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予敏接受深圳商报记者专访。
    1988年底，刚从中国社科院博士毕业的吴予敏怀揣一种文化使命感来到深圳。入职深圳大学不久，就担任深大首任广告学专业负责人。往后还担任过广告学教研室主任、传播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2006年，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成立，吴予敏担任首任院长。他表示“特区大学，在中国探索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新闻传播学科的新路径，正是时运所济”。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这位思想活跃的学者就已以《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启人视野，立定学界地位。
    2014年底，吴予敏卸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一职。吴予敏坦言，接下来将回归书斋，更好地集中精力研究著述，呈现真正理想的学人本色。近日，吴予敏接受了深圳商报记者专访，回顾了自己近30年的治学经历和学术体悟。
    重要的是内心还有使命感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是攻读文学专业，为何初到深大却是负责广告学专业？
    吴予敏：1988年底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毕业来到深圳。可以说，我是第一个来到深圳的文学博士。当时深大大概只有五六个博士。在上大学之前，我当过印刷工人，做过排版、印刷设计，又作为工人编辑在陝西人民出版社当过文学编辑。我是77級，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本科。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安美术学院教过一段短时间的书，又回到西大读研究生，后来留校教文艺理论，然后就赴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读博士，师从蔡仪先生研读美学。在此期间，大约在1986年适逢新学科新方法活跃，我偶然接触到刚刚引进国内的传播学，很感兴趣，故我用传播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写了一本著作，在1988年出版。到深圳来求职的时候，我就带了两个东西，一本新出版的书，一本博士论文。
    初到深大时，各种原因进不了中文系和大众传播系教书，先在人才培训中心搞了一段培训工作。1989年下半年，我提出要到系里去教书，找到当时的大众传播系管教学的副主任熊源伟老师，他看了我的履历后说，国家教委刚刚批准了我们办广告本科，还没有人教。你来了就是第一个广告老师。我说自己没有学过广告，熊老师说你看你的履历，搞过印刷、设计、美术学院待过、又专门研究文学和美学，企业经验也有，这几方面加在一起就是广告了。就这样我就当了深大第一任广告学专业教研室的负责人。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专业“变化”，您有没有感到理想落差？
    吴予敏：从我个人来讲，一个文化人到新的地方，觉得这个地方充满新的希望，那么他应该是有勇气去探索的。到了深圳以后，经济生活方面应该有所改变，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重要的是我们内心还应该有使命感，作为文化人，我们希望在深圳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发展出一种新的学科。
    把传播学作为研究文化的新工具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在您的专著《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中，首次“将传播学方法引入文化史研究”，可以谈谈当时的写作背景吗？
    吴予敏：我对于社会学、符号学、文化人类学、思想史等理论方法都下过一些工夫，后来偶然接触到传播学，觉得非常新颖，可以用来作为研究文化的新的工具。
    西方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要是研究大众传媒问题。但传播学一些早期的思想，特别是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出现之前传播学界的观念，包括施拉姆本人的文化视野尚属开阔。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关于传播学的系列报告和演讲，被他的学生余也鲁整理成书，我在北京读书时看到了。紧接着我又看了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颇受启发。往后又看了复旦大学祝建华翻译的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该书非常注重以结构性、模式化分析信息传达的过程。这些对我都是很有启发的。过去的文化研究，很少从信息传达的角度来看文化的结构。在我看来，文化是通过一定的信息传达的过程。我将文化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时间轴上的传承，二是空间域的播散。“传承”和“播散”结合到一起，就是我们所要理解的一种文化发展的形态和脉络。这种文化传播又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政治的结构当中形成。所以，传播和文化是一体的。我基本上是用这样的观点和看法重新反思中国文化的特点和类型。所以，我就不同意把文化刻板化、标签化或者观念化，认为需要通过研究传播过程和内在机理来重新理解文化的变化的结构和机理。
    当时我被自己的想法所激动，暂时停下正在进行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写了《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这本册子，当初写时并未想过要出版，只是把接触到的新的传播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相结合时，感到很兴奋，如此形成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思路。书写得并不长，大概20余万字，写得比较扼要。结果出乎意料的是，1988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编辑“蓦然回首”丛书，列进去出版了。这本书也成为华文学界里最早的用传播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在1991年的时候，台湾云龙出版社又出版了海外版，于是这本书也流传到了海外，成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开创期的著作。
    一直处于跨学科研究状态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现在很多人都把您看作国内传播学的代表学者。
    吴予敏：其实很长时间内，我并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传播学者，而是一直处于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状态。传播学者多半都是从大众传媒出发，关注传播效果和功能的。我不是这样，我是立足在文化社会的基点上理解传播现象的。事实上，我也并不太把自己规范为美学研究学者。传统的美学关注的是审美意识和审美形式。我比较关注的是文化和审美经验的互为渗透的过程和机理。在中国社科院读博期间，我对跨界研究是比较自觉的，之所以跨界研究，其实也得益于读博期间的学习环境，同班同学都在同一栋楼里住，有经济学、社会学、哲学、考古学等，而真正同学科的就那么一两人，我们日夜相处在一起。这些同学的导师都非常有名，学社会学的导师有费孝通，学哲学的导师有贺麟，学经济学的导师有于光远，学美学的导师有蔡仪、李泽厚。导师之间观点很不一致，争论激烈，但我们同学之间关系都很好。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能谈谈您与李泽厚的交往吗？
    吴予敏：我和李泽厚很早就认识，在本科时就认识他。在西北大学读书时我当学习委员，蔡仪和李泽厚都到过西北大学中文系开讲座。李泽厚的演讲内容是我帮他整理的，文字处理后我寄到北京，他一字没改起了个标题《走我自己的路》发表在《书林》杂志上，后来就作为他的一本集子的书名了。我到了深圳后还跟他有过亲密的交往。上世纪90年代，他从海外回国时经过深圳待过几天，那时深圳经济非常活跃，我带着他到国贸大厦、华侨城等地，给他介绍深圳的改革开放成果，对他触动很大。
    李泽厚说过，深圳的成就是他没有想到的，所以很兴奋。我还清楚记得，当时我向他介绍深圳正在推进深圳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他觉得深圳很有希望。对于改革开放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趋势，我能感觉到李泽厚从内心是非常肯定的。当时我陪他到锦绣中华，他是第一次看到锦绣中华的表演。最后有一个场景，观众都走到池子里跟演员一起跳舞，我发现李泽厚眼眶里都是泪水，坚持一定要从观众席走到池子里，走到那些演员当中去跟他们跳舞。我认为，像李泽厚这样在思想启蒙时期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对深圳的发展是充满期待的。（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