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中国民间银行的诞生》，[日]林幸司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317页，98.00元 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日本学者林幸司《近代中国民间银行的诞生》(林幸司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的书名与内容并不是很吻合。该书内容是四川一家有代表性的民间银行的诞生与发展兴衰史，而不仅仅是它的“诞生”。作者在“后记”中说，本书是在2006年向一桥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内陆地区金融业的历史性展开——重庆银行业的近代与社会主义》(日文）的基础上大幅修改而成的，原来的题目显然比后来这个书名更恰当地概括了该书的内容。为何以“诞生”为书名，作者在“绪论”中也没有解释。林幸司论述的主角是成立于1915年重庆的聚兴诚银行，一家真正的地区性、专业性的民营银行，它所历经的民国、抗战、解放和公私合营的历史过程。但是作者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讲述这家民营银行自身的内部史，而是以区域史、社会史与金融制度史相结合的多元视角来审视民营银行发展中的主体性及其在社会变化及转型中的适应性等问题。 作者在“绪论”中提出了相当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首先是产生问题意识的学术背景：为了克服“革命史观”研究的局限性，学术界出现对国民政府的近代化措施的再评价，同时也关注共产党新政权在事实上所表现出的历史延续性，比如奥村哲提出的关于连续性的“战时总力战体制”观点。因此，“这些研究在阐明中国建设民族国家（或总力战体制）尝试的同时，也明确揭示了人们在战争等状态下被榨取的过程。从这样的角度，可以了解到作为统治阶级的暴力机构的国家如何建立，以及人们如何被动地卷入这种国家体制中去。……本书的中心问题意识正在于弄清推动人们采取‘主体行动’的究竟是什么因素”；“回答上述问题，不仅需要关注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展开过程、经济制度的近代化，还需关注在这些变动背后所存在的人们的行为方式”。（2—3页）这里的关键是关注在被动地卷入国家体制过程中“人们的主体行动”与在变化背后的行动方式，这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历史叙事，其逻辑出发点是国家与制度的形成、变化只有在人的行为活动中才能获得真实的意义，才能在历史研究中把握和解释规范国家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结构，更不用说只有处于国家体制变化中的人的经验感受与欲望诉求才能构成有温度的真正的“人的历史”。作者在“后记”中自言，他一直受博士导师三谷孝教授站在中国“民众”的立场来分析历史进程的研究方法的影响。由此想到，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何谓真正的“民众”立场，恐怕迄今还是有待思考和与实践的问题。 其次，作者提出的“革命史观”与关注1949年前后历史延续性的史观之别，在下文中有更具体的论述：久保亨的研究“从经济史的立场，把向来被看作断裂点的‘解放’作为连续历史的经过点来对待。这些新的问题意识激发了新的研究潮流，将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化一系列过程，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去理解。……这些研究触及比较长的时段，揭示出‘解放’前后并非断裂”。（12页）以1949年前后变化为中国现代史叙事模式的中心界标，“断裂”还是“延续”的观点意识既与“革命史观”与“现代性史观”的分野有关，而且与史家所处的历史语境有关——强调新旧截然对立的革命史观产生于强调阶级斗争与不断革命的政治语境之中。因此，“断裂”叙事的真实用意只是在道德正义性与政治合法性等政治证成。从这一视角出发，1949年不再是一个僵硬的分界线。柯伟林(William Kirby) 关于中国技术官僚的开拓性研究，推动许多新的著作开始探讨家庭组织与工作场所在1949年之前和之后这两个时期的相似性。林幸司也是这样看的，他在“绪论”开头就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各种实况逐渐明了。作为克服上述革命史观局限性的尝试，出现了对国民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进行再评价的研究。”（2页）其实，在历史急剧变化的进程中，既没有彻底的断裂也没有纯粹的延续，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制度发生了断裂、什么事物被延续下去，以及各自带来什么结果；问题的要害是如迈克尔·奥克肖特在《辉格党的历史解释》一文中指出的，必须警惕和拒绝辉格党人的必然论和黑白二元论历史观。林幸司对此应有敏锐思考，因此他在“绪论”中审慎地使用“解放”这个概念，并且在注释中说明：“‘解放’这样的言辞，多半包含了革命史的价值观。不过，‘解放’也确实是说明当时状况的象征性用语。因此，在本书中对于‘解放’这样的词语继续使用。”（18页） 另外，作者从地域史的立场来研究民营银行业的发展盛衰，有三个视角与研究目的：一，研究银行制度的展开过程和作为其结果的银行组织的变化，以及这些制度向社会主义银行制度转换的过程；二，从中国内陆的商业秩序变化研究银行的变迁，也就是以民间商人自己组织的秩序为支撑的地域经济，转换为以国家权力为背景的“他律性、广域性统一经济”的过程，考察其中银行的变迁过程与商业秩序变动之间的关联、变化与不变的层面；三，考察家族企业家所承担的角色及其变化，研究与银行组织的“外部结构”变动相对应的“内部结构”的变化，如银行的营业实态以及与国家、掌权者的斡旋方式，研究作为这一“内部结构”承担者的家族企业家的状况与内心世界。（3—8页） 以上这些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我相信即使对于非金融史研究专业的读者来说也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些研究视角概括起来就是以人的行为方式、历史的脉络化和内部结构对外界变迁与挑战的适应方式为中心，以区域的、社会的、文化习俗的、人际关系的、微观的研究视角摒弃了宏大的和单一视角的叙事模式，可以看作是“新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作者在本书中运用了大量档案史料和报刊资料，尤其是在重庆市档案馆收集的地方档案资料和聚兴诚银行档案资料，另外也有部分口述史料，为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基础。不足的是尚未注意到企业家、银行家个人书信、日记等同样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资料，如《上海银行家书信集(1918一1949)》（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选自上海市档案馆藏银行家的书信、电报，其中许多史料鲜为人知并且很有参考价值，类似这样的书信、电文在四川地区各级档案馆中应该也有。另外，四川地区商界、企业界名流的书信，如《卢作孚书信集》（黄立人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就有不少值得参考的史料。 该书第一部分“民间银行的诞生及其发展过程(1915—1949)”叙述重庆民间银行的设立及时代背景，考察1915年聚兴诚银行成立的经过以及至20世纪30年代的经营状况，然后论述在金融恐慌、日中战争和国共内战的历史变迁中聚兴诚银行的改组变化；第二部分“共产党政权的成立和银行业(1949—1952)”的中心主题是聚兴诚银行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的存在状况和前景；第三部分“民间银行的社会主义化（l949—1953)”，论述聚兴诚银行的自主重组和1953年被合并的过程，探究在这种巨大变化过程中发生作用的主要因素。作者在“结论”部分非常清晰、详细地概括了全书内容和核心观点，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三个问题： 第一，“以民间商人的活动所形成的自律性经济秩序为支撑的重庆经济出现变化，肇自1934年重庆金融恐慌所伴生的政治、经济变动。在金融恐慌发生之际，军阀政权通过接受作为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的支援来渡过难关。随之而来的是，国民政府对于四川的政治、经济统一取得进展，重庆过去的多重金融状况被消除，且由于中央政府系统的大银行扩大营业网络，此前由聚兴诚银行等民间银行掌握的长江流域汇兑利益锐减。这样，重庆的金融被整合进以国家权力为背景的他律性广域经济中去，在这样的状况下，聚兴诚银行开始试图将经营方针从依存于商业金融转换到产业金融上去，和外资一起合办企业，但由于外部的压力和杨家的内部纷争而最终失败。因此，聚兴诚银行通过改组导入有限责任股份制度，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在整备支店制度的基础上，打算向产业金融路线转换。”（269页）这是在恐慌的历史语境中的“国进民退”，恐慌型危机与国有权力的扩展有因果关系，民营经济的应对是自身的改组与转型。 第二，抗战胜利后，一方面是国民政府继续推行中央集权政策，试图再次确立由国家支配的他律性广域经济，另一方面是内战的影响和国共力量的变化，民营银行的发展策略在全国化、产业金融化路线和地域性、商业银行路线之间摇摆，在国家和党派之间为了银行的存续及发展用尽手段。（269—270页）这是在希望与观望中的坚持，是自主、自律经济的最后余光。 第三，中共新政权导入发端于苏联的单一银行制度，留在内地的民营银行对社会主义化的估计严重不足，试图维持自主经营。然而，新政权在接管公有机关和公营企业并确立了支配权之后，集中公共事业的订单和联合借款的契约等利权，凝聚了前所未有的向心力。因此，政府和民间企业经营者之间在1952年之前已经确立了共产党政权对于民间企业的间接支配，在民营银行中有着深厚根基的机动性商业金融已失去存在意义。继而在“五反运动”等激进的群众运动的背景下，聚兴诚银行接受联营，开始进行第三次全国化；最终放弃了银行的直接经营权，由国家银行掌握实际经营权。1953年，聚兴诚银行在确立单一银行制度的潮流中了自己的历史；以后继续存在的公私合营银行始终未能复活自律性经济秩序。（271页）这是最彻底的“国进民退”，已无需多言。作者在“后记”说：“经过一系列研究，我惊奇地发现，聚兴诚银行的组织变迁以及坚强的复活战略，每一个点都很鲜明地体现了近现代中国激烈变革的时代过程。”而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惊奇，只是增添了一些生动的认识。例如，重庆市军管会的银行接管组在一份《初步总结》（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收藏）报告中指出了留行职员的特征：首先是其保守性和地方性，“存在浓厚的哥老会等封建风气”，当地出生的职员占绝大部分，“解放前，党对这些单位的影响非常小”；其次是职务的不透明性，很多职员在本职以外兼职，“从共产党方面来看，这暗示着与银行交易等表面上看不见的人际关系，因此将其视为产生金银黑市交易等违反政府金融管制行为的温床。《初步总结》的内容显示，接收一方和被接收一方之间在互相理解方面存在不少隔阂。在迎接以人民解放军力量为背景的解放时，留行职员们以原来工作岗位中的关系为基础，非常自然地采取了机会主义的行动”。（168—169页）这就是在被动地卷入国家体制过程中人的国家体制之间的真实关系。在这里顺带要说的是，在重庆市档案馆馆藏建国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档案史料中，有一份作者没有提到的《张霖之关于一月以来接管工作的初步总结》（1950年1月13日），未知其内容是否会对作者在“接管”议题上的论述有所补充。还有一位人物值得注意，他就是任职于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的宫廷璋。1948年9月他在机关杂志《聚星月刊》上发表文章，认为国民政府的一系列统一政策可以看作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且指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化并不是立刻进行银行国营化，而是在一定的期间内维持原样。可以说“宫廷璋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143页），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从国民政府统一与垄断金融业务的意图和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中看到了发展趋势，也可以说看到了民间金融业在国家利维坦面前的命运。 作者运用了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和重庆市档案馆的大量档案史料，以接近全书一半的篇幅从城市接管、“工商联”的成立、民间银行面临的形势和聚兴诚银行实现公私合营的过程等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而且在论述中也提到了“‘五反运动’具有这样的性质，即将工商业的经济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解决，不难想象这对企业的改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63页）、“私营银行的社会主义化被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267页）等问题。遗憾的是作者对这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缺乏相应的论述，以致民营金融家在接受改造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心理感受以及家族命运与那个时代语境中极为突出的强大政治态势产生脱节，作者的目光似乎完全被吸引在重庆银行业和聚兴诚银行的档案之中。比如，新政权在成立后与旧金融业的第一次正面冲突是上海的“银元之战”，上海军管会断然查封上海“证券大楼”，毛泽东称“银元之战”的作用不亚于一场淮海战役，至今主流叙事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抗”、“用政治镇压手段同资产阶级争夺金融市场”。但是，如此重要的事件在该书“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制度的展开”以及接下来重庆民间金融界对时局的讨论中完全没有提到。又比如，1950年底开始的镇反运动把在农村中运用纯熟的政治动员经验应用到城市的社会改造之中，而四川又是镇反开展得十分激烈的地区，这对重庆的民营企业家在精神上的触动以及合作态度上的转变究竟产生什么作用？尤其是考虑到民间银行在生存发展中与各种地方势力、社会帮派必然发生的复杂关系，作者在书中也完全没有提及这个运动的影响就显得更为遗憾。还有“五反运动”，作者虽然指出它将工商业的经济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解决对企业改造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语焉未详。实际上，毛泽东在1952年1月5日的批示中明确指出“五反运动”是对资产阶级的“一个坚决的反攻”……以上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一部研究民间金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专著中的应有议题。只有经过对这些议题的深入讨论，我们才能理解周杰荣、毕克伟讲的那种“恐惧和充满希望的理想主义一起孕育出某种可被称为‘适应环境变迁的文化’（culture of accommodation)。这是近代以来在国家利维坦面前的民间银行无法抗拒的命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