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末民初的乱世浊象 历史进化论本来承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历史前景，通过竞争与淘汰而实现进步，最终从野蛮社会走向人类共同的文明社会。然而，晚清以来，物质文明在进步，但各种各样的现实与人心之恶也在借势发展。最重要之恶，乃是放弃了道德制约，任凭力在世道横行。晚清古怪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对此有敏锐的察觉。他欣赏中国的清流派领袖张之洞，但对他提出的“中体西用”说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个互相矛盾的双重标准：“中国人就个人而言必须继续当中国人，做儒门‘君子’；但中华民族——中国国民——则必须欧化，变成食肉野兽。”辜鸿铭讽刺“中体西用”说是“道德上的耶稣主义”与“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古怪结合。他尖锐地指出：“当张之洞所教给中国文人学士和统治阶层的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及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这话出自清王朝倾覆前夕，辛亥革命之后果然被这位众所不解的怪杰而言中。中华民国奠基失败，正是败在一代开国者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手里。不仅袁世凯迷信武力，连他的反对者亦是如此，武夫当国，势力当道，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一团漆黑。辜鸿铭对此颇为激愤：“真正的灾难，我说过，不是这场革命，而是革命以来袁世凯当上共和国总统而告终，因为它意味着群氓已将整个中国踩在脚下。” 在民国初年，对力的政治有深入观察和尖锐批评的，是《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1913年，他接连三论精神救国，指出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已成丛林世界：“今日吾国之社会中，亟亟焉为生存欲所迫，皇皇焉为竞争心所趋，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物欲昌炽、理性梏亡，中华民国之国家，行将变成动物之薮泽矣。”一个重义轻利的礼教国度，短短半个世纪，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蜕变？杜亚泉认为，自十九世纪后半期，欧美流行一种危险至极的唯物主义，这种主义以孔德的实验论启其绪，达尔文的进化论植其基，斯宾塞的哲学总其成。当唯物主义东渡输入中国之后，初为富强论，继则为天演论，传播于中上流人士之间，而全体国民皆投入生存竞争之漩涡，认物质势力为万能，以弱肉强食为天则，日演日剧，而不能自拔。杜亚泉对此痛心疾首：“盖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神，人间无灵魂，惟物质力之万能是认，复以残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质言之，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者胜者，使人为劣者败者而已。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道德云者，竞争之假面具也，教育云者，竞争之练习场也；其为和平之竞争，则为拜金主义焉，其为激烈之竞争，则为杀人主义焉。” 一个充满物质欲望的金钱主义社会，最容易建立的是威权主义的专制政体，在私人领域放纵国民发财享乐，声色犬马，而在公共领域限制国民的政治自由，听凭国家权力由各种“有力”的利益集团角逐竞争，而最高统治者通过平衡各种对抗的物质势力，保持自己对主权的垄断。威权政治需要自己的社会基础。袁世凯威权政治的社会基础，除了物质主义之外，还有民初日益弥漫的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 利己主义（Egoism）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不同，个人主义在欧洲是近代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的个人主义在晚清出现，到“五四”开始崛起。而利己主义无论中外皆是古老的东西，它和人性与生俱来。中国最早的利己主义以杨朱为代表，在历史上，以物欲享乐为先的杨朱式利己主义，虽然在日常生活中绵延不绝，成为做得说不得的处世潜规则，然而除了在战国、魏晋和晚明这几个乱世之外，在大部分朝代皆无法在社会上具有道德的正当性。不过作为一股潜伏的暗流，一旦儒家正统思想崩盘，杨朱式利己主义便会迅速在现实中蔓延，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流意识形态。当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借杨朱的传统鼓荡民族国家所需要的个人主义时，利己主义也借船出航。中国人很难区别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区别所在，常常混为一物。于是传统的利己主义以个人权利、生存竞争这些新名词作为其正当性，在公共领域与日常生活之中大行其道，甚嚣尘上。个人主义有权利观念，更有服务意识，而利己主义则惟有追逐最大化的个人利益与快乐。晚清以来的生存竞争学说为利己主义的泛滥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现代理由。南橘北枳，岂不悲夫！ 《中国与达尔文》的作者浦嘉珉指出：“达尔文主义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似乎无可辩驳的论证，即我们生活在一个超乎道德和血腥的世界里，自我保存是其中的唯一道德。”在古代中国，虽然上流社会有虚伪之士，下层社会有唯我之徒，但主流社会的礼治秩序尚能维持，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无法立足。晚清之后，风气大变，一股物欲、利己和功利之风逐渐吞食神州，成为主流，而原来以儒家士大夫为表率的优雅正直超脱的风气荡然无存。辜鸿铭认为，太平天国之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掌了权，中国从一个雍容华贵的国家变成了庸俗市侩的民族。民国之后，在袁世凯以及他的政敌把持下，“中国所有的那些低级、庸陋、粗俗、卑鄙和可耻的东西，现在都得到了充分的机会和充分的‘自由’，可以发展自己了。简而言之，庸俗将成为新中国的理想。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将不仅拥有中国自身的庸俗，还将拥有来自欧美的庸俗”。这位文化怪杰的批评尽管偏激刺耳，但可以听得出他内心的愤怒与无奈，更可悲的是，他讲的通通是事实。 在儒家文化传统衰落、庸俗之风浸润人心的双重背景下，清末民初的上流社会士大夫阶级开始腐败，腐败不仅是制度形态上的，更是精神意义上的。士大夫的腐败到民国成立以后，更是如溃堤一般。张朋园的有关研究表明，清末民初共有三次代议制议员选举，就选举的廉洁程度而言，一次不如一次。1909年的各省谘议局选举，多是上层绅士参选，风气尚正。民国以后，人人欲显身手，进入政坛，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不仅旧式士绅道德变质，而且新式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1913年的第一届国会选举，贿赂、舞弊比比皆是，1918年的第二届国会选举在安福系把持之下，更是公然买票，丑闻百出。社会舆论对政治精英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利己主义在清末民初的流行，与功利主义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钱智修在《东方杂志》撰文指出，吾国与西洋文明相接触，其最占势力者，乃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评判善恶，以实用与否为标准，故国人与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皆以是否实用为取舍。儒家文化本来就有经世致用的一面，到近代经过外来的功利主义催化，实用主义发酵为主流文化传统。近代中国的功利主义与英国近代的功利主义虽然都预设了人性就是避苦求乐，生活的目的就是追求最大的快乐，但二者之间有质的不同。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其在方法上是个人主义，在目的上却是集体主义。但功利主义一来到中国，便与杨朱式的利己主义相结合，一切变了味。钱智修如此描述中国的功利主义者们：“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者，亦以其与一己之私利、一时之近利不相容，而不得不牺牲之。是故功利主义无政治，其所谓政治则一权利竞争之修罗场也；除功利主义无伦理，其所谓伦理则一崇拜强权之势利语也；除功利主义无学术，其所谓学术则一高资厚禄之敲门砖也。盖此时之社会，于一切文化制度已看穿后壁，只赤条条地剩一个穿衣吃饭之目的而已。” 中国式的功利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强权崇拜，伦理上以力为最高价值，在日常生活形态则以生存为第一信条。精神、文化、道德通通成为冗余之物，穿衣吃饭成为唯一的目的。民国政坛为追逐利益而争斗厮杀，社会大众又为生存与享福而拼死竞争。自进化论引进中国，生存竞争的魔法释放出来的三大魔鬼：物质主义、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成为无所不在的社会风气。风气所向，无可抵挡，纵然有良政、善法，一来到中国，便蜕变为暴政与恶法。人心之坏，导致普遍的精神腐败，这比少数贪官污吏的政治腐败还要可怕。 近代中国所接受的达尔文，是一个斯宾塞化的达尔文，是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老子有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活力与物质的进步，也造成了残酷的竞争和恶势力的泛滥。及至今日，莫不如此。达尔文若地下有知，定会像海涅一样长叹一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延伸阅读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美]史华慈著 叶凤美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进化主义在中国》 王中江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