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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湖北 散文 2020年是湖北散文数量创新高的一年。在写作本文的前期准备过程中，我阅读到的在传统纸媒和新媒体上公开发表的散文数量高达四百多篇，还有李专的《崇山之阳》、方钰霆的《人间知味》、叶雨霞的《温暖如你》、杨庆甫的《心歌如云》、静月清荷的《秋尽一身轻》等多个散文集。而我深知，相对全年湖北散文作品的丰硕成果，我所搜集到的作品并不全面，尚有众多遗珠。事实上，要做到绝对全面的概览全年的湖北散文创作，也是一个难以达成、过于理想的目标。首先，这是因为2020年的特殊性。过去的一年是必然会在史书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一年，也是每个微小个体都真切体会到历史在场感的一年。尤其是对于年初处于疫情中心的湖北民众来说，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深刻感觉到，自己不但参与了历史，也被历史参与了自己的人生。时代的洪流从平稳向前，到骤然拐进急流险湍，岁月轰然作响，事件惊心动魄，被裹挟其中的每个人或惊叹，或高呼，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次，也是因为散文这一文体的特殊性。散文的写作方式灵活、文体概念宽泛。在我国传统文体概念中，广义的散文泛指诗歌以外的所有文学体裁，甚至包括经传史书。至现代时期，在外来文学理念的影响下，许多文体，如杂文、报告文学、通讯、书信、传记等，虽然看似纷纷自立门户，实则并未与散文彻底断绝关系，致使散文的文体边界更加模糊。新世纪以来，散文和小说、非虚构文学等，复又出现文体融合的趋势，因此，近十年来，散文的文体边界问题一直是文学批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但迄今仍未有获得文学界或批评界一致认可的主流意见。这也增加了对散文全面搜集的难度。最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断降低着文学写作和发表的门槛，散文的篇幅、写法、主题等各方面都相较自由，更易受到创作者青睐。以上种种原因，合力形成了2020年湖北散文创作的热闹场面。创作数量庞大的散文作品，为处在历史漩涡中的大时代，提供了多样化的在场视角。 一、 疫情中的生活直击与现场还原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隔离事件。湖北多地纷纷响应，号召居民自愿居家，非必要不外出。随后的76天里，本省人民团结自救，外省医护星夜驰援，中华儿女各自发挥力量，并肩携手，共克时艰，赢得了艰苦卓绝的一仗。众多湖北作家纷纷拿起笔，分享居家感悟，记录抗疫故事，表现出了强烈的在场性。有些创作者本身就是一线抗疫的工作人员，在繁重的抗疫工作之外，仍抽时间以日记、手记、随笔的方式，对抗疫画面进行现场直击和还原，如颜红的《一个税务工作者的抗疫日记》，从参与者的角度，还原了抗疫一线的诸多细节，获得了2020年度《长江丛刊》散文奖。尔容的《在汉口当“守门员”》《绿叶对根的情谊》是以自己作为党员下沉社区的所见所闻为创作素材，写出了下沉党员的辛苦不易，也写出了下沉党员的自豪感。蔡先进的《“有居民的理解，再苦再累也值”》是下沉党员的一线工作日记，恳切书写了在社区“卡点”的苦衷，呼吁居民的配合和理解。有些创作者作为一线人员的家属进行抗疫观察，如叶倾城的《武汉“围城日记”：明天是新的一天》，作家的二姐是位医生，作家使用了一种琐碎、平静的笔调叙事，却依然不自觉的流露出了紧张感，那是医护人员家属在整个疫情期间绷紧的心弦所致。王金露的《儿子，等你一起看樱花》，作为一线医护人员的母亲，她写出了一位慈母既担忧又骄傲的细腻感受，展现了含着眼泪的坚强。还有些创作者，是作为普通民众，来记录自己居家隔离的心得体悟。曾是流行病防治医生的池莉，在《隔离时期的爱与情》《五十分之一：典型的一天》《对不起，添麻烦了！》等文中，诚实表现了疫情初期自己内心的焦灼，也提出了专业角度的抗疫建议。匪我思存的《武汉战纪》由二十篇随笔短文组成，记录了她居家隔离的所见所闻所感，既分享了疫情重灾区人民防疫的经验，也向外省读者传达了武汉人“不服周”的顽强精神。晓苏的《过年记》记取了自己在老家过年，受到乡亲重点关注和热心帮助的温暖。谭岩的《37.3℃》也是记录自己返乡过年的经历，不同的是他们全家却被家乡民众视为“瘟神”，处处躲避，而写作者对于人性的洞察，使得作家对此并无怨忿，还大度肯定了家乡的防疫工作的严密认真。朱朝敏的《庚子年的早春手记》是一组疫情期间的工作和生活手记，从个人化的视角出发，提供了对非常态生活的点滴观察。舒飞廉的《围城的第三天》《围城的第五天，灯火可亲》《开城这天》可以被视为是普通市民在疫情中自我鼓励的心路历程，从疫情初期的积极自我心理建设，到疫情过去以后的欣喜舒畅，读之令人感觉十分亲切。与之相似的有杨国庆的《把自我隔离变成“读书集中营”》等文，展现了作为普通民众，在疫情中通过阅读转移注意力，对自己进行心理建设的心得体会。 更多的创作者，在疫情中被医护人员、科学家、社区工作者、各类志愿者的奉献精神所打动，把视角从个人生活拓展到了他人故事。刘益善的《为了大城重启》是书写的普通人的战疫故事，而《一个诗人的战疫诗篇》则是记录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阎志的公益善举。李鲁平在《值此之际》《往返最后一公里》《辗转的春天》等多篇文章中，记录了社区工作者、本地医护、外地医护等不同身份的普通人在疫情中的勇气和担当，在《武汉，一道道大堤》中，更是由作为地理坐标的长堤、张公堤，写到了作为精神堤坝的武汉抗洪史实和战疫进程，打通历史和当下的脉络，梳理山河地理与楚地民风的关联，篇幅不长，却格局庞大。刘诗伟和蔡家园两位作家，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出入抗疫一线，通过对科学家、医护人员、志愿者等进行采访，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证》的同时，创作了散文《生命之歌——武汉抗疫记》，讲述了采访感悟，提炼了在采访中捕捉到的人性闪光时刻。戢兰芬的《成长》《一个叫绍绍的姑娘》等文，聚焦年轻医护群体在疫情中的坚韧和无私，打破了关于90后娇惯、自我中心等刻板印象。徐鲁的《每一根葱须都洗得干干净净》记录的是贫困山区长乐坪镇的镇民，在疫情期间为武汉送菜，用每一根葱须都洗得干干净净的细节，刻画镇民的淳朴和对同胞的真诚；《全世界都在等待你的黎明》则不仅记录国内同胞之谊，还传递了来自海外友人的善意和对武汉的关切，印证了人类是个命运共同体；《新“英雄儿女”的故事》则从杜富国和杜富佳兄妹、董存瑞的外甥艾冬等人的感人事迹中，提炼出爱国传统在一代代中华儿女心中的传承脉络。任蒙的《她与病魔较上劲儿了》选择了一位在工作中感染新冠的医护作为表现对象，视角有别他人——他没有一味歌颂这位医护的勇敢和无私，相反，他写出了这位医护在病中的惊与慌，对家人的愧与憾，惟其如此，才更显真实人性。严辉文的《樟树是春天的尺度》以片段剪切的方式，展现了一位社区下沉党员的多个值班夜晚：夜夜因公事难以安眠的党员，无数次“被迫”欣赏路边樟树的剪影，心中没有怨忿，只有苦中作乐的安然，他对党性的信仰和笃行，正如樟树对春天的信念和坚守。赵丽的《从深圳回来的摆渡人》表现了一位鄂籍企业家在疫情中滞留湖北，利用自己的商业资源，多方奔走，筹集口罩，贡献爱心，却在返回深圳的路途中被多方拦阻，刁难、甚至威胁的经历，不仅表现了新时代青年企业家的公益热情，也客观反映了在疫情中部分基层网格员工作的粗暴和无序，既摹绘了阳光，也勾勒了阳光下的阴影。此外还有翟彦钦、梅赞、帅瑜、段吉雄、李林、翟锦、高士林、楚小影等等，都生动描写了的抗疫一线工作者的形象，还原了抗疫一线的英雄画面，共同书写了具有惊心动魄、有血有肉的中国抗疫故事。 散文是最灵活、真诚、也是最突出主体性的文体之一。对个人经历、感受、观察、识见的强调，常常使得散文创作者过于放大主观性，从而遮蔽或过滤掉部分生活原态元素。但在上述关于疫情的散文创作中，我们却欣喜的发现，不少创作者在充沛的情感表达的同时，依然保持了工具理性。正如李鲁平在《往返最后一公里》中所说的，这世上没有不咬牙的坚强。难得可贵的是，多位创作者不仅仅歌颂了咬着牙的坚强，也忠实记录了坚强背后的“咬牙”，从多个角度切入，视线相互交错，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全面、客观的生活质感。 二、 常态防疫时期的生活再发现 2020年3月以后，全国抗疫形势向好，湖北各地陆续复工复产。4月8日，武汉也正式解封。经历了疫病的冲击，公众心态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重返常态生活成为一件似易实难、且需要调动生活智慧才能推进的事情。众多创作者再一次借散文这一灵巧的文体，纳须弥于芥子，在寻常生活中观众生万物，又在众生万物中重新发现生活、确立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并由此重塑生活的仪式感和生命的尊严感。从题材上讲，大概可以被分为清欢有味，人间食事，怀人忆旧，历史人文这四类。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湖北、乃至全国人民的生活踩了一脚刹车，让冗杂、繁忙而高速的现代化生活被迫慢下去，所有人都获得了一段与自我独处，或与家人相对的时光。一些基础、简单、在物质和精神重压下常被人忽视的事物，重新焕发出耀眼光芒，比如健康，比如陪伴，比如知足常乐的心态。进入常态化防疫阶段后，众多作家较之往年，更加乐于着眼于生活中琐碎、日常的快乐，或由平凡的世俗生活中提炼哲学思索。比如叶梅在《巴东小城的年味》中回忆了家乡古旧的年俗，字里行间充满欢欣和温暖。刘醒龙的《善饮止于善醉》漫谈亲友的“饮事”，用笔疏朗，行文爽阔。叶广岑的《猫的悲喜剧》写的是作者旅居日本时收留了两只猫，离日时转交日本友人收养，这两只日本猫却只能听懂汉语，些许小事，写得妙趣横生。徐鲁的《妈妈，妈妈，我得了个奖》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的获奖发言，歌颂母爱的伟大，也抒发子女欲与父母分享荣誉和成就，父母却不在人世的遗憾。叶倾城的《谈健康》直抒胸臆，提出“有些事，不在拼命，在长命”的观点。谢伦的《大薤山记》呈现了大薤山一代的乡村经济欣欣向荣的可喜图景。帅瑜的《从这个春天出发》写的是早春采茶的兴奋和激动，不仅仅为了春天的茶获，也因着抗疫形势转好的喜悦。翟彦钦的《最是人间烟火味——东门菜场》写的是买菜的乐趣，生发弥漫的是对生活的热情。黄明山的《消失而后美》由自然界中众多不长久的美景好物说起，最终传达了一种乐生惜时的生活态度。菡萏的《绘事一》记录自己师从唐明松先生学画的诸多绘事，从绘画中的匠心意趣，点明做人的审美和涵养一如绘画，“无尘才见艺”的主题。此外还有陈应松、舒飞廉、郑能新、牛合群、兰善清、吴斌、孔帆升、马红霞、高士林、熊雷、梅赞、袁南成、朱光华、万华伟、柳晓春、谢俊军、肖静、程建等等多位作家的写景散文，描山摹水，各抒胸臆，各有特色。 “民以食为天”，食物带来的热量，不仅熨帖着人们的胃，也温暖着人们的心。每一地都有独有的食物，每一家都有独有的作法，这使得食物与乡愁、思亲、怀旧种种情绪产生了强烈的链接，最能展现柔软的情绪，也最直观的传达对生活的热忱。比如池莉《小菜的小，虽小却好》从手工小菜的复杂工序、制作耗时，生发出对于工业小菜逐渐取代手工小菜的喟叹，流露出对各种手工技艺失传的惆怅；《荤菜素做素菜荤做》《红艳艳辣椒挂起来》则都是由做菜或酿制干货，推及做人的道理，言辞爽利，读之如品佳肴。舒飞廉的《芝麻叶苋菜》由苋菜之味，漫谈至苋菜的历史典故，最后以苋菜之药用收尾，雅俗并置。严辉文在《肉丸子的春天》中兴致勃勃的言说了阳逻人吃年饭必备肉丸子的习俗，也追忆了童年时过年吃肉丸子的美好记忆。段吉雄的《红米黄酒》则写的是红米黄酒的酿造过程，刻画了这一过程中酿酒农民的力与美，有着类似电影《红高粱》“祭酒神”片段的美学效果。朱朝敏的《不画梨》从故乡对梨的雅称说起，借由写梨，吃梨，铺陈出乡间一位寡妇的人生，寥寥千字之间，起承转合一气呵成，颇见功力。吴斌的《我在旅途当大厨》看似写厨艺心得，实则表达的是有技傍身的骄傲。 怀人忆旧题材的散文，最能凸显新世纪以来，散文与小说文体融合的趋势。由于每个个体都具有独特的生存经历和生活经验，这一类题材的散文常常既有从亲身出发的真实感，又有小说的传奇性。比如温新阶在《备忘录》中追忆自己的青春岁月，隔了多年的时光回望，作者依然能够纤毫毕现的描绘出，年轻的自己在无数个加班的夜晚之后，站在星光下，感受到的天井里的风的气息，强烈的画面感渲染着生命的真实，自然的美好；他的《老师》描写了一位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以吝啬闻名的小学老师，连他人借一口已经弯了的针都要记账，却在改革开放以后，每年资助三个中学生求学，由此提出了人心之善是否会被经济环境左右的哲学命题。徐鲁的《孔雀河边》是具有报告文学特征的散文，记叙了参与新中国核试验事业的老一代革命者和科学家们，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隐姓埋名，默默奉献的动人事迹。周凌云的《为屈原守灵》讲述的是屈原庙的守护者徐正端的故事，老人对屈原精神、对楚辞艺术的执著热爱，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闪耀着华彩。李鹏的《大堰外》用平淡、朴实的笔调，呈现了勤劳、能干的祖父春寒栽秧，暑热双抢，冬挖野藕的多个人生片段，文字流畅、生动，富有纪录片画面的质感，证明了贴近生活、富有感情的散文所具有的巨大感染力。余秀华的《人与狗，俱不在》也是怀亲之作，同时也拷问了死亡这一终极命题。颜回丰在《保安姚大哥》中书写的主人公姚大哥身处底层，即贫且残，在大众看来属于弱势群体，却凭着积极乐观的心态活成了精神上的强者。魏天真《比四月更残酷的月份》追忆童年伙伴崔连云自杀的往事，从童年的“我”有限的视角出发，给出有限的线索，留给读者关于主人公为何自杀的谜题，并由此引发关于儿童教育的思考。江清和的《娘真的走了》和《生日之痛》，唐本年的《伴随母亲的日子》，以及邹龙权的《樱桃红了，母亲老了》都是感念母恩之作，孺慕之情感人至深。菡萏的文风雅致，她的《春天还是春天》讲述了一众文友为落魄画家开画展，筹医药费的故事，众文友对艺术的热爱和对善良的坚守令人肃然起敬，共同在物欲横流的时代维护了人性的尊严；《岁月常赊》塑造了一辈子体面、讲究的爷爷、温柔的二姑、敞亮的老姑等一系列生动的亲人群像，以及亲人之间血脉相融、肝胆相照的情谊；《雪落的地方》回溯了母亲的几个姐妹的人生，婉叹美丽红颜多舛的命途，其展现出的美被人世侵蚀、消磨的过程令人心碎。塞壬在《即使雪落满舱》中写到父亲游走在暴戾和良善的人性两端，在黑与白的撕扯中，父女关系不断嬗变，最终在父亲当啷入狱后，亲情反而得以修补，全文对人性的剖析入木三分，叙事引人入胜，可视作小说化的散文。喻之之的“世态百相”系列是汉味散文的可喜收获，浓郁的方言韵味不仅增强了叙事的地域特色，制造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还表现出武汉人特有的心理、性格蕴含。她的人物系列生鲜泼辣，笔下的男性多是地方“能人”，相较而言，女性角色则更多样化，更细腻，余味更悠长，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坚强、自尊，活出了自己的腔调的《花楼街的姑太》，无论顺境逆境，都用从容不迫的姿态维持尊严的《许家桥的姑奶奶》，为原生家庭无私奉献的《姐姐姐姐》，被结构性的男权社会侮辱和损害的《洞庭街的珍珍姨》，以及写出了女性之间即隔阂又懂得的微妙关系，充满了女性主义的色彩的《奶奶的千层底》。 李修文在《当代》杂志上开辟的《诗来见我》散文专栏中的系列作品，是去年湖北乃至全国文化散文的最重要收获之一。通过品读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元稹等人的诗歌，穿越历史的岁月屏障，将当下个体与古代诗人的人生际遇相连，产生跨越时间维度的生命共鸣，更透视中华文脉和华夏精神绵延数千年的传承路径。陈应松的《汉风凛冽》想象了徐州汉画像石在汉代的创作过程，细析其中蕴含的艺术之魅和大汉风骨。刘益善的《楚地情怀》和任蒙的《路过黎元洪故里》都是讲述楚地名人和名胜掌故，富有丰富的历史底蕴。李鲁平的《上云岩》以贵阳云岩为地理坐标，将王阳明、徐霞客、尹道真等文化名人的人生片段串联、叠置，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大气象。徐鲁的《旧书商的美德》谈传统书商的爱书惜书，菡萏的《摊事》谈赏玩古玩之道，都是文人雅事，也表现出作家们对凝结着人类劳动和智慧的物事的尊重。魏天无的《雪中的海子》记录自己到海子故里的追访之旅，对于无数喜爱诗歌、重视生命诗意的人来说，追访海子，也是一种思考生活本相的路径，更是对充满理想情怀的年代的致敬。温新阶的《舞者》以鄂西土家族的跳丧舞为主要书写内容，死亡是最深刻的人生问题之一，向来被视为最沉重的悲苦意识的渊薮，但土家族面对死亡，却有着独有所长的智慧和成熟态度，将死亡视为不同形态的生命延续，强调无论生死，都要乐生惜时。这种豁达乐观的生死观，在大瘟疫肆虐的年份，能带给人有益的启发。周火雄的《孔垅打歌》则以湖南打歌为书写对象，详实的记录有助于补充民俗文化的研究素材。 三、 在场视角的优势与局限 大疫之年，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世界之间的链接，变得空前紧密而清晰。再加上，散文本就是一种主体意识强烈的文体，这使得以上众多散文作者，通过创作对个体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对广阔的当下社会和日常现实，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思考和介入，并由此体现出了一种积极的入世态度，完成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丰盈化和饱满化。这无疑是在场视角的最主要优势。与此同时，具有强烈在场感的散文作品，在特殊的年份，还能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读者通过阅读此类散文，尤其是关于防疫、抗疫一类的作品，能够使得在疫情中身心所承受的痛苦客体化，获得温暖的鼓励，从而排遣不良情绪，疏导心理压力。 如果非要说从在场视角出发的散文创作，有什么局限之处，可能在于部分创作者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对世界的观察，对生活的探索，对自身及他者的思考流于表面，不够深入，难以从真实的生活图景和个人感受出发，生发出真正触动现实的力量。毫不夸张的说，散文创作已经步入了全民写作的状态，只要有包括手机在内的各种电子产品在手，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在网上记录生活，抒发情感和议论，并且由于散文文体的宽泛和边界的模糊，只要当事人愿意，都可以将其称之为散文，正如今天只要当事人愿意，就可以将各种移动电子设备中存储的随手拍照片称之为摄影作品。当散文写作者自身的学识、素养、人生经历等各方面都不足以为自己的写作提供坚实牢靠、深入地心的基础时，其创作中蕴含的所谓的哲理升华或经验心得，就不免会变成鸡汤说教，呈现出庸俗的品相，很容易被读者阅后即忘，久而久之，也降低了读者对散文的审美期待或阅读印象。 因此，创作者的观念和态度同等重要。纵观我国由古至今的散文创作，其文体和创作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螺旋式的路径。古代散文指向的是非韵文、骈文以外的所有文体。现代时期，在西方诗学影响下，我国散文创作汲取“essay”所具有的篇幅精悍和立论鲜明两大特征，呈现出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色。到了新世纪，散文复又出现与其他文体融合的趋势，尤其是在近十年愈加明显。散文创作的全民参与，其理论建设的众声喧哗，既是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回响，也意味着散文创作艺术的失范时代的到来。在这种现状下，散文写作者的真诚态度可能已变成一个基本门槛，单纯的随心而发不如“观念先行”，写作者必须有清晰的自主创作意识，形成个人化的创作观念，并用其指导自己的创作，才有可能在一众面目模糊的散文作品中实现突围。 在这方面，李修文近些年来进行的散文文体实验，可以被视作一种示范。以谦和、慈悲的同理心深入生活，调动自身的真情实感，同时在语言层面和表现形式上进行创新，将情感的真实与艺术手法的多元相结合；保留主观在场性，同时以丰厚的情思和识见做底，尽可能避免个人视角对某些客观现实的遮蔽；反映当下现实，同时积极吸收传统散文的优秀质素……惟其如此，散文创作才能从主观的个体经验和细腻的个人视角出发，产生真正触动读者和现实的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