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三人行》 石钟扬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喜欢读简洁明快的文字，厌恶拖沓啰嗦琐碎。前不久，看到一部书名动人的书稿，可浏览一遍就不想深读了。本来是一个时间跨度短、人物也不多的历史事件，作者竟大量堆砌别人的观点各异的文字，又不肯明白表示自己的见解，结果是一笔糊涂账，浪费了那么多笔墨。读之无味，弃之可惜，只好把它放到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钟扬写书，从《金瓶梅》、《三国演义》古典文学研究作品，到《文人陈独秀》、《天下第一刊〈新青年〉》历史研究著作，都好读。这是因为钟扬的思路清晰，观点明确，论据妥贴，晓畅明白。可谓史有真实，文有丽采，哲有思辨，与俗文庸书迥异。史学家不易写出这样的文字，而从文学走近史学的钟扬，似乎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五四”三人行》从观点到写法，都有新异不凡之处，比前两本书更有看头。
    《三人行》是写“五四”启蒙的书。
    什么是启蒙？
    启蒙，就是追求光明摆脱黑暗，崇尚知识鄙薄迷信，运用理性走向自由，倡导科学拒绝愚昧，实行民主铲除专制，以期再造文明复兴中华。简单地说，启蒙就是人把自己弄明白了，不糊涂了。
    启蒙的敌人，一是民众的愚昧，一是当权者的专制；把人权放在任何政治权力之上，应当是启蒙之根本的根本诉求。
    中国人的启蒙，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在那时的谠论伟行，至今令人神往，而可憎可恨的专制和愚昧，当人人痛而谴之。
    陈独秀说：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五四”三人行，当由此而来。
    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护法”。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新文化运动有了北京大学这块坚强阵地，而他则成为爱国青年的保护者。
    陈独秀乃“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精神领袖，而不是什么“总司令”，“五四”运动根本没有什么司令部。
    胡适之以文学改良的主张、推行白话文、倡言重估一切价值，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
    三人行，行在新文化运动与学生运动之间。“五四”行动前，他们是学生的精神导师，“五四”行动中他们是学生的模仿秀（陈独秀6月间散发传单之举，则是对学生行为的最危险的模仿）。“五四”行动后，他们又致力于对“无纪律的胜利者”的疏导；新思潮的洪水，倘不疏导也会酿成灾难。胡适之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两文，主旨在此。
    新文化运动是学生运动的精神源泉，学生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结晶，而保持启蒙的正确方向，维护精神结晶的纯正品质，非有疏导之力不可。
    新文化运动中，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都是手段，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
    三人行，都在作再造文明的努力，但三个人的着力点不尽相同。
    蔡元培，始终在体制内，却与体制若即若离，多取“不合作主义”来坚守自己的教育理念。
    陈独秀，始终站在体制外，充当“终身反对派”，追求的是“反对党派”的合法化。
    胡适之，虽终其一生不属任何党派，却是坚定的“有政府主义者”。无论是诤友还是诤臣，他都乐于充当制度文明的设计师。从如何当校长，如何当总统、党魁，以至如何建设联合国，他都有过设计。
    时代变了，又似乎变得太慢，有些痼疾压根儿没变，甚至变本加厉。“鲁迅今朝如健在，不当右派须钳口。”前些年披露的毛泽东于1957年对上海文艺界的谈话，并不令人吃惊。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三位“五四”人物若活到鼎革之后的1957年，他们的遭遇又会怎么样呢？
    科学、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精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五四”三人行，就是“五四”精神的杰出的创造者和体现者。对他们的评价、接受与反接受，正好检验着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和历史走向。
    前路多曲折，回头路却断不可走，那是一条不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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