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扶贫是指以整体素质提高为导向，以提升语言文字能力为中心，以各类语言因素和语言政策的高效协调配合为路径的扶贫开发过程。 作为一种内生发展机制，通过制定与语言文字相关的扶贫语言政策，通过在贫困地区/社区面向贫困居民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的教育，使贫困居民有机会接触并掌握他们所需要的语言文字能力，进而通过教育的提升、文化知识的获取，提升自身“造血”能力，根植发展基因，激活发展动力，并以此阻断贫困发生的动因。语言扶贫是整个扶贫脱贫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语言是一个基础性因素。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总结中国语言扶贫的历史、展望其未来，应当说是正当其时。 一、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语言扶贫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脱贫减贫事业经历了以下阶段和模式：计划经济时代单一性、救济式的扶贫模式，1978—1985的体制减贫阶段，1986—1993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94—2000的扶贫攻坚阶段，2001—2010的扶贫新开发阶段，2011—2020是精准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如果翻阅这期间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就会发现，一直到了第六个阶段才有了与语言文字相关的政策表述，即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在“五、行业扶贫（二十三）”中提到“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国家层面的扶贫政策中首次出现语言文字的措施表述。以此为界，新中国的语言扶贫事业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949—2011和2012—2019。整体上来说，前一个阶段的特点是语言扶贫的效应是间接的、模式是分点发力，后一个阶段的特点是语言扶贫的效应是直接的、模式是系统推进。 （一）中国语言扶贫事业：1949—2011 1949年到2011年的语言扶贫事业在整体上正是聚焦于这几个点的工作，在间接效应上为中国的扶贫减贫工作默默助力。 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推广工作，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语言扶贫事业的核心部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印发之后，在国家政策引导和扶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人民群众的自愿学习、大规模下乡串联等形式的人口流动、广播通信技术的长足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普通话的覆盖范围大幅拓展、普及率得到了大幅提升，特别是为改革开放之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生产力的更大释放以及中国社会经济的整体进步搭建了坚实的沟通桥梁、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本基础。 汉字简化与规范。从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到2009年8月12日，教育部就刚刚研制出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于2013年6月5日正式颁布，汉字简化和规范化工作一直在路上。尽管有人认为几十年来中国大部分人摆脱文盲状态乃是义务教育的功劳，但显而易见的是使用规范的简体字是大幅提高中国人识字率、大幅降低文盲率的强大工具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字的简化和规范为教育的发展和扶贫减贫事业贡献良多。 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过程虽然很是艰辛，但是六十多年的历史表明，方案在给汉字注音、帮助学生学习、作为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基础、降低文盲率、提升教育效率和效果等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 创制文字。自 1956 年起，中国政府在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普查的基础上，陆续为13 个民族创制了 17 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改革和改进了几种已有的少数民族文字。这些工作在扫除少数民族成人文盲、发展民族教育、培养少数民族人才、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扫盲事业。全国文盲人口从 1949年的4.32亿人减少到了2010年的0.55亿人，全国文盲率从80%以上降低到了4.08%。而正如上所述，上面（一）至（四）的几项语言文字工作无疑为扫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准备和学术支撑。 规范标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规范标准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使用提供了准绳，也为语言扶贫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参照。 法治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同时有一大批法律法规包含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条款规定。语言文字法制建设为语言文字服务于扶贫减贫和国家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中国语言扶贫事业：2012—2020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要思想的提出，开启了中国扶贫减贫事业的新征程。语言扶贫事业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开始直接参与到了国家脱贫攻坚的整体规划中，自此也迈进了中国语言扶贫事业直接参与、系统推进的新阶段。新阶段语言扶贫的内容和特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党的领导和高层重视是根本保证。中国扶贫减贫事业最大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就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脱贫攻坚的全面领导。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多次论及语言文字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教育工作在扶贫减贫事业中的重要性。比如2017年6月23日，《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三是社会发育滞后，社会文明程度低。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许多深度贫困地区长期封闭，同外界脱节。有的民族地区，尽管解放后实现了社会制度跨越，但社会文明程度依然很低，人口出生率偏高，生病不就医、难就医、乱就医，很多人不学汉语、不识汉字、不懂普通话，大孩子辍学带小孩。”这些论述一是道出了语言文字与扶贫事业之间的重要联系，二是为语言扶贫实践指明了路径和努力的方向。 政策扶持和精准方略是核心要义。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首次出现语言文字的措施表述之后，《“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中的语言文字政策表述比重更为增强，部委层面更是出台了专门的语言文字扶贫规划和方案，比如《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等。这一系列政策表述和方案的出台显示：（1）语言文字因素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2）语言文字因素是一个后发因素，换句话说在扶贫开发着重于解决温饱问题的初始阶段，语言文字并非是一个需要迫切关注的问题或者是因其习焉不察而为人所忽视的因素，但是到了加快脱贫致富阶段，提升语言文字能力的需求就慢慢凸显出来了。语言扶贫事业数十年默默助力之后，在中国扶贫事业的新阶段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和使命，已经成为了中国整个扶贫减贫事业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五级联动和加大投入是基本保障。中共十八大之后的语言扶贫体现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工作模式。特别是在落实《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的过程中，许多特困地区的五级政府互相配合、落实到位，把推广普通话纳入脱贫攻坚，把普通话普及率纳入地方扶贫工作绩效考核，从而提升了语言扶贫的效率和效果。 协调整合和凝聚合力是强大动力。与其他扶贫措施相配合、相协调，从而在整体上发挥作用也是当前中国语言扶贫的另一特点。《“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了包括“教育扶贫、产业发展脱贫、转移就业脱贫、易地搬迁脱贫、健康扶贫、生态保护扶贫、提升贫困地区区域发展能力、社会扶贫”等在内的多种扶贫措施。语言作为人力资本的核心因素之一，提升贫困地区人们的通用语语言能力，无疑可以为这些措施的传达和实施提供必要的基础和保障。 方式多样和确保质量是实施路径。当前中国的语言扶贫方式和路径呈现出了方式多样、系统配合、质量确保的特点。比如：“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村级夜校”“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师培训班”、少数民族语言产业与旅游和翻译产业结合、编写《普通话1000句》、《幼儿普通话365句》、“语言扶贫APP”、“推普脱贫攻坚”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活动、推普周活动、推普脱贫攻坚对口支援，等等。 深入调研和因地施策是工作策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各级部门在当前的语言扶贫工作中都非常重视一线调研。比如教育部语用司就先后赴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和喜德县、云南怒江州泸水市和福贡县、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等地开展了座谈会、发放问卷、实地走访等形式的推普脱贫攻坚专项调研，从而为推普脱贫攻坚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他部门的调研也有许多都涉及到了语言问题，比如全国政协扶贫调研小组的调研，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的南疆调研等。这些调研工作为不同地区因地定策、因地施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学术研究和广泛研讨是理论支撑。随着中国脱贫攻坚方略的深入展开和实施，学术界也开始了对语言与贫困的关系、语言扶贫等论题的系统性研究和探讨。比如《语言扶贫问题研究》（第一辑、第二辑）、《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2019、2020）、《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1期、2020年第6期）、《语言文字应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语言科学》（2018年第4期）、《江汉学术》（2020年第5、6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语言文字报》等报刊都刊发了专题。这些研究和研讨就为中国语言扶贫事业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支撑。 在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大背景下，在上述几个方面各显神通、通力协作的基础上，中国的语言扶贫事业迈上了新的台阶，取得了比之以往更为丰硕的业绩。 扶贫首要扶智，扶智应先通语。语言文字工作是国家整体工作的重要构件，语言文字事业也有力地服务于国家战略。语言扶贫是中国扶贫减贫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七十年来它经历了从间接效应到直接效应、从分点发力到系统推进的历史进程。 二、展望未来：后脱贫攻坚时期的中国语言扶贫实践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要求，2020年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必定会载入人类发展的史册。随着长期困扰中国的原发性绝对贫困的消失，中国的贫困问题将会进入一个以次生贫困和相对贫困为主的阶段。扶贫开发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相对贫困问题的有效治理阶段。这将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城乡统筹发展和未来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议题。 （一）后脱贫攻坚时期的特征变化 2020年之后的后脱贫攻坚时期有着与脱贫攻坚时期不同的特征。跟语言扶贫密切相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 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绝对贫困是指家庭或个人收入不足以支付基本生活需求的一种生存状态；而相对贫困则是指一个人或家庭的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的生活状态。后脱贫攻坚时期，贫困的标准将有所区别，贫困的特征将从绝对变为相对，相对贫困问题的有效治理将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成为后脱贫攻坚时期的重大议题。 聚焦发展追求。如果说在绝对贫困时期“两不愁三保障”是贫困群众的核心诉求的话，那么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贫困群众的基本需求则发生了从“求温饱、图生存”到“求公平、图发展”的深刻转变。从人的发展角度，解决包括良好公共服务、高质量教育、高水平医疗等方面的发展需要。 提升内生动力。精准扶贫提倡“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实践证明，坚持志智双扶，能增强贫困者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问题。激发贫困者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扶贫对象的脱贫主动性是减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摆脱贫困思维，增强贫困者内生发展能力，也是筑牢脱贫稳定基础的治本之策。 防止返贫现象。2020年之后绝对贫困虽然消失了，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机制和措施，就有可能出现各种类型、不同程度的返贫现象。所以巩固好脱贫成效，增强脱贫户自身“造血”功能，提升他们的内生动力，建立长效脱贫机制，不能轻易出现返贫现象将是后脱贫攻坚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 构建贫困治理长效机制。随着脱贫攻坚政策红利的释放，原有的基于防范农村绝对贫困的整套资源配置将面临重组，建立合理而有效的扶贫开发常态化机制便是当务之急。 与乡村振兴战略对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为未来中国农村的和谐发展与整体提升规划了蓝图。后脱贫攻坚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是重中之重，脱贫攻坚也必将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无缝对接。 建立城乡统筹协调扶贫体系。伴随着城乡融合规划的不断推进和城市结构的转型，城市中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日渐凸显，城市反贫困治理将成为未来中国减贫工作的重要方向之一，后脱贫攻坚期的工作重点将是城乡统筹综合贫困治理。 无疑，上述几个方面的特征为后脱贫攻坚时期的语言扶贫体系提供了基础背景和施策依据。 （二）后脱贫攻坚时期语言扶贫的主要任务 在深刻把握后脱贫攻坚时期的主体特征基础上，后脱贫攻坚时期的中国语言扶贫应“着力解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至少在以下一些方面树立目标、形成任务。 总结脱贫攻坚时期的语言扶贫经验。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成就与经验总结，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影响。做好脱贫攻坚期的语言扶贫经验总结，是完成推普助力脱贫攻坚行动计划的内在要求，是客观评价语言扶贫脱贫攻坚成果、权衡得失的需要，可以稳定语言减贫成果、推进语言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为研究2020年后扶贫工作提供参考，是有效开展宣传、有力激发社会正能量的需要，也可以发展中国语言减贫知识产品，从而为全球语言减贫治理提供公共产品。 普及与提升并重，实施城乡统筹推普方略。坚持语言扶贫的分类型统筹推进，普及与提升并重，即控制不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人口“增量”、减少不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人口“存量”、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质量”。后脱贫攻坚时期的推普助力减贫脱贫目标群体将由农村聚焦转向农村-城市的双重聚焦，将形成乡村和城市并行发展的新格局。在推动扶贫工作走向城乡统筹的同时，语言扶贫的政策与规划也需要走向城乡统筹，即建构以乡村提升普及率和城市提高质量、不同区域不同政策的语言扶贫体系。在这个框架下需要同时研究乡村的语言扶贫治理和城市的语言扶贫治理。 明确语言扶贫的对象，发挥后发优势。后脱贫攻坚时期，语言扶贫的对象将由绝对贫困人口转向相对贫困人口。在城乡统筹的视角下，相对贫困人口的范围和规模可能不一定小，推普的方式和力度也应该有所改变，探索以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重心、以相对贫困人口为主要对象的推普体系就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在扶贫脱贫的整个体系中，语言文字因素是一个后发因素，即在扶贫开发着重于解决温饱的初始阶段，语言文字并非是一个需要迫切关注的因素，但是到了脱贫后的阶段，提升语言文字应用水平的需求就慢慢凸显出来。作为后发因素，在后脱贫时期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探索后扶贫时期语言扶贫的长效机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既存在叠加和交叉，又存在差异和不同。具体到后脱贫攻坚时期的语言扶贫工作，在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的过程中还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继续坚持精准语言扶贫思想，即扶贫方式的精准抉择、扶贫对象的精准定位、扶贫内容的精准提升、扶贫策略的精准实施；二是坚持语言扶贫的分类型统筹推进，处理好“增量”“存量”“质量”的关系；三是坚持语言扶贫的分地区逐步推进，即乡村地区聚焦于提高国家通用语普及率，而城市地区则重点考虑提升国家通用语的普及质量。另外，也需要二者在观念、机制、规划、政策、投入等方面的有机对接。 在上述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后脱贫攻坚时期就需要探索一套有效而可持续的语言扶贫的长效机制。这套机制需要参考脱贫攻坚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更需要对后扶贫时期的特征变化和扶贫脱贫的整体工作体系有精准的理解和把握。 继续发挥阻遏返贫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尤其关注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的语言问题。作为贫困地区居民自身内在能力的一种，语言属于内生动力型因素，语言扶贫能在阻遏返贫中发挥积极作用。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返贫人口内生动力缺失，这也是造成脱贫群众迷茫性的主因。而语言能力作为一种人力资本也是有效提升内生发展动力的途径和工具。 贫困者子女可能因为教育不充分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而不能适应未来市场和工作的要求而重新陷入贫困，进而引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可以为个体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提供基础，也是实现更公平的公共教育服务的重要保障，以语言能力为基础的教育水平的提升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核心环节。政府投入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对于防止贫困的再生产和代际传递有重大意义，所以尤其需要继续注重对于学前和学龄儿童语言能力的提升。“贫困+留守”这两个不利因素的叠加，使得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的认知语言能力发展条件限制更多。后脱贫攻坚时期，留守儿童的通用语能力发展应该是工作重点之一。 助力易地搬迁扶贫的社会适应和进城贫困群体的社会融入。国家通用语学习和能力提升为包括易地搬迁扶贫在内的多种产业扶贫措施的传达和实施提供了必要条件。具体到易地搬迁扶贫来说，就有一个搬迁群众的语言适应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不外乎以下几种：（1）继续保持自己的语言/方言；（2）转用新安置地的语言/方言；（3）转用普通话；（4）形成双言/双语社区。不管是哪种，其结果显然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和适应才能显现。语言适应的问题关涉到搬迁群众的心理稳定和社区融入，也关涉到他们的工作机会和稳定收入。 贫困群体进城、加入城镇化的进程与进城务工农民面临的情形很相似。进城务工农民的语言市民化主要是在语言使用习惯、语言态度上转向国家通用语。提高进城务工农民的国家通用语和城市方言能力，将有助于减少他们与城市居民的社会心理距离，增强他们对城市身份的认同感。贫困农民进城后的语言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语言选择以及语言使用水平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其在城镇生活中的身份建构和社会融入。 在经历了脱贫攻坚时期之后，后脱贫攻坚时期的扶贫减贫事业将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语言扶贫工作亦是如此。 三、中国语言扶贫实践的历史意义 贫困是人类发展的阶段性产物，是全球性“3P”（Pollution污染，Population人口，Poverty贫困）问题之一，也是一直以来人类共同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贫困是不平等的表现之一，而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和组织体系的精密，不平等现象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历史已经向人类证明了不平等问题往往会成为人类灾难（战争、内乱等）的导火索，因此出思路、下气力解决人类社会的一系列不平等问题也就具有了深远的历史涵义。就此意义上来说，中国扶贫脱贫实践的历史意义无论怎么拔高都不为过。贫困问题是一个涉及到许多方面的系统问题，比如收入、食物、教育、医疗等。贫困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多维路径、多方努力，而语言就应该是其中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当代中国进行的扶贫脱贫实践（语言扶贫实践当然也包括在内）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正在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语言扶贫的意义体现在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彰显在历史和国际两个纬度。在实践层面，中国语言扶贫事业建构起了“统筹部署—政策协调—精准施策—实地调研—学术探讨”五位一体、相互配合、整合协同的治理体系，为减贫脱贫事业的整体推进贡献了力量。在理论层面，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体系的扩展，二是理论上的创新或补充与完善。在历史层面，中国的语言扶贫尤其是2012年以来的实践和理论求索，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全新探索和试验，是中国智慧和体制优势的展现。在国际层面，至少包涵两个维度：一是语言助力脱贫减贫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为他国提供了借鉴，二是中文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和一种外语对于他国贫困群体的减贫效应。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语言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