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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阮夕清 生后 有一天，我中午上班去早了，同事们出去午饭还没回来，我又从不带钥匙，等得无聊，和一楼的保安攀谈起来。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单位搬进这座新楼已经一年了，平时匆匆进出，最多和他点个头，笑一笑，问声，吃过了吗？之前从来没有说过话。也就是说，这是我第一次和他正式聊天。 随便扯了几句，他竟然和我父亲同一个厂出来的，我报出父亲的名字，他更为得意，他们曾经在一个车间工段工作过，平整车间的打包间。问题来了，整个平整车间不过七八个工人，而我整个小学中高年级阶段，几乎放了学就去那里做作业，然后和父亲一起回家，他完全有理由记不起我，毕竟当时我还没发育，我怎么会完全想不起来面前这个人。我竟有些惶恐，不过我没表现出来，我们接着聊关于那家厂的事情。比如我一直牵挂的，厂破产后，图书馆的书后来去哪了？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国庆节厂里搞联欢，那个唱歌的厂花的名字？ 没想到这些我父亲已经忘掉的事，他一一记得，我赶紧问及车间里最年轻的一个陈姓小伙——他的事我父亲讲过一些。他给我慢慢道来，小家伙刚进厂是跟他的学徒工，怎么不学好，又怎么犯事，抢的多少财物，如何法网恢恢，判决时父母如何痛苦。然后他就提及了窗外灯里的故事雏形，被执行两个月后，有一个武警拎着水果上门了，后来这个武警退伍留在无锡，还和小陈的父母偶有走动。他又谈及了厂里其它一些逸闻。 他下岗二十五年了，我父亲也是。他们谈及自己时，往往会很笼统地说，回城几年了，下岗几年了，当保安几年或者退休几年了，人生被极其简单的分割，一目了然，一眼到头。当然，大多数的人生都可以进行这种简单的分割，几个关键词而已，可是有些人的关键词下，是有细节来填充的，而另一些人，如我父亲的关键词下，空空如也，他的生活消失在一种命名之中，他从来就不在意这一点，因为生老病死之迫，他无暇深虑。 所以，有那么一种生活，它既没有任何让人心羡之处，也远远没有达到底层可书之惨，甚至因没有独特性，而不具备记忆的价值，它仿佛是复制一样的生活，如晨起街景，夕降天空，单调统一，那是一种做为背景的生活，让人忘记了这是平庸的平庸，且有别于青春期带着苦闷的平庸，它几乎没什么情绪，因为最终连苦闷也在这样的生活里迷路了。 我把它称之为没有生活的生活。 文学意识、技术进入到现实有多种方式，但就其本质而言，套用克罗齐的一句话，所有的写作，都是现实主义写作。在“算法”时代，一个写作者面对和可供使用的信息已近无限，也许因为经验、材料、处理方式相近，引起写作者本身的困惑，一种语言埋没到相同的语言之中，一种叙事挣扎在相近的叙事之径，那么对于我这样的写作者而言，不免气馁，自拷个人写作的意义几乎可以等同于“没有生活的生活”，这中间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在于个人，以文学切入现实的入口选择。形式、语言、结构流派，题材（故事），类型可以让写作者各擅其长，而当这一切尝试无法让一个写作者抵达“刺点” 的时候，那么情感，仍然是重要的源动力。 重新审视没有生活的生活，或许我们都在其中，文学以情感考古的方式，挖掘出其切片的时候。没有希望的希望，如窗外之灯，隐约发光，它无法照亮这种生活所在之处，却可让生活看到一种超脱于社会评价判定，甚至超越生命经历的暖意，若即若离，因漠然而持久，因持久而接近于终极。 当我写下没有生活的生活之时，我在尝试复原这种生活应该“有”的样子；正如，当我说出自己之时，也正在努力说出人群的十四亿分之一。 父亲工作的无锡市第四棉织厂图书室之所以让我难忘，就是因为它书架上的整整一排《十月》，里面有“黑骏马”，也有“晚霞消失的时候”。感谢《十月》，让《窗外灯》，亮在我的写作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