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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所探讨的热点。一般认为，政治文化是实现文学伦理政治价值的主要方式。作为文艺形式之一的文学，除其文艺美学价值外，同时还具有更加直观和形象的政治舆论宣传作用，从而构成了政治美学的价值，因而也被视为“意识形态助手”，被赋予了伦理道德教化与传播某种思想意识的重大作用。无论“文学是人学”的论点是否准确，文学对人的关注却是国内外学术界所普遍公认的，因为文学家在创作中给予更多关注的是人与他人、家庭、性别、种族、民族、阶级、社会、国家以及国家与国家、人类与自然等人际关系。人在由自然存在走向社会存在的过程中，就必然在社会存在的人际关系中形成一定的关系。受生产关系的制约，人际关系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会在社会的结构中形成人类群体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 文学是通过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和强大的思想感召力来对社会的进步发挥其意识形态作用的，因为文学“自古以来就承担着诸多的伦理道德教化甚或统治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1]文学的政治价值体现在其意识形态功能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因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2]扛起“抗议文学”大旗的理查德·赖特，其作品中蕴含的政治内涵十分丰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政治通常有两种分支：一是表现社会伦理的“元政治”；二是代表社会群体即利益集团的“权力政治”。前者考虑的是政治的正义性，后者则指权力关系中依托硬权力对国家机器的掌控。显然，除政论性文学、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以外，绝大多数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政治价值均在于前者，即作家的文学创作是对伦理政治所作的人学思考。因而，心理层面的政治文化是文学与政治结缘的主要结合部。[3] 美国内战之前，黑人主要集中在南方种植园里劳动。这主要和南方的经济结构有关。南方的经济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种植园主经营大面积的种植园，靠农作物的收成获利。由于大规模的种植使南方种植园主发展了蓄奴制度来满足大面积需要的人力。随着南方种植园规模的扩大，对黑人的需求量也在急剧增长，从非洲贩卖黑人的白人增加了对非洲黑人的跨地域转移。有资料记载，黑人在从非洲到美洲的路途中死亡率非常高，其原因是船上的环境极度恶劣，狭小的空间使肆意滋生的细菌得以泛滥，造成大批的黑人死于中途。健康的黑人能活下来是一种幸运，但不幸的是他们还要遭受更多的活着的苦难。 种植园时期的黑人在生活上是极其艰苦的。从黑人离开非洲大陆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陷入生存困境之中。物质上的贫苦只是他们的痛苦之一。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非洲大陆的生活已经进入一个稳定期，黑人原本过着幸福、 简单的生活，文化上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黑人从非洲被贩卖到美国，被当作劳动的工具在种植园中为白人获取经济利益。美国南方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亚热带和热带，夏天热浪袭人，黑人每天都在棉花田里耕种，在甘蔗林里忙碌。白人奴隶主提供给他们简陋的住宿环境，最基本的食物，仅能维持黑人的生存，完全谈不上生活的幸福与否。种植园的悲惨生活是对黑人精神的一种摧残。黑人在种植园的劳动对他们是噩梦一般的存在。黑人在劳动的时候会有监工拿着皮鞭在周围监视，监工对他认为表现不好的黑人施以惩罚，对此黑人没有申辩的权利。由于黑人被严格的限制人身自由，黑人之间的交流不多，黑人斗争都是小范围的，效果也不明显。黑人笃信基督教。他们把自己对幸福的渴望倾注在上帝身上。 美国内战之后，黑人名义上得到解放，表面上获得了自由的身份。但南方整体的经济并不乐观。战后很长的时间内，南方并不能适应旧的种植园经济已经解体的现实。南方成为北方原材料的供应地，其经济明显低于工业化的北方，可以说南方从曾经的极盛时期转入发展滞后的阶段。与充满变革气息的北方不同，美国南方依旧在传统的边缘徘徊，对黑人的歧视在白人中仍很普遍，他们无法正视曾经是自己奴隶的黑人现在可以拥有自由的权利了。在他们的眼里，白人的优越与生俱来，就像黑人是劣等种族不可改变一样。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整个美国的经济遇冷，数百万人流落街头，寻找工作，这对南方低迷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8年宣称“南方问题现在是美国的头号经济问题。”[4]整个南方的经济环境都是如此糟糕，南方黑人的生活境况可想而知。 面对如此畸形的社会结构，“土生子”别格的内心是孤独的。别格的父亲被白人杀害了，他的家里还有母亲、妹妹和弟弟。他并没有因为家庭的存在感到幸福。母亲每天都在为一家人的吃住犯愁，这样的生活使别格感到讨厌。一家人挤在一个狭小发霉的房间里，对家里的每一个人来讲都很不便。但即便是这样简陋的房间，有些黑人仍然住不上，这使得别格的母亲满足现状，不敢有任何其他的奢望。面对待业在家的儿子，别格的母亲劝说他去接受道尔顿提出的工作，否则救济会要停止给他们家提供救助金，那么全家人就没有地方住，也没有饭吃了。其实，别格的母亲希望别格能够到白人道尔顿家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一家人可以住好一些的地方，不用像猪一样生存。别格对这样的无可选择感到愤怒，他不知道怎么才能释放心中的怒火，他跟母亲顶嘴，对妹妹冷言冷语，用这样的方式排解心中的苦闷。别格的母亲和妹妹对白人的做法并不感到痛恨，她们的头脑中想的是听白人的话，提供给什么样的工作就去做什么，还要努力地认真地做。别格的妹妹被别格拿着的死老鼠吓昏了过去，醒过来还惦记着去学缝纫，她不会像别格一样考虑是否喜欢白人提供给她的工作，因为她知道，她早日可以帮家里挣钱，家里的贫困就会有所改善。别格的母亲和妹妹跟别格的思想的不同让别格无处交流，虽然有家人在身边，但他是孤独的。别格是个有感情的人，但是却放任自己远离家人，独自感受孤独。即使是别格的朋友们，也并不能真正让别格感到开心。别格和朋友都意识到白人对自己种族的歧视。但当别格抱怨，“他们干嘛让我们住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里，他们干嘛不让我们驾驶飞机，管理轮船”时，别格的朋友盖斯对他说，“嘿，黑鬼，别这么想啦，你会发疯的。”[5]尽管别格的朋友对白人的歧视都很愤怒，但是他们都选择不去思考，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别格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偶尔会抢劫，但他们都是只对自己的同胞黑人的店铺下手。当别格提起去打劫曾经提过的白人店铺时，大家用各种理由击退别格，最终别格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在别格朋友的内心里，对白人的惧怕和别格的母亲和妹妹一样根深蒂固。他们缺少别格的反抗精神，不敢去挑战白人的权利。别格虽然每天都和朋友们一起虚度，但他们并不能给予别格精神上以任何慰藉。 在论及文学与政治两者之间的相关联系时，埃默里·埃里奥特教授指出：“话语不能决定性地表达内容，所以在政治言说中做出的任何结论不一定就属于政治方面的话语，但是，文学作品以激进的政治声明形式出现，却使该类文学作品的性质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全新社会。”[6]文学具有意识形态层面舆论宣传的内在功能，同时又以虚构方式作为创作的基本途径，所创作出来的文本在形式上属于寓言或神话王国的层面，因而其象征性意义并非是单一性的。文学家通过自身的经历、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科学的推理能力，反观现实社会中的结构或反观历史中人类群体的集体意识，通过寓言叙事的方式创作出具有集体思考与憧憬意义的作品，使文学形成了一种舆论的媒介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赖特的抗议文学，其背后的政治蕴涵并不仅仅是反抗暴政和压迫，更在于推翻暴政后的建设，在于如何将美国——事实上已经成为非裔美国人的真正故乡——建设成为真正美好的国家。 20世纪初黑人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如火如荼的地发展起来，黑人的艺术才能开始受到白人的重新认识。这些来自于中产阶级的黑人作家致力于描写生活在美国底层的黑人的生活，他们不再回避描写黑人贫民区的食不果腹的生活，及肮脏的居住环境。这时期的黑人作家让作品中的黑人“表现自我，振兴美国黑人文化，寻求以尊严的姿态进入美国主流社会”[7]这场文艺复兴运动不仅为美国黑人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学和音乐，更激发了他们埋藏在心底对自己种族的认同感，增强了黑人反抗白人、获取更多自由的信念。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虽是以文学和艺术为主题的复兴，但是参与到哈莱姆文艺复兴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家都受到黑人反抗运动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表现出黑人作家对反抗运动的高度认识。阿兰·洛克认为黑人文学革命的使命是：黑人应该用文学来建构美国黑人的社会身份，黑人文学艺术的使命在于重新阐释和塑造黑人的自我形象。[8]尽管黑人作家们并没有将战斗的矛头直指白人，但在作品中所宣扬的黑人种族的自豪意识已渐入人心。 以赖特为首的“抗议”小说作家受到“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普遍以美国底层黑人的悲惨生活为主题，但是“抗议”小说不再单单是为了向美国白人及世界展示真正的黑人生活，也不是为了提高黑人的自豪感而写作，而是为了控诉白人社会的不公正，以及对黑人的歧视和压迫。除了黑人作家的努力，还有政治运动在黑人中推进。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及其左翼理论在美国的影响逐步扩大化，黑人工会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黑人逐渐开始认识到政治权利对自己种族的重要性。不仅如此，随着黑人文化的不断丰富与发展，黑人文学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自身特色，有了艺术上的自觉，这使得黑人文学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另类的族裔文学——或者说，是自身的“新奇感”在逐渐减弱，而本质上的文学性在不断提高，甚至开始影响美国以白人为主导的主流大众文化。应该说，这些都是黑人文学发展的必然内在逻辑。随着黑人文学与艺术的不断完善，美国黑人作为一个种族本身获得了更多的了解和尊重，这是艺术的重大社会功用之一，从而促进了民权运动的发展。 非裔美国文学最突出的美学特征是隐喻性。隐喻就是以事物间的某种时空的邻近性，特别是以某种抽象形态的相似性为基础，通过广泛的类比作用，构成的隐喻性的表意程序。[9]“美国黑人传统中开始阶段就是隐喻性的。在白人统治的社会里，他们不这样就无法生存。黑人是比喻大师，他们说的是一件事，指的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这是他们在白人文化压抑中求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10]对生活在白人统治下的“二等公民”黑人来说，言论自由很容易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黑人在这样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人身自由的社会中找到了一种表达自己的极佳的方式，即采用他们所擅长的隐喻的话语模式，即表面上说的和其隐喻或意指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在黑人文学传统中，隐喻的使用具有黑人种族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特殊的文化特色。在《土生子》中，几次出现“墙”的隐喻：别格在道尔顿家认识了在读大学的白人小姐玛丽，后者对别格的关心、帮助令别格感到尴尬，生怕因为玛丽小姐的原因而丢了这份工作；玛丽小姐和她的男朋友邀请别格去饭店更加让别格感到难堪、不自然。在种族隔离的制度下，白人与黑人的公共区间的界限十分分明，别格在百般无奈下和白人坐在了一张桌子上。玛丽认为自己是对别格的善意，这一“善举”却给别格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扰——别格坐在那里，身边却像有两堵墙，让他感到窒息。显然，无论玛丽怎样努力地弥合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隔阂。玛丽近似于强迫别格一起吃晚餐的行为本身就是对黑人“二等公民”地位的承认。黑人与白人之间不仅仅有种族隔离的分界线，无形的障碍也是阻碍黑人融入美国社会的主因。在这里，“墙”的隐喻不仅表现出主人公内心的困扰，更可视作社会上对黑人的普遍歧视与敌意。在黑与白的二元对立世界中，“白色”的隐喻无处不在，如同巨大的网一样。《土生子》中主人公别格与他的黑人伙伴玩的一种游戏叫作“白人”：别格和朋友们扮成白人军官和士兵的样子说话，别格和小伙伴们都对白人怀有恐惧的心理，但是内心却又对白人自由的生活很是向往。白人可以当官，可以对别人发号施令，这样的生活对底层的黑人来说只能是孩子们口中的游戏而已。种族歧视这只拦路虎挡住了贫穷的黑人孩子们成长为一名长官的可能性，种族隔离制度严重损害了黑人孩子们接受更好教育的权利，而即便是教育本身，也更多地带有白人所构建的意识形态色彩，其目的在于为白人无耻披上了合理化的外衣。更多的白色隐喻，例如玛丽的两只白色的小手，道尔顿太太的“飘荡的白衣服”、白脸、白发与她的白猫这些无处不在的白色将小说笼罩在了白色的压抑与恐怖之下。在这里，无处不在的白色隐喻着社会普遍存在的白种人优越论，更以这一冰冷的色调象征着社会氛围的冷漠与顽固。与之相反，黑皮肤的别格代表着千千万万的受压迫的黑人：如果说他的杀戮、分尸象征着黑人压抑已久的爆发，那么他的死亡本身则带有为种族牺牲的悲剧色彩，激励着黑人族裔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非裔美国文学的现实性值得关注。这里的“现实性”既指叙事本身所具备的写实性与现实主义美学，也强调作品本身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其政治方面的贡献。真实的文学才是能打动人的文学，也只有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才能流传下去，获得人们永恒的赞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十分重视和强调现实主义的真实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艺术从要生活中起步，用艺术表现普通人最普通的生活，把生活中的人物重现在文字中，用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展现现实的问题。艺术作品应当具有现实性与真实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文艺的真实性是指文学艺术对社会生活原原本本的再现出来，以文字的形式将生活及人物真实的刻画出来。作家在展现文艺的真实性时首先要摸清客观现实，能够真实地反映生活的现实场景。作家要客观真实地厘清现实社会关系，揭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作家在作品的真实性方面需要注意艺术描写技巧的生动性，将静态的生活场面动态化。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强调作品的政治倾向性不能脱离真实。在这里“倾向性”指的是作家在作品中展现的个人的阶级立场、道德意识、爱憎情感、理想追求等。赖特等“抗议小说”作家以抗诉美国社会对黑人的不公待遇，以及唤醒沉默中的黑人奋起反抗争取黑人种族自身的权利为倾向性。 赖特小说中的美学特征服务于赖特“抗议小说”的本质。在赖特小说美学特征的修饰下，它宣扬的是在白人的歧视和压迫下，黑人不会停止抗争，不会停止对黑人应有的与白人平等的权利的争取。政治权力是每个人向社会赋予他在自然状态中所有的权力，由社会交给它设置在自身上面的统治者，附以明确的或默许的委托，即规定这种权力应用于为他们谋福利和保护他们的财产。这一权力既为每个人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11]别格的反抗不只是他一人的反抗，而将是千千万万黑人迸发出的抗议。从这个意义上说，赖特小说中的美学风格与政治内涵是高度统一的，前者是后者在文学实践上的体现，后者是前者形成的背景与内在推动力。 文学的基本价值是文艺美学价值。然而，文学除文艺美学价值以外，还有多层面的价值，或称文学价值的增值。政治学是研究国家理论的一个学科，其价值体现在采用某种形式将社会无法解决的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社会能够形成良性运转。文学的意识形态作用恰恰有助于解决或缓解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方方面面的矛盾，进而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这个契合点就在于文学的学科包容性，因为无论是从反映论还是从本体论出发，文学作品涉及的领域都是广泛的，政治也在其中。[12]尽管就文学是否可以完全与政治脱钩而成为纯粹的“美学形式”，这一点尚存争议，但对于黑人文学等少数族裔文学而言，政治性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对政治现状的不满催生了黑人文学中的反抗精神以及冷静的现实主义笔触，而与现实政治的呼应也增进了黑人文学的社会价值。 西方思想史上有着悠久的政治伦理学传统。作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政治伦理关注幸福和德行问题上的涵盖论（统一论）和理智论（分裂论）之间的争论[13]，以及将政治构建的合理性问题与关注个人与整体利益的伦理思辨相结合，以讨论广义上的个人、家庭或狭义上的政府、立法领域上的“至善”为目标。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14]实际上，在这段论述中，亚里士多德已经暗示了文学作为一种伦理叙事的可能：由于言语是人类本质的特征，因此在表达观念和义理等方面，文学具有先天的巨大优势。现代学者对于文学的伦理属性也有着清晰的认识。文学就其本质而言，如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所述，乃是一种包含着伦理的叙事，因为“严肃的艺术暗示着一种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可以用哲学术语甚至各种哲学体系来加以表述。”[15]由于文学具有意识形态层面舆论宣传的内在功能，同时又以虚构方式作为创作的基本途径，因此所创作出来的文本在形式上属于寓言或神话的层面，因而其象征性意义并非是单一性的。文学家通过自身的经历、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科学的推理能力，从描绘个人心理意识出发，进而反观现实社会中的结构或反观历史中人类群体的集体意识，通过寓言叙事的方式创作出具有集体思考与憧憬意义的作品，使文学形成了一种舆论的媒介力量，达成内在的伦理需求，或对现有的伦理秩序提出质疑。 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伦理政治可以是其最终目的与主旨，而由于文学终究是以塑造人物为主要手段，这就使得通过心理因素表达政治伦理要求成为可能。事实上，尽管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压抑主要揭示为性需求得不到满足，或童年时期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荣格更将人类的某些心理活动融入更加玄妙的“集体无意识”，这一切都使得文学中的心理描写看似与现实政治并无关联。但是，正如马克思“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揭示的那样，任何心理因素都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环境的塑造；反过来，心理因素也是促成各类社会现象发生与社会结构调整的内在原因，二者是互相作用的二元关系。从映射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物的心理压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斗争等方面，与社会对个人或某一族群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压迫具有隐喻意义上的同构，这也是作家通过个人的经历反映社会现实的基础。胡铁生教授指出《土生子》“由本我达到自我，为现代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开了先河。特别是在对人的心理机制方面，从社会存在入手，对主人公别格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索，尤其是在别格的变态心理描写上，赖特一方面跳出了弗洛伊德性本能压抑说的圈子，突出了来自社会的内心压抑的因素；另一方面，又打破了萨特存在主义关于人的‘自由选择’理论的局限性”。[16]这进一步说明赖特笔下的心理描写不仅仅关乎人格的塑造，更蕴含有丰富的政治意蕴。 赖特的小说创作实践可以被视作是赖特政治观念与伦理判断的重要表达方式，值得进行深入探讨。对于赖特来说，由于其黑人的种族属性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无疑使他更多地站在弱者一方，为弱者发声，充分地、真实地描绘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号召弱者的团结与反抗；另一方面，对于弱势群体中的一些固有缺陷与顽疾，赖特也并不讳言，并给予了善意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赖特的伦理政治观念并非一成不变，如果说早期的《大小子》和《土生子》等作品更多地倾向于为黑人族裔发声，控诉白人对黑人的压迫，那么到了后期的《野蛮的假日》以及《长梦》等作品，应该说，赖特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种族意识的限制，既对原本出于对立面的白人族群予以理解和同情，也对黑人族裔中的败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赖特的政治伦理是站在弱者一边的伦理，但绝不是认同弱者自身的全部价值观，而是从人类社会与历史的整体出发，探讨弱势群体（如退休职工、妓女等）如何与强势群体沟通和抗争，最终获取应有的尊重和权益，并克服自身的内在缺陷，从而求得社会的整体进步。 西方的种族歧视观念由来已久，这与古希腊以来便已根深蒂固的主/客二元观念密不可分：正是由于区分他/我、主/客、高/低、贵/贱的需要，在所谓的文明发展史上，发展相对滞后的黑人自然被视作劣等，而其外貌体征上与白种人的差异则更进一步被种族主义者借题发挥，冠以“人种学”之名对黑人进行“合法”地歧视；一系列种族隔离、街区空间规划等制度的建立，则试图将这种看似稳固的主/客二元关系延续下去。事实上，不止是黑人，任何基督教文明之外的文化都有可能被归纳进这种僵化的二分体系中，遭到毫不留情地打击甚至屠杀：从中世纪的十字军入侵阿拉伯地区，到二战前后多个欧洲国家对犹太民族的驱逐、压迫和屠杀，无不体现出这一主/客二元观念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二分法实际上并非仅仅局限于西方，随着西方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张，许多被压迫的民族同样也落入了这一思维陷阱。虽然这些原来被划入“客体”的弱势民族或弱势族群试图“反客为主”，但只不过是将原有的关系颠倒过来，本质上并未改变这一不平等关系。实际上，赖特相对早期的作品《大小子》及《土生子》基本仍延续了这个框架，无论是朴实的大小子还是冷酷的别格，他们都扮演着被压迫者的角色，而他们的反抗，无论出自于被迫还是有意识的还击，实际上仍然无法摆脱你死我活的对立局面。相比之下，白人在这些作品中实际上依旧占据着主人的位置，既能置黑人于死地，同样也能对死刑犯施以援手。从这个意义上说，赖特在中前期的思想，就小说创作而言，依然受限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想。 但是，随着赖特对美国现状及种族问题的思考日渐深入，在他的《野蛮的假日》及《长梦》等中后期作品中，白人与黑人不再是简单化的强/弱二分，而是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镜像”关系。例如在《长梦》中，黑人青年菲希利一家来自一个黑人中产阶级家庭，他们不再像大小子和别格那样生活在社会底层，扮演着被压迫者的形象——恰恰相反，他们同白人一样通过压迫其他黑人获取经济利益，其残酷性与不平等性打破了传统抗议文学中“黑人等于弱者”的思维定势，也表明赖特对于人性更深刻的洞察。在《长梦》的世界里，金钱成为控制人物行为、决定人物命运的终极力量，这表明了赖特更倾向于从普遍的经济利益角度去理解人性，而不仅仅是不同族裔间固有的隔阂与偏见。更能体现赖特超越二元对立政治伦理的小说自然是《野蛮的假日》，在这部小说中赖特舍弃了黑人主人公，转而塑造一个出身底层、同周围白人环境格格不入的白人形象福勒。实际上，福勒对于他人的冷漠与虐待，某种程度上恰恰与《土生子》中的别格互为镜像，这一点十分耐人寻味，表明赖特不再简单地把白人视作对立面，而是试图去寻找酿成社会惨剧的根源——亦即冷酷的权力关系与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正是这些因素加深了福勒的存在危机，从而导致了最终暴力血腥的结局。福勒的焦虑心理与暴力倾向，恰恰又是一系列二元对立结构所致，从工作上的在职/退休，到财富上的富有/贫穷，再到男女关系上的控制/被控制，他本身既是某些关系中的客体，又试图在这些关系中占据主导的地位，这种权力关系既来自他个人的性格特质，同样也来自社会整体的话语结构。 从总体上看，赖特小说中体现出的伦理政治始于展现黑人与白人的二元对立，逐渐转向超越种族、阶级与文化对抗，进而向透视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层结构迈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赖特逐渐超越了以往黑人作家倾向于表现白人压迫黑人、黑人奋起反抗的传统模式，以更加客观、非脸谱化的方式描绘真实的美国底层社会状况，这使得赖特不仅作为黑人作家为黑人族裔贡献良多，同时也对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有益的见解。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指出：“从18世纪末的最后几十年到19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内，一些现在来看非常重要的词汇首次进入英语常用语的行列，或者原本已经普遍使用的词汇在此时期获得了新的重要意义……它们便是工业、民主、阶级、艺术和文化。”[17]这段论述明确表明，文化作为一个独立概念，实际上是随着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发展而产生的，即“包括物质、智性、精神等各个层面的整体生活方式。”[18]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作为人类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等领域之变革所产生的一系列回应。美国文化以其多样性和大众性风靡世界，对内有着强大巩固的统治力。但就其本质而言，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带有冷酷的资本逻辑，对于历史上长期以来存在的种族歧视等问题采取“存而不论”的默许态度。对于赖特等黑人作家来说，如何用笔做武器，推翻这种看似牢不可破的文化霸权，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紧要问题。赖特以其《土生子》、《长梦》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塑造了具有行动力与反抗精神的新黑人形象，以此冲击了美国白人所主导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观；而《野蛮的假日》等以白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则具有相当大的突破意义，它表明赖特不再仅仅局限于种族主义的表象，而是试图以白人男性主人公的精神焦虑映射出资本主义社会下被扭曲的人际关系，其锋芒直指美国社会的种种积弊，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这表明，赖特一方面作为黑人作家的代表，倡导黑人的权利，探索黑人文学的自身特点；另一方面，赖特的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黑人种族，随着他理论与视野的丰富，赖特小说的表现题材与手法均有了很大拓展，开始站在更为抽象与全面的高度思考人与社会、人与存在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董学文、陈诚：《“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本质论浅析》，《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3] 胡铁生、张晓敏：《文学政治价值的生成机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4] 王晓姝：《哥特之魂——哥特传统在美国小说中的嬗变》，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26页。 [5] 理查德·赖特：《土生子》，第150页。 [6] Elliot, Emory. ed.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 p1076. [7] 黄卫峰：《哈莱姆文艺复兴研究》，第2页。 [8] Napier, Winston.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41. [9] 罗虹：《当代非裔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76页。 [10] 罗虹：《当代非裔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26页。 [11] 洛克：《政府论》，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5页。 [12] 胡铁生、张晓敏：《文学政治价值的生成机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3] 程新宇：《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的内在张力》，《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1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页。 [15]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16] 胡铁生：《社会存在与心理动机——论〈土生子〉别格的人格裂变》，《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17]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1页。 [18] 同上，第4页。 （选自《理查德·赖特小说的思想内涵研究》第二章、第三节“伦理政治在赖特小说中的反映”，张晓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