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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德林:在诗与哲学之间(4)

http://www.newdu.com 2020-11-23 未知 李永平 参加讨论

    尽管荷尔德林说他难以摆脱席勒的影响,但他对席勒思想的接受也并非全盘照收(Smtliche,Bd.3:333)。正如上文所言,早在1794年,荷尔德林在阅读《论优美与尊严》时就已经发现,席勒其实是沿着康德所开启的方向走自己的路,并没有完全跨越康德哲学的界线,其目的不过是通过强调人类本性中感性的、激情的一面在道德生活中的适当作用,来校正康德道德主张的过分严格的见解。这也正是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席勒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来分析自身内部已经发生分裂的现代性。”(Diskurs:59)席勒本人也不否认他的思想以康德哲学为基础,他在《审美教育书简》的第一封信中便承认:“下边的看法大多以康德的原则为依据。”(Werke:570)这恰恰就是荷尔德林与席勒的不同之所在。从《判断与存在》开始,荷尔德林就已经试图比席勒走得更远,以彻底跨越“康德哲学的界线”,寻找一个完全不同的根据和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消除主体和客体、自我与世界的分裂。对此,迪特·亨利希在《语境中的黑格尔》中说:“在康德的自由学说之后,荷尔德林是第一个否定康德命题的人,这个命题即是,哲学的最高出发点是自我作为思维主体的意识的统一性。”(15)
    读到《审美教育书简》之后,荷尔德林即计划写一系列哲学书信,并将这些哲学书信称作《新人类审美教育书简》。遗憾的是,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但他的大部分思想后来都表达在了他的小说《许佩里翁》和1798至1800年间所写的哲学和诗学的草稿和片断中。那么,如何才能跨越“康德的界线”?对于荷尔德林来说,这就是把“应当”(Sollen)转化为“存在”(Sein),即从“自由的法则”走向“存在的法则”。在1795年的《判断与存在》中,他明确地把“存在”表达为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几年后,他又在《许佩里翁》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规定“存在”这个词的唯一意义就是万物的原初统一性,即“万物一如”,同时提出“存在”又可以表达为“自然”(Natur)、“一即一切”(Hen Kai Pan)、“在自身差异中的一”(das Eine in sich Unterschiedene)、“神性”(das Gttliche)。在荷尔德林看来,“存在”中的一切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是独立无依的,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主宰一切,个体与整体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生动的整体。这种“万物一如”、多样性统一的存在,荷尔德林称之为“美”。
    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主体性上升为统治的原则,它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人的天性中感性与理性的分裂,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分裂。席勒的解决方式是通过审美自由来达到人性自由,认为美既可以把感性的人引向形式和思维,又可以使理性的人回到素朴和感性世界,重新成为“完整的人”。但席勒的美是一个“审美假象”,他基本上是在自我关系的结构内使分裂的感性和理性达到和解。因此,他更多是在主体性哲学内部来突破主体性哲学,他的美学本质上是一种人类学的美学。相反,荷尔德林以“存在”原则为出发点,根本上逸出了主体性哲学,返回到作为原初统一的存在:人不再是自我决定的,相反,他必须在存在的整体关联中决定自己的身位。与席勒把艺术视为“审美假象”不同,荷尔德林将“诗”看作最真实的存在,认为诗是一种“无限神圣的存在之诗”,在这个意义上,“诗”与“存在”是同一的,诗人的使命就是通过诗歌让这个“无限神圣的存在”显现出来。
    在《许佩里翁》倒数第二稿的序中,荷尔德林说,原初的统一—即存在—已经消失了,现代人处于“自身与世界之间的永恒斗争”(Smtliche,Bd.2:256)之中,为了结束这场斗争,重建和平,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既不能通过知识(纯粹理性),也不能通过行动(实践理性),只能通过诗。这就是荷尔德林所说的“人诗意地栖居”(16)。正是基于此,我们或许才可以说,荷尔德林超越了席勒,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带入了他的现代性诗学话语。
    现代性诗学话语和现代性哲学话语是解决现代性问题的两种不同方式,在荷尔德林和黑格尔那里就具体表现为诗与哲学的关系,其问题的实质在于:诗抑或哲学,究竟哪一个能够弥合现代性自身的分裂?荷尔德林一直把黑格尔当作自己哲学上的良师益友,也曾说过与黑格尔的交往使他受益匪浅,在他眼中,黑格尔是一个慎思明辨而不好感情用事的人。实际上,黑格尔在早期也颇受荷尔德林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万物一如”的思想。或许正因如此,同时也因受到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的影响,黑格尔也曾一度将审美置于理性之上。在经考证为黑格尔手迹的《德国唯心主义最早的体系纲领》(17)中,黑格尔表达了他与荷尔德林和谢林的共同观念,即把美看成是涵盖一切的最高理念:
    结合一切的理念是美的理念,美这个词是在更高的柏拉图的意义上来说的。我现在相信理性的最高活动是审美的活动,理性涵盖一切理念于此活动中,真和善只有在美中亲如兄弟姐妹。哲学家必须具有像诗人一样的审美力。没有审美感觉的人乃是我们的学究哲学家。精神哲学是一种审美的哲学。……诗因而具有一种更高的尊严。(Smtliche,Bd.2:576)
    黑格尔在这里明确主张审美高于理性,哲学必须诗化,而且也和荷尔德林一样,把艺术/诗“作为面向未来的和解力量”(Diskurs:44),这与黑格尔后来把理性看得至高无上的观点显然大相径庭。从1801年的《费希特哲学体系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起,黑格尔开始从审美高于理性转向理性高于审美,从艺术/诗转向哲学。这种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对早期浪漫派诗歌的分析中发现了某种主观主义的东西,而这种主观主义本身就是现代性精神的体现,这促使他相信,艺术/诗难以担当“人类教师”的大任,它必须被哲学取而代之,从而发挥理性作为绝对统一力量的作用。
    黑格尔认为,在现代社会,“反思”(Reflexion)成为独立的控制力量,造成了现代性的普遍分裂。由于“纯粹的反思”坚持分离对立,它最终需要理性(Vernunft)来克服,因为“理性”的兴趣在于扬弃分离对立,以达到“绝对的东西”,即最高的对立统一。哲学就是以这个“绝对的东西”为对象。在通往“绝对”的过程中,黑格尔划分了三个逐渐由低到高的阶段,即艺术、宗教、哲学。就这三个阶段而言,艺术最低,尚未摆脱外在感性的东西,是一种感性形式,而在这种感性形式中,“绝对”只是通过直观把握自身。至于宗教和哲学,虽然它们都是绝对者想象和把握自身的更高形式,但相比之下,哲学又高于宗教,因为哲学是以“纯思想”、“纯概念”的方式把握“绝对”。人到了采取“纯思想”、“纯概念”的方式时,也最为自由。如此,“绝对”就可以在哲学中完全显示自己,一切都达于和解。在诗与哲学上,黑格尔与荷尔德林最终分道扬镳,作为最早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和诗人,他们分别以各自的哲学话语和诗学话语开启了后来现代性批判的不同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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