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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荷尔德林时代，启蒙带来的现代性问题日益显现，批判和克服现代性的自身分裂是当时哲学家和诗人必须面对的任务。与荷尔德林同时代的黑格尔认为，只有哲学可以克服现代性自身所带来的问题，在这方面，诗不及哲学。荷尔德林则认为，诗是克服现代性自身分裂的唯一途径，诗高于哲学，是人类精神的最高表达形式。如果说黑格尔建构了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那么荷尔德林则建构了一种现代性的诗学话语。 关 键 词：荷尔德林/现代性/诗/哲学 作者简介：李永平，男，195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德国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德语文学，近期发表的论文有《荷尔德林：重建神话世界》(载《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历史忧思与启蒙的冒险》(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写道：“就现代性话语而言，从18世纪后期开始，现代性就已经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①他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清楚阐释现代概念的哲学家，因此，讨论现代性问题的哲学话语必须从黑格尔开始。黑格尔不仅把“现代”看作一个“人的精神已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的新时代，同时也在现代的优越性中看到一种危机，这就是现代性自身所包含的分裂，即主体与客体的分裂或人与自然的分裂。黑格尔试图将“理性”作为统一化的力量来克服现代性自身的危机，并认为只有通过哲学的途径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他早年受席勒“审美教育观念”的影响，一度相信审美乌托邦，但很快就产生了怀疑，并在《论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中彻底抛弃了审美乌托邦。黑格尔认为，艺术或诗在克服现代性分裂的过程中只是一个必要阶段，并非最高阶段，在根本上低于哲学，因为只有哲学才是理性作为统一化的力量发挥作用的场所，而艺术或诗则最终必然要衰亡。 但在黑格尔现代性哲学话语生成之际，也产生了一种现代性诗学话语，这种话语步席勒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后尘，把诗看作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唯一途径，认为诗不再臣服于哲学，甚至要取而代之，最后只有诗成为“人类的教师”②，超越哲学而永恒留存人间。如果说黑格尔是第一个从哲学上贯彻现代性批判的哲学家，那么，与其同时代的荷尔德林和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则主要是从诗学话语角度讨论“现代性”这一主题。正如哈贝马斯称黑格尔是“第一个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Diskurs：57)，我们同样也可以将荷尔德林视为第一个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诗人。荷尔德林虽然早期与黑格尔在观念上有颇多相契之处，但恰恰是在哲学和诗的不同选择上分道扬镳，而荷尔德林也一直试图在与哲学的争执中建立起自己的现代性诗学话语。为此，我们有必要探讨荷尔德林与哲学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也是诗与哲学的关系。本文探讨荷尔德林如何在他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浸淫于哲学，如何逐渐对哲学产生矛盾的态度，如何最终疏远哲学决心做一个诗人，从而逐渐形成了自己与黑格尔哲学话语截然异趣的诗学话语，并以此来批判和超越现代性。 荷尔德林与哲学的接触始于蒂宾根神学院。1788年，荷尔德林进入蒂宾根神学院学习神学。按学院规定，每一个神学学生前两年须学习哲学，后三年才专门学神学。荷尔德林从心底里充满了对神学的厌恶，学习哲学正好可以让他从中暂时解脱出来，获得心灵自由。 由于康德的三大批判，18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发生了深刻变化，进入了古典哲学时代。1781年，康德发表《纯粹理性批判》，七年后，即荷尔德林踏入蒂宾根神学院那一年，《实践理性批判》问世，1790年康德又出版了《判断力批判》，由此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批判哲学体系。康德最大的功绩在于，他第一次在认识、伦理和美学各个领域内全面提出了主体性问题。在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这两个对立面中，究竟哪一个是真正的主体？这是两千多年来一直苦恼着人类的大问题。人们过去一直认为，认识只带有被动的直观性质。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摧毁了这个正统观点，通过分析先天综合判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认识的主体能动性。在康德看来，认识绝不只是感觉材料，感觉材料要成为知识，一定要有某些先验的认识形式，如果没有主体的认识形式，即知性范畴，我们就不可能得到普遍而必然的科学知识。康德带来的改变是革命性的：他使人认识到，人并非是自然的产物；相反，自然才是人的产物，人或理性成了真正的主体，不仅可以为自然立法，而且在实践上也可以为自己立法。关于康德哲学，海涅曾评价说：“以前理性像太阳一样围绕着现象世界旋转并试图去照耀它，但康德却让理性这个太阳静止下来，让现象世界围绕着理性旋转，并使现象世界每次进入这个太阳的范围内，受到照耀。”③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在哲学领域内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当时的德国，康德哲学盛极一时，影响甚巨，不管是获得赞同还是引起反对，几乎到了无人不谈的地步。康德哲学也如一股旋风吹进了死水一般的蒂宾根神学院。蒂宾根神学院创立于16世纪，以培养神职人员为宗旨，是一所建立在前奥古斯丁教团修道院内的基督新教神学高等学校。荷尔德林进入蒂宾根神学院时，中世纪的风纪和教学方法几乎一成未变，闭塞、沉闷、正统的气氛令人压抑，他在这里呼吸到的是“不健康的空气”，看到的是“腐朽的垃圾”④，而与他同年入读该神学院的黑格尔也不无感慨地说：“大概还没有一个地方像蒂宾根这里，旧体系如此忠实地继续着。”⑤虽然当时神学院的许多教授讲课陈旧老套，但康德的思想毕竟掀起了波澜，甚至“旧蒂宾根学派”的代表人物戈特洛布·克里斯蒂安·施托尔也利用康德为其“《圣经》的超自然主义”辩护。在神学院的教师中，最激进的康德主义者是卡尔·伊曼努尔·迪茨，他把康德称为“人们长久期待着的将给世界带来福音的摩西”⑥，这深刻影响了荷尔德林。在学习期间，荷尔德林涉猎广泛，除克洛卜史托克、歌德、席勒、柏拉图、斯宾诺莎、卢梭外，尤其寝馈于康德。1790年8月底，他给母亲写信说：“我可以毫不冒昧地告诉您，尤其是对哲学的持续研究很快就成为我的需要了。”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