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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湖南省的爱国者》:想象中的“湖南独立”(2)

http://www.newdu.com 2020-10-21 东方早报 佚名 参加讨论

    作者将郭嵩焘在湖南建庙宇,视之为建立自屈原、周敦颐、王夫之以来的“湖南崇拜”(a cult of Hunan-Chu identity)(页50),建学校只是要振兴湖南,走湖南人自己的路。然而,我们知道郭嵩焘创办思贤学舍,明明是要“汉宋并重,行己有耻”以及法“国初诸老气象”来改革其他书院的恶习,并不是什么“湖南的特殊命运”(Hunan's unique destiny) (页51)。国初诸老如顾炎武或黄梨洲,都不是湘人。我们实在看不出郭嵩焘会视湖南人为有别于中国的特殊族群,“明显不同于其他的中国人”(the Hunanese were unique and distinct from the other Chinese)(页62)。
    第三章讲戊戌变法前的湖南改革运动,并引进谭嗣同,说谭曾尽读船山遗书,并从船山书中发现了民主(页87);谭氏对郭嵩焘之欲改良湖南,也极表同情,以便建立他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湖南的改革,也就成为郭嵩焘改革之梦的实施。作者认为,谭嗣同视湖南是“国”而不是“省”,是要提醒湖南人是自主的人民,不受清帝国的节制(页80-81)。我们的认知是,当时中国有被列强瓜分的危机,有亡国的忧虑;在此情景下,有些湖南人呼吁独立,其心志是要救中国于既亡,而不是乘中国之危搞分裂,实甚显然。但此书作者却刻意将改革视为湖南的建国运动,自王夫之、郭嵩焘以来,终于水到渠成,好像是万事俱备,只欠一支军队(页86)。作者将戊戌变法前的湖南改革,说成分裂或排满,都是言过其实;既然说谭嗣同早在1896年就已有反满的种族主义(页88),何以不到两年就去为满洲皇帝服务,并为之而死?作者将谭嗣同与康有为、梁启超当作“军机处的秘书”(页91)是错误的,如果“秘书”是“章京”的翻译,则四章京之中,并无康梁!可想而知,作者对于谭嗣同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烈士的说法,甚不以为然,还因而质疑当时的中国到底有没有民族主义,因当时中国的政治实体是帝国,而谭只为帝国服务了十九天(页91)。如此辩解并无效用,因当时的大英帝国、大日本帝国好像都有民族主义的。
    作者说,谭嗣同死后两年,唐才常终于建立了湖南的军队(页93);他把唐才常的“自立会”译作“独立会”,“自立军”译作“独立军”(页95),以便强调湖南的“独立”。然而,唐才常在华中的起义,明明是康有为授意下的勤皇行动,但作者一定要说主要是“湖南人的叛乱”,而其使命是要为湖南人“谭嗣同复仇”(页96)。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唐才常成功了,难道康有为会去当“湖南国”的公民不成。
    庚子事变后,清廷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其中有不少是由省选拔出国,到日本的最多。此书第四章就是在强调:当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发明”中国民族主义的想象时,留日湘人则出现以湖南为主要的“想象”。当“非湖南人”章炳麟倡导以王夫之为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资产”时,在日本的湖南学生开始更强烈地表示王夫之是他们湖南人的,认为是他们的“精神之父”(their spiritual father)(页107)或“湖南民族主义之父”(the father of Hunanese nationalism)(页108)。章炳麟这位国学大师兼中国民族主义者绝不会想到,竟有人说湖南人在跟他争夺王夫之。而此书作者对章炳麟的理解也大有问题,他只知道太炎以种姓排满,却不知太炎对中国是一“历史民族”的论述。他先自以为是地说,太炎认为曾国藩是不自觉的革命党,而后批评太炎的说法不合乎历史(页105)。我们知道太炎骂过曾国藩是汉奸,但现在作者说曾国藩被章指为革命党,却不给我们提供章氏此话的出处。
    在此书作者的笔下,蔡锷也成了湖南的民族主义者,说蔡氏认为湖南不是像日本的长州藩或萨摩藩,而是像全日本;又说蔡认为将来的湖南会等同英国或法国,而清帝国其他疆域则将会像罗马帝国一样地崩溃,而与湖南无关(页108),处处要强调湖南是一个国家。中国固然有很强的地域或省籍观念,但不能等同分裂主义。湖南的爱国者在当时中国危亡无日的情况下,提倡独立以自救并为中国先,相信湖南为中国前途之所寄,以及湖南人可以给中国以新生命,其实都是湖南人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
    作者认为,杨度也是湖南民族主义者,并引杨氏豪语:“中国不会亡,除非湖南人死光”为说(页111)。其实,这句话意谓湖南人会为中国战到最后一人,更表现了这个湖南人的中国民族主义。然而作者经过对“中国”一词在地理和文化上强作解人之后说,“中国不是一个不可分隔的实体,湖南人首先要解救湖南,其次再救中国”;换言之,“湖南的爱国者以建立湖南主权为首要”(the Hunanese patriots would first establish the sovereignty of their own province)(页112)。辛亥革命后,不仅是湖南,其他各省也纷纷宣布独立;史实证明,“独立”是为了自保,或一时间反抗中央政府,并不是要永久分裂,各省并未各自为国,足见在当时历史场域内的“独立”概念,与我们这位作者的理解有相当的落差。
    在叙述《湖南与满清覆亡》的第五章里,在作者笔下,湖南籍的革命党人,包括黄兴、宋教仁在内,也都是为了湖南而革命;然而若按照作者的逻辑,湖南人所组成的革命团体应叫“湘兴会”才对,何以称“华兴会”,要振兴中华呢?华兴会又于1905年加入了同盟会,从具有地域性的革命团体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作者似乎忘了光复会﹚发展成全国性的运动。作者也注意到此一发展与其思维相左,然却辩称,那是黄兴的“妥协”、“权宜之计”(a partnership of convenience),只是表面上与孙中山合作(页132)。于是,作者又回到原来论点:湖南人就是为了他们的独立自主而奋斗。
    作者认知到同盟会成立后,陈天华呼吁超越地域的“泛中国革命运动”(pan-Chinese revolution);然后说陈天华跳海自杀后,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基于国家的泛中国爱国主义,另一封则要湖南维持自己的组织与认同。作者认为这两者是不相符的,不似出自一人之口(页136);其实,爱乡、爱国何矛盾之有?先爱乡,再爱国也在情理之中。但此书作者刻意将之区分,所以力言湖南人只是利用同盟会“来推动自己的精神和目标”(页138)。接着引用湖南人办的期刊《洞庭波》,宣扬湖南民族主义,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湖南人所受到的致命威胁,不仅来自满洲人、外国帝国主义者,还有其他的中国人(页142),甚至说“满洲人、其他各省的中国人、其他国家的外国人从心底仇恨湖南人,想要尽数歼灭南楚民族”。于是湖南成为被压迫的民族,虽参加泛中国的同盟会,但并未停止强烈的湖南“分离主义”(separatism),湖南不宜视为省,而应以“种族”(race)视之(页143)。我们必须说,以中国省籍观念之强,欺侮外省人并不稀奇,但是说各省的人一起来欺侮湖南人,岂非有点奇怪?总之,作者认为受迫害的湖南人“会起来驱逐所有的外人”(would rise up to drive away all but their own)(页150)。湖南人欲建国以自救的作者言外之意,不言可喻。
    作者认为,辛亥革命以后,满清覆亡,仇满失去意义,王夫之又成为湖南人的资产。新湖南的认同,于是在第六章里聚焦于湖南在民初追求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自治。当宋教仁被刺身亡后,湖南的谭延闿宣布“独立”(页158),虽被袁世凯派遣汤芗铭去镇压,但由于船山学社与船山思想在湖南的复苏,引发“湖南省籍主义”(Hunanese provincialism)的全面勃兴(页162) ,惟不知所勃兴的与前述“湖南民族主义”是否同一回事?事实上,作者引述一些不知名的湖南人的说法,湖南从船山“获致独立的特殊能耐”(Hunan's unique capability for independence derived from Wang Fuzhi's scholarship)(页163),于是终于宣布湖南独立(页169)。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反对袁世凯的地方势力莫不宣称独立,独立于袁政府之外,那是反袁而非反华。所以袁世凯败亡后,包括湖南在内的各省,并未继续独立。作者将湖南推向独立之路似乎又中断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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