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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南三千里 《西南三千里》节选于我即将出版的新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此书始于我从媒体离职后的某种焦虑：从事特稿写作逾十年，纯事件性题材不再能够激发热情，而那种万字长文（传统媒体所能容纳的体例极限）也已无法带来真正的满足。这种焦虑还在于，我是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路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乃至偶发的“文学性瞬间”，没机会纳入一个令自己满意的整体性结构。而随着年岁渐长，自动对历史生发兴趣，看待平凡之地亦有了新的眼光，记录之外，渐渐意识到那些普通风景，也可能藏着某种记忆的伦理——奈保尔说起写作目的，其中之一乃“填补你眼中的缺憾，使其完整”，深以为是。 重走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之路，以一种“母题”的方式，缓解了我的多重焦虑，且奇妙地顺道回应了儿时的某些执迷。大概是小学五年级左右，我常在课堂上走神，回想起来，干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在作业本上画各种水系。一个小孩为什么会对河流和它枝枝丫丫的支流感兴趣呢？我不知道。不过许多年后，当我经过桃源县，意外地发现一个同龄人也有类似爱好时，某些东西被激活了，于是有了书中这一段（谢谢编辑吴越，她非常敏锐地从40多万字的篇幅里摘出了这一章作为徒步的开始）：“我的长江流到他的三峡省时，北有嘉陵江注入，我们从嘉陵江的两条主要支流，聊到合川，聊到钓鱼城，聊到投石机，聊到阿拉伯人的武器，聊到元代对世界的征服，再聊回元代对南方的开发——从桃源以下直到沅陵，一系列以‘驿’为名的乡镇，就是元代通往西南最主要驿道留下的痕迹。80年前的湘黔滇旅行团和80年后的我仍然沿着这条驿道的大致线路在前进。” “以地理写历史，以空间写时间”是我的个人志趣，也可以说是这本书的方法论。走在这条路上，我和路上偶遇的人们对话，也和史料、日记、回忆录中的人物对话——我称之为“神交的朋友们”，就比如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大二学生杨式德吧，他留下了一本述而不作的旅行日记，每次读到这位河北人惊叹于湘资沅三水居然一条比一条清澈进而发出天问（“水为什么会这样绿呢？”）时，我都因忍俊不禁而觉格外亲切——正是这样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细节让我开始对他们的生活有了真实的触感。 我的那些神交的朋友，也有自己的神交朋友，比如杨式德一路都在读莫泊桑和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而李霖灿，当时国立艺专的学生，一路在读《徐霞客游记》，这是黔滇道上他“最好的一位无言的朋友”，“在行进中，吃茶休息的时候翻看两页，便觉得很是个味。到安顺的当天晚上，又知道他也曾走过头铺，更觉得彼此亲切得很”。特稿记者重要的技能之一就是根据采访与资料重建现场，我一路都在重建西南的城池，但比城池更要紧的，恐怕是依据神交重建的虚拟社群。这个社群构成了我理解这段历史的基础，并为“非虚构的想象力”提供了起降平台。 这一社群有其特殊性：流亡的知识人。在战争年代做一名读书人意味着什么？国难期间的“中国性”又是什么？无论是重新发现家国，还是思考自身坐标，都有着切实的沉郁甚至沉痛（这也是“临时大学”那一部分的底色），但当这个社群真正行走起来，借用旅行团成员穆旦的诗，“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多少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它的普世性开始降临：对于那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这是他们的“壮游”与成年礼，而对所有热爱旅行、热爱徒步者，那是乱世之中难得的纯粹愉悦，是有了应许之地（昆明）之后的巨大势能——允我再次借用，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的一次演讲（顺便说一句，李济西北科考时的同僚袁复礼就在旅行团中）：“斯文·赫定博士有一次告诉我说，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感到腰酸背痛。这一句话最能得到考古同仁的同情……他们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 正是如此了，在西南的大山大河间，我迈开脚步，享受这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