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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震惊于周围人们对待同胞的冷漠：一边是犹太区的炮声及其带来的黑色碎片，着火的房子吹来滚烫的风；而在附近不远的另一边，则是娱乐场所驯马场的欢腾景象。包括这之后，在不断涌现的新现实面前，人们需要不断放弃来自内心的忧郁和迟疑，远离人们曾经作为生活根基的那些根本价值及善恶观念。 缺乏内在尺度，缺乏“根”，“既不是不道德又不是道德”，成了人们得以生存的前提和条件。而很大程度上，降临到东欧身上的不幸，恰恰是另外那个欧洲全部问题的呈现。比起伏尔泰的年代，通过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发展出来的现代强权，要复杂和精致得多。现代权力机构“匿名、独裁、有功能性但无目的性，由一群身份越来越不公开的人所控制”，基本上朝向一个非人性的方向。这些思想者们提出了自己的警示和方案。 捷克哲学家雅恩·帕托切克曾经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班上的学生，作为哲学教授，他的教学生涯先后被纳粹入侵和苏军入侵所打断，一生中在课堂上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七年。但是这些完全不能中断他深入顽强的思考。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没有工作的他成了这个民族的哲学灵魂。“道德并不是用来服务社会的，它存在的意义在于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不应由人按照自己的需求和愿望来定义道德秩序，相反地，应该是道德定义人。” 匈牙利政治学家毕波，分别担任过这个国家的内务部长和国务部长，工作性质差不多，只是处于不同时期。前一次是在结束纳粹统治之后，任期三年；后一次是在后来被判处死刑的纳吉的政府里，只干了三天，随后被贬抑至死。美国“9·11”之后，他关于“政治歇斯底里症”的幻象分析，重新被发现和评价。 在分析东欧小国的苦难中，他发现一种畸变的政治文化，即习惯性地认为自己一贯受害于大国，从而将一切与受辱有关的论题和国家荣誉联系起来，怨恨心理占了上风。而一旦被“受害者”的感情所充塞，出于强化自己本身软弱的情感，这个人（或这群人）会进一步想象加害者的庞大威力，因而处于亢奋不安当中，又被各种各样无名的恐惧所支配。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群）人便不能够培养其恰当的责任感，不能感到需要自己和本民族对眼前的事情负起责任，而认为一切都是别人的过错。结果造成一种“反民主的民族主义”，它极易演化成一种歇斯底里症状。 这种症状通常以集体的形式而发作——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人们不论过去与今天，稍近的与遥远的，全都混作一团，由此形成一个自身的封闭系统：整个群体在幻想的解决方案中躲藏起来，以逃避现实世界的攻击。结果是人们与现实的关系越来越不真实，与自己的关系也越来越虚伪。所有政治歇斯底里症都伴随着一个症状：错误的自我评价的倾向。 所有这些思考同时也表明，“反思”如何成了今天知识分子的工作。这种工作甚至可以不依赖某个现实进程，成为一项与现实相平行的独立事业。这本《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德］扬－维尔纳·米勒著，马俊、谢青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5月），剖析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两德统一前后，西德知识分子的种种思考和方案——而其中任何一个都没有被实际的统一进程所吸收。 君特·格拉斯始终认为德国不能统一，主要理由有：这是一个曾经犯下滔天罪行的民族，因而需要持续地惩罚；统一会令人遗忘历史，统一的德国民族可能会导致新的灾难。格拉斯的结论也许不必理会，但他坚持记忆历史、记忆苦难的精神令人动容。 哈贝马斯对于统一的迅疾速度感到担忧。他建议一个全德宪法公投，目的是在东西德之间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也许能够落实的是给东德人一个宪法爱国主义的速成指导。但是西德人不愿意拿他们的宪法冒投票之风险，而且东德人此前已经投票通过加入西德。哈贝马斯的建议没有人听。然而由他发展出来的宪法爱国主义却在这项讨论中得到延展，并发挥着持久的影响。 这就是：构成新的爱国主义基础的，是对于法律和共同自由的热爱，是聚焦于政治共同体中政治权利和民主程序，是自觉地肯定人们互相之间的政治原则，而不是对于现成的“传统”、“群体”或“民族”的认同。 但是哈贝马斯对于东德人们的了解和印象，还是让我吃了一惊。他承认自己就是感觉不到与东德的政治发展有什么联系：“像我们这样的人，更多地是对意大利或法国或美国的战后历史有同情，而不是民主德国。民主德国的历史不是我们的历史。这对我的子女一代人来说甚至更为真实，人们必须有权不带感伤地说出这句话。”他甚至认为1700万“未经教化”的东德人对于资本主义和消费品的渴求，意味着（西德）审美上及政治上向1950年代小市民的倒退。这个描述当然不雅，但是值得深思。我也顺便想到了那年此公来北京，引起这样那样的争论。所有这些中国的议题，对于哈贝马斯，肯定更加遥远。与统一的进程相伴随，90年代兴起的“新右派”，其表述也很有意思。在不长的时间之内，他们出版了两本书《西方纽带》与《自信的民族》，其中文章被称认为“质量各异的”（对不合格的委婉表达），但“没有一篇是能被称之为学术性的”。他们的年龄比起68年一代来说，显得太年轻，但比起80年非政治一代来说，又太老了。他们觉得自己始终是受压制的。不过他们从左派学者那里，也学到了一点东西，就是再度获取文化领导权。他们喜欢互相之间引用彼此的著作。还有，他们不喜欢女权主义带来的成功。 (责任编辑：admin) |