；城市是新生的嘛，是时代的发展方向嘛！但现在，越来越多不同以往的经验和想象出现在了小说之中。包括《猜谜语》，前后十六年的时差，地铁站和邮政亭的景观切换，其实也呈现着人与城市隐秘同步的沧海桑田。——最能体现文学性的，不再是城市与人的“新”，反而是城市与人的“老”。这是否是一种有意识的处理？在你看来，中国的城市文学，在未来面临着哪些“新”与“变”的可能？ 海 飞：我所生活的杭州城，每个周末都有四面八方的人涌来。其中最多的是上海人，他们周五下班后乘高铁一个钟头就到了杭州，像度假一样。杭州有上海没有的水气氤氲和绿意汹涌。而我生活在杭州的城西地带，那儿原来只是一片农田，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也是在那片区域。这个医院，其实就是精神病医院。这让我产生了很多的联想，以二十年这个时间单位来计算，二十年一眨眼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杭州开通地铁后，对于不会开车的我来说，简直是一种莫大的福利。我喜欢地铁晃荡的车厢，它在黑暗中穿行，但是地铁车厢内部却是白晃晃的灯光。每个人像皮影一样，低头看着手机，打着电话。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们在进行恋爱，还是预谋杀人？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每个人都深藏着秘密。 《如月车站》《猜谜语》就是这样来的。除了写人，除了写人的思想和精神，行为和动机，事实上更在写一种感叹，感叹物是人非。我看到徐渭的画像，都会觉得这人不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位同乡老先生吗，他大概也就三五年前故去。而事实上，他生活在明朝末年。 城市是被压扁了的一张照片，里面蕴藏着无穷的秘密。我觉得所谓的“新”，是一种形式上的表面化的新，并没有太深的“根”。我有一个新小说叫《江南役》，写的是明万历年间的杭州城，那时候的生活，气候，人事，才是一种新。是我们想象中的，或者说因为充满了新鲜感而向往的新。张爱玲笔下的城市，和当下的城市生活，大同小异。因为没有变的是“人”，是人的想法和欲望。 我想象中的城市文学，是一个多元混沌的世界。不同的读者都会找到自己的需求，也会看到小说中对应的自己。城市不一定只属于人类，也许是人和神共存，人和巨兽共存。我们一直在说的四维空间，究竟存不存在。如果存在，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大吃一惊。 《海上钢琴师》算不算城市电影？我觉得算。一条船就是一座城，所有的一切和城市生活是一样的，特别是人。总之，在我眼里，城市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城市有多大，城市小说就有多大。而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就是一座城。 原载本刊2021年第7期“城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