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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玲玲:做你们想做的吧,而我将会讲述它

http://www.newdu.com 2021-01-29 《花城》 张玲玲 参加讨论

    关键词:张玲玲 创作
    零九年十一月,我去上海采访,限于经费,住在浦东锦江之星。女友坐了十多站地铁,特为一见。零四年她去湖南读大学,零八年考回上海,在上外读研,我又去了杭州。一别五年,一气聊到十一点。她看看表,说不早了,起身离开,我脱衣洗澡,洗至一半,热水变凉,才想起前台提醒过供水限量,住户应在十点前洗掉。但已经洗到一半,满头泡沫,只能迅速用冷水冲净,爬上了床。没找到吹风机,包着毛巾睡了一夜。次日大早,我站在酒店门口,在初秋的寒风中顶着一头乱发等林,手指偶尔扒梳两下权作整理。几分钟后一辆车停下,林透过车窗向我招手,去东方文华吃个早午餐,她说,戴着一顶米白色鸭舌男帽,美丽的栗色长卷发落在肩上,令人目眩。车上我开始有些头晕,下车后独自在门口晃了一会儿才进去。前半场听录已经勉强,下半程基本靠录音笔,中途去洗手间冲了把脸,未能缓解。采访结束,她说送我回锦江,开出一公里,她拿出手机,跟我分享与各国政要的合影,我粗粗扫着,没等扫完,问有无塑料袋,她从车套口袋翻出一只,我接过袋子,撑开吐了,将那辆新车吐得一塌糊涂。
    “没关系,没关系。”她拍着我后背,安抚道,又摸了摸我额头,说发烧了,从包里掏出一只博朗耳温枪,告诉我烧到了三十九度五。我说想早点回杭,她瞪大杏仁般的眼睛:“这样回去?睡一晚再说。”我说车站躺一会儿应该问题不大,她叫司机掉头,别去锦江了,“连个照应的也没有”,看出我忧心房价,说,“住吧,我们公司和酒店有协议。一个人在外太多不方便,我知道的。”
    她陪我在大厅坐了会儿,又叫服务商送来红糖姜茶,拿我身份证登记时,忽然说,哎,我们同一天生日,好巧。可能这点巧合触动了她。不聊商业了,也不再聊物联网和将来,政要或合影,改说别的,说零三年想做智能一体化门锁,那年她当选“市十大经济人物”,本地媒体前来采访,丈夫随口说出下一步企划,记者写了,在这篇报道中,所谓新模式不过百余字,她读完报道,隐然觉得不妥,却仍未意识到真正的严重性。三个月后,她错失了除金华外的所有市场。
    为此她和丈夫大吵一架,吵到拊膺大恸。日痛夜痛,时间太久,觉得不对,去医院做了检查,才知道患了乳癌。医生说必须切除左乳。确诊报告到手,她捏在手里,就像拿着一份普通文件,以为很平静,松开才发现食指被薄纸割出一道口子,边角皱得像一件旧绒衣。那个夜晚,她和丈夫隔着办公桌,一个站,一个坐,双双沉默,他悄悄抬头看她一眼,又垂下,她忍不住,说想自己一个人待一段时间,他说好,想说什么,嚅嗫几下终究没能出口。
    她在意大利读的大学,上世纪九十年代,靠考试出的国,学的是商贸。父亲三兄弟做三合板生意起家,后来销路不畅,生意下行,父亲身体也垮了,勉强供她读完了本科。她没赶上父亲的葬礼,两个叔伯拿走了所有家产。毕业后,她和一个校友结了婚,对方是华人,两人一起创业。没生小孩,公司就是他们的子女。开端不错,生意铺到了国内,没想到零三年,新模式被仿,疾病又确诊,她说算了的时候,其实希望他悖逆自己一次,坚持一下,不过他真就“算了”。
    丈夫想回去,她只身留在中国,治疗,休息,病情稍有控制,又开展新生意。继任是她的合作商,上海一所大学的教授。研发新品时两人夜以继日,朝夕相处,对方没看出她病人身份,某日见她服药,问明情况后吓了一跳。原先他认为她过于强势,吃饭时自己端着餐盒去别处,知道后软化了态度。再婚有感情因素,但也有实际考量,此后技术真是“核心技术”,谁也夺不走。他结过一次婚,儿子在英国读大学,学费一年十二万英镑。他不介意她“身体的空缺”,以及无法生育,钱和技术,不过各取所需。说到这里,她拉过我左手,摁在自己前胸,说,“你看,切掉了,空的”,又摘去灯芯绒男帽,稀疏的一小把,原来茂密卷发是假象,帽沿缀着一圈栗色假发。她用手捋了一把头皮,将帽子重新扣回,笑了笑,十分坦然。这才发现她很瘦,手背干枯,青筋毕露,和光洁的面容毫不相符。
    她的商业偶像是框架传媒的谭智,两个小时内提了他五次,吉林长春人,一头银发,11个月内完成了对电梯平面媒体市场九成的整合,最后并入分众。她喜欢这样的方式,够中国,也够中庸,现代的合纵连横,没有败者,都是赢家。
    “我们是个小公司,”她说,“别人挥挥手就能碾压我们。命理书说我大器晚成,会不会晚成我不知道,我只是喜欢,喜欢做这件事而已,我不在乎结果。”又说,我看你也很拼,不过我年轻时比你还拼。办公室就那么大,她双手比出一个半圆,前面办公桌,后面就是电磁炉,电磁炉贴着床铺,吃住行一体。一分钟也不浪费,但年轻时欠下的债,中年之后就会还,能注意还是要多注意。说完她走了,叫我好好休息。我昏睡了一天,第二天大早醒来,神清气爽,烧退去了,被褥上印出一张湿溻溻的人形。退卡前看了眼账单,一千八百多,等于一个月的底薪。写篇她的报道,稿酬不及一半房费。
    不,我没有落差。虽然做商业报道,但我从未能真正站在他们的立场。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很少打动我,光武中兴似的家业传承也不能,人想方设法创造自己的财富,创造过程里有起落,有诡计,有朋友,有对手,好像也没什么动人的,欲望驱逐行动,行动催生结果,一体两面,如是而已。他们的所得和他们的付出几乎等值,虽然在商业故事里,最重要的运气最少被人提及——只是,很多事情并非理性可以估算,很多报酬也非逻辑可以运算,我常想,那些后来被应证为失败或谬误的选择,其实也没什么。那个时刻他也只能如此。我不曾动念写过他们,直到去年六月和朋友坐车出行,他忽然说,有些题目就会让人产生联想,有些不会。我说,比如?他说,比如“移民”就是个好名字。那时候他的双手摁在W·G·赛巴尔德那本书的白色封皮上,像神甫压着《圣经》。他说得对,我想了一会儿,就记起许多事,林,徐,黄,王,太多人。二零一二年做商人移民调查,又陆续采访过一批,旅居日、澳、美、英、加,有开海鲜酒楼,有做金融生意,有运营商贸城,也有出国只因子女教育——顺带购房投资。当时美国签证还颇为宽松,EB-5签证TEA地区最低投资额是五十万美金,非TEA地区是一百万,加拿大、澳大利亚则分别是四十万加币和八十万澳元。招商银行的一则调查显示,二零一一年中国高净值人群人均可支配财富大概是三千万人民币。移民投资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我问过的浙江商人中,约七成都有移民计划或经历,有些父辈开始已定居海外,有些则是三年不到的新移民。有人拿着海外绿卡在国内做生意,也有人在双重身份间游刃有余。他们讲过各式各样的移民理由,告诉我为何选择成为母国的异乡客。有人说她第一次出国是一九九一年,在澳洲街头看见一辆红白色长型厢车,干净异常,漂亮异常,于是问别人那是什么,对方说那是运土车。后来她就下定决心留在这里,“运土车而已,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也有人说打算回国是因为他和女儿之间的矛盾,他在国内经商,女儿和母亲留在巴西,母亲是本地人,他希望女儿说中文,但是女儿一个字也不会,他对此无法理解。女儿爱上了一个他看不上的人,一度想私奔,于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家庭战争中,他用古老的语言讲述古老的戒律,女儿坐着,听着,肩背紧绷,眉头紧锁,抚着肚子,一言不发,沉默相抗,他感到深深的无力和鸿沟,前所未有地思念母语和母国,希望它们替自己完成原本属于他该做的教化。这些出去-回来的理由和细节,会因为讲述时刻、场合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我判断着使用,试图弄清孰真孰假,或者仅仅哪个更接近真实,但也会因为稿件诉求的不同而取用。更多时刻,写完我就忘了他们,很长时间也不再记起他们。
    因为这两个字,我还想起了陈志勇的《彼岸》,登船前男人打开礼帽,帽子里有只洁白的千纸鹤,女儿送给他的千纸鹤。每个移民在踏上新大陆时总会同时带着负累和远梦。十年过去,早年听到或看见的细节重新变得鲜活起来,但许多故事可能也不再成立。你必须更努力地回忆,更谨慎地组织,才可能理解它们所代表的意义。慰藉或警示?看你。有些时刻,那些事件的碎片显得很清晰,仿佛全部意图呼之欲出,更多时刻并不,它们混沌着,搅扰着,难以被辨别。
    《移民》中的潘必然是许多面孔的虚构叠影,和他一样,我也在小说中频频改动真实可查的细节,譬如,稻盛和夫访杭的时间应是一四年五月,而非零九年十月,当时我在现场,被人群的狂热吓了一跳。写小说前我再度记起了林,为此找到了她的报道和照片,在本地新闻网站上,接待某次参观。她依然戴着男帽,只是换成了蓝色,穿着宝蓝开襟,襟上绣有鲜花。清秀窄脸看去和过去毫无变化,卷发颜色只浅了一点。这让我很高兴,因为她还健康,一切如常。而这么多年过去,有人杳无音讯,有人身陷囹圄,有人因病离世,也有人自二十八楼纵身一跃。我无意闯进他跳楼的二层平台,只看见一滩破碎的内脏,就像猪羊下水,旁边几柱线香早已被风吹灭。
    我们相识时尚无微信,在那则附着稿件的邮件里,我说,如果有何问题,随时跟我联系,同时祝她身体健康。她没回复。很快的,五个月过去,稿子没能发出,书籍一事也告停。之后是更长的时间。她从未提及她对稿件的真实看法,成稿可能令其失望,我勾勒的她也许不符合她对自己的想象。在那则稿件中,我谈了太多困境,克制过可还是太多了,那些困境她可以跟你口述,却不希望被写出。我对我自己也很失望,不仅仅因为成稿,也因为有几个瞬间,我以为我们算朋友。但她是她,我还是我,以为妥协了什么实际都没有。
    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能有多少情谊?有时见面不过几个小时,有时几天,有时这种交往被分散在许多年间。但至少,有几个时刻的情谊是真的,无论我回忆多少次,都可以确凿无疑地相信,它们真切地存在着。就像人和人之间,一段关系终结,所有一切都被否定了,但你知道还有几个时刻的真意在。这些瞬间的重要性胜于一切,它们代表了希望,爱,力量,友谊,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是它们支撑起了你想信任的全部。
    我会想起林,记得她说,“我就是喜欢这么做”,任何事情都阻挡不了,疾病或缺失,她不解释行为的其他动机,也不估量所谓的结果。我想,其实文学与故事也很简单,只是我也时不时地会把它想得很复杂,但最开始,讲述只是因为我喜欢,做得好不好,怎么做好,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通常我做得不会尽如人意,但这并不影响我讲述的欲望,“做你们想做的吧,而我将会讲述它”(莎朗·奥兹)。无论处于何种低谷,只要记得尚有故事,一个故事就可以打发一天,只要一天天过去,难捱的事情就可能产生变化。或者事情如旧,变化的是你看待它的眼光和心境——而这对我来说也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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