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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报告文学 何建明  从1980年的《腾飞吧苍龙》开始，《共和国告急》《国家行动》《中国高考报告》《部长与国家》《落泪是金》《国家》《大桥》《浦东史诗》等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何建明始终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展的“在场者”。 他如何看待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日前，应邀来到辽宁参加“大连文学周·百名作家看金普”采风活动的何建明，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报告文学并没有过时，而是尚未定型 本报记者：这些年，“非虚构写作”一词日渐为人们所熟知，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非虚构作品，人们难免会把它与传统的报告文学写作进行对比，二者之间可以混用吗？很多非虚构作品的作者不是专业的报告文学作家，有新闻记者，也有社会学者、历史学家或者军事研究者。因此有人会说，靠文学家来写报告文学已经过时了。您怎么看？ 何建明：现代报告文学的文体，通常认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一个叫基希的作家创立的，这位生活在欧洲的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在经历法国大革命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过程中，把深入革命现场的所见所闻，通过比新闻报道和通讯特写更有艺术化的手法，完成了他的一篇又一篇“文学特写体文章”。实际上，在中国传统中，很早就有这种“报告文学”类型的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中国报告文学的“母体”，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至今仍难以超越。 “非虚构”的概念早期是法国作家左拉提出来的，他当时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存在——有的小说家觉得自己本事很大，坐在家里观察世界就可以写出好的作品。左拉为了写一个铁路题材的长篇小说，他自己趴在运煤的铁路上15天，实地观察铁路工人的生活，最后写出了一部非常好的作品，他认为这样的写法就叫非虚构。二战结束以后，很多美国村镇的那些老兵把自己战争的经历写出来，也叫非虚构。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非虚构，指的就是美国的这种概念，客观的真人真事的写作。 报告文学曾经在中国文坛和中国社会中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如夏衍的《包身工》、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然而，这些年来，读者对报告文学是并不满意的，某些“报告文学”作品，没有了那种“令人心颤”的感受，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我觉得他们看到的可能并非是真正的报告文学，至少没有看到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 在我看来，今天80%的“报告文学”作品其实属于新闻报道的范畴，文体形式上没有超越新闻报道的框架和实质。其实，真正的报告文学在文学性上跟小说是一样的，它要写活生生的人和人的情感，不是高大全式的。事实上，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非虚构，都必须有一定的文学性和独特的想象。采用报告文学式的还是非虚构式的写法，要视情况而定，比如，我在写“8.12”天津爆炸事件的《爆炸现场》时，就完全是非虚构式的，全部都是亲历者讲述的真事，这些真事已经足够感人了。但在更多的作品里，我们必须有一定的文学性和独特的想象。它的主体部分是真实的，而同时也要有一些合情合理的想象。 比如，我写毛主席跟一个部长的谈话，这个谈话肯定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写到毛主席抽着烟，拿着报纸，这个细节就无从考究，这个细节是基于对毛主席的日常习惯的了解，从而根据生活的本质存在，进行逻辑性的推演出来的，它就是非虚构。 在我看来，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非虚构，到目前为止，这一文体都还没有定型。在我自己的40多年创作中，很少借鉴别人，因为无“鉴”可借。想一想：中国如此迅猛的发展和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复杂多彩的人与事，是哪个朝代、哪个国家有过？哪个时代的作家、哪个国家的作家遇见过？写过？所以我的书写没有借鉴其他人的同类文体的写作经验，只能靠自我摸索和创造。中国早期的报告文学，多数属于只记录静态的人物、事件，而我们现在的报告文学，写的是正在发展中的动态的事物。比如，今年疫情发生时，我住在上海，我第一时间就写了，当时疫情的走向还并不清楚。所以，报告文学本身还是一种正在不断成熟之中的文体，一个开放型的新文学文体，或者说，我们正在创造自己的文体。 鲁迅张爱玲书写的也是他们的“当代” 本报记者：在您看来，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或者说非虚构作品有什么标准？ 何建明：我认为在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要呈现三种真实，一个是客观真实，接近于新闻报道；一个是主观真实，就是作家看到的读到的事实；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事物的本质真实。现在很多非虚构作家记录的只是主观真实，他所看到的一个人、一个村子的样子，而没有把它们放在一个大的时空之下去观察和思考。同时，我还要考察它是否进入了文学的叙述。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判别什么是“报告文学”，我认为就是用文学手法写的新闻报告，那些能真正震撼你的心灵世界、能真正燃烧你的情感火焰、能真正愉悦你的阅读观感的报告文学才是好的。报告文学是非常有讲究的，它包含了文学语言、文学结构和文学写作手法等几乎所有的文学要素。我在几个大学里成立了非虚构文学研究机构和创作实验教学室，我跟年轻的学生们说，报告文学作家要成为小说家，成为诗人、散文家，你们把这些本事全学会了，才会写出好东西。 本报记者：2015年，白俄罗斯作家阿历克谢耶维奇以非虚构写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人看到了这一文体可以达到的高度。2019年，您也入围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且是被提名的中国作家中唯一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正在被世界所看见？ 何建明：我读了阿历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她写得确实很好。但同时，我觉得我们中国作家可以写得更好，至少并不比她差。 本报记者：这种自信从何而来？ 何建明：因为我写了40年，改革开放40年给予了我巨大的创作空间。在跟一些外国作家交流时，他们总在说中国如何如何。我说：“你想知道中国的真相吗？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中国的作家，土生土长，我也未必了解中国的真相，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怎么能了解中国的真相？”真相，来自于这块土地，书写中国的真相，只能由我们这些热爱这块土地上的人。 我们今天中国的文学还不令人满意，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我们远离了生活，没有把关注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周边真实发生的事情上。上海的一个楼里，可以写差不多一百年以内的经济现象，这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人的变化，一个普通的人原来什么都没有，现在成了大老板，他的生命呈现方式，他的情感的表达、宣泄都有不同，这些都是文学宝贵的东西。而我们的作家，包括一些大作家，还在写以前胡同里的生活，立交桥、高速公路，没有人去书写。还有一些作家一直关注于乡土文学。乡土当然值得写，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但是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也不是莫言和鲁迅笔下那种状态了。有些人说，我们无法超越鲁迅时代的乡土文学，但是，鲁迅、张爱玲他们书写的也是他们的当代。发现历史，展示现实，是报告文学作家甚至是所有文学家的责任。 中国发展的高地也是文学创作的高地 本报记者：说到书写当代，会不会因为距离太近跳不出来？ 何建明：错。不是跳不出来，而是你的自信心够不够，你自己的能力够不够。比如写疫情，你在疫情过去几个月、一年甚至多年之后去写，当然会积淀出一些有用的东西，但是当下感受到的情感、呼吸甚至于眼神、皮肤，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下的感觉是最真切和最能呈现真实的情感。我的《上海表情》就是这样一部书，力求最近的感受，力求可以触摸到的温暖。 本报记者：以您当年的《中国高考报告》为例，已经二十年过去了，书中提出的问题今天也值得思考。这是怎么做到的？怎样才能让当下的书写同时又具备长时段的传播价值？ 何建明：这就涉及到作家的未来观。要用一种崭新的视角去看待当下正在改变的生活，我们视角的调整，也要有跟这个时代同频的地方。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这样高速运转的，在这个过程中你要闪电式地把它捕捉到。我们恰恰就是需要这样的能力，在瞬间捕捉最精彩的东西。 本报记者：说回到这次您来到辽宁参加“百名作家看金普”活动。您为什么对辽宁、对金普新区感兴趣？它是您感兴趣的“当代”吗？ 何建明：我认为，中国发展的高地就是文学创作的高地。欧洲用了20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革命，创造出一大批经典的文学作品。回顾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我们会说鲁迅、巴金、夏衍、张爱玲他们创造出了文学的高峰，那么下一个中国文学的高峰在哪里？我认为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书写，是中国现代化的书写，这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无法跟中国比的特点。而在观察城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上，开发区是最有特点、最为聚焦的，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一直到辽宁的沿海，中国的开发区始终在40年改革开放的高点上。30多年前，我来过大连，看过这片海滩，当时还是比较荒凉的，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我此次到金普新区来，就是带着这样的目光来的。建议作家们重新调整我们的写作对象，看看我们的开发区，看看我们的沿海，你们就会知道中国文学的未来在哪里。 （原文有删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